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了解、研究十月革命，并对其作自我“解读”，即从中国的社会变革需要出发作出了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解读过程，离不开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国际国内局势、东西方文明等许多问题的全面理解和认知，即离不开当时国际外部世界和国内内部世界两个方面所构成的语境：在国际上，主要是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等；在国内，则主要是新文化运动，以及段祺瑞的政治统治等。1914年7月，在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李大钊来说，他不可能不对此事有所阐发。但在“一战”初期，李大钊论述这方面的文章却不多，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材料来看他对“一战”的关注情况。日本健行社在1915年4月出版发行李大钊、张润之合译的《中国国际法论》中有三则广告，其中一则是李大钊的新书——《世界风云与中国》的预告。李大钊认为：“世界既沉于战乱之中，则凡立国于世者，当无不受其影响。中国与巴尔干，同为列强势力集中之点，此后存亡之运命，愈见逼紧，凡在国民，宁容漠视。”李大钊还指出其写作目的在于在此世界风云战乱之中，对中国之命运“检举东西册籍之要”加以论证，以“引起民族国家主义之精神”。但该书未见发表，迄今仅见发表于《通俗》杂志第1期的《欧洲战事谈》。虽然在“一战”初期，李大钊对“一战”的论述并不多，但这并不能说他对“一战”不了解或是漠不关心。因为李大钊在1920年6月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日文杂志中有很多均载有介绍“一战”内容的文章。如他捐赠的《东亚之光》第10卷第7号（1915年）上即刊载长漱凤辅的《对欧洲战争的权威评论》一文；《外交》第1卷第6号（1915年3月15日）上刊载长漱凤辅的《欧洲战争的外交真相》、大西猪之介的《欧洲大战记》、蜷川新的《最近欧洲的报纸》等文；《国家及国家学》第3卷12号（1915年12月）上刊载长漱凤辅的《巴尔干的形势和交战诸国的革命》等文；《中央公论》第30卷第6号（1915年6月）刊有吉野作造的《答〈欧洲动乱史论〉的批评》二篇；《六合杂志》大正3年12月号刊载安部矶雄的《大战后的欧洲各国》等文章。
在“一战”初期，李大钊反对非正义的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对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指责。由于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卷进了战争漩涡，无暇东顾，日本则进一步鼓动袁世凯称帝，以换取“相当之报酬”。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二十一条》提出以后，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日本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于四十八小时之内全部接受，与此同时开始向中国东北、山东、天津等地增兵，进行战争恫吓。袁世凯为了求得日本对其帝制复辟的支持，在日本武力胁迫下，除第五项要求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浪潮。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召开大会，反对订立卖国条约。为此，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文告等有关文件。这时的李大钊对袁世凯的面目有了清晰的认识，积极投入到反袁斗争当中，并执笔撰写宣传材料《警告全国父老书》等。
至“一战”中后期，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欧战的文章，如《战争与铜》、《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上）》、《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大战中之民主主义》等，对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战争带来的危害、欧战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欧战的结束取决于什么样的因素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通过分析和研究，他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战争的性质和消除战争的方法、途径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论断。如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进而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他指出：“……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揭露出非正义战争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对社会物质文明和人类本身的极大摧残，而且“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这对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李大钊认为，只有提高对于战争危害性的认识，提高人类文明建设水平，通过人类创造文明之努力，才可能达到消弭战争。并且强调指出这次大战的结束，“不是联合国的武力”，“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毋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功业”。他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敏锐地向国人引介人类文明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潮流，并极言“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
在“一战”结束后，李大钊又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撰写了《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中国的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等文，阐述工人阶级、农民阶层的历史作用。在1920年8月发表的《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中，他联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事实，阐述了战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在1923年1月发表的《平民主义》一文中，他指出：“战争必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与阶级的存在是战争的真正起因，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人类才能最终消灭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兴起的“公理战胜强权”与“民族自决”的宣传，在中国广大知识界、进步舆论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改变国家屈辱地位的强烈愿望。1919年4月下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尤其是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等要求均遭拒绝的消息陆续传回国内，至5月初，中国外交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激愤之情达到极点，遂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五四爱国运动，不仅使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深深陷入到民族危机感之中，而且日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迫使他们开始尝试着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以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解民族于倒悬。李大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中国知识阶层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怀疑一味学习西方，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则使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产生新的觉醒，转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由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更多的人则逐步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的一条共同历史道路。
13.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知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人胡贻谷。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讲述欧洲各种社会主义的译著《泰西民法志》。系由李提摩太托胡贻谷翻译的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与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建树。但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十分准确，而且印数极少，所以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介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它给苦苦思索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先行者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一鳞半爪，影响范围极其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当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尔涉及，不但无意传播它，而且往往对它持批评态度，故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国人更多的关注，开始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深刻而科学的理论，而且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处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此时的李大钊，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认真思索俄国革命的真谛，其思想认识也日益深刻。
等介绍十月革命的政论文，客观分析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方向。
他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发生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迅速介绍到中国，是基于他长期以来对世情、国情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思考，基于他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这说明在当时他已经把中国革命纳入到20世纪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考察。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断言：
“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通过明确肯定十月革命所代表的新的历史方向，李大钊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李大钊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表现在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之需要，用于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需要。他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很显然，李大钊不是单纯在歌颂十月革命，而是真正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有了比较正确而深刻的认识，言其“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即把十月革命纳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范畴加以考察，并从马克思主义是“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向国人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第一次用“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名称，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为一个整体，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很简要地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科学的理论。他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以下重点谈一下李大钊的唯物史观。
在中国，李大钊是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先后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史学概论》、《史观》、《史学要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阐释唯物史观的名篇，对唯物史观的性质、方法及和哲学、科学的关系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着重从五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一规律。他说：“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历史的连续，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历史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人事当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找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这里所说的普遍的“理法”“一贯的法则”，即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李大钊把社会喻为建筑，认为社会分为“基址”与“上层”两部分。其中，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解决。“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