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郭沫若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感觉到“幻美的追寻”在一点点破灭。
《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三个刊物，把创造社的文学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这是创造社活动的鼎盛时期。但主要依靠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人来同时维持三个文学刊物的运转，实在是力不从心，而且生活的负担，对他们构成很大的压力，“笼城生活”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
先是《创造》季刊的出版实际上停顿下来，接着，郁达夫北上去应聘于北京大学。郭沫若不赞成郁达夫去北京，说是他走了，刊物难以维持。成仿吾却赞成郁达夫去应聘，他以为大家都集中在上海滩也不是办法，可以散开来到各处去发展。郁达夫走后不久，因为其隶属的《中华新报》借口资金困难，《创造日》不得不停刊，《创造周报》也成了强弩之末。前期创造社的活动开始消歇。
更让郭沫若烦恼的是一家人的生计问题。挤在民厚南里的小房间里，就像生活在牢笼之中。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使日常起居都那么不安定。安娜觉得到上海近一年了，一家人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安娜带孩子暂时回日本去住。1924年2月，安娜带着孩子由郑伯奇陪同回到福冈去了。
一个人留在上海，郭沫若的情绪并没有安定下来，反而更加焦躁。热闹喧嚣过去后的沉寂，让郭沫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曾经充满自信的“开辟鸿荒的大我”，得到的是“日日朝朝新尝着诞生的苦闷”。期望以文学美化人们的灵魂，从而实现一个“优美醇洁的社会”的努力，结果是“幻美的追寻”的破灭。郭沫若感到，无情的生活现实一天天把他“逼到了十字街头”，他处在进退维谷的苦闷中。
他把这些苦闷、烦恼、诅咒都写进了《歧路》、《炼狱》、《十字架》（《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小说中。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走到一个人生十字路口的郭沫若，思想上开始酝酿着变化。反思这几年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伴随着而来的精神困惑，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又面临新的选择，必须有新的思想动力来突破意识上已有的藩篱。4月初，郭沫若又一次东渡日本。
两个星期后，郭沫若给成仿吾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半月以来只在译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家，郭沫若现在要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作为维系他生命的梦想了。
其实，早在九州帝国大学读书的时候，郭沫若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那是通过另一位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不过，那是当时他广泛涉猎西方文化思想时的一个阅读、了解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派别中之一种为他所认知，至多也只停留在他“意识的边沿”。
这次来福冈之前，郭沫若因为接触到“孤军社”，并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开始“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他已经意识到：“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他凭着一股热情在文章中吼过一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到兵间去”，“到工厂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郭沫若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感受着的一种憧憬”，于是他想到了河上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成书前，陆续发表在《社会问题研究》上，郭沫若零零星星已经读过，所以一回到福冈，就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仔细地研读了。从河上肇的书中，他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比较“系统的本质的认识”，获得了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必然会有的历史“蝉变”的认识。
郭沫若一边研读，还一边翻译，用了50天时间，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出来了。这时的郭沫若有种茅塞顿开，甚至脱胎换骨的感觉，他兴奋地给成仿吾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得了关键。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
在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背光”后，郭沫若开始清算自己此前的思想、生活。他把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章编成一本《文艺论集》，作为“凿死了”以往自我的“坟墓”。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
……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便是这个意思。
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文艺的生命。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郭沫若为自己的人生旅程确认了一个新的航向——去做“为大众人请命”的事业。这样一来他发现，羁身日本离国内的社会现实太遥远了，离国内的文坛太遥远了。他信告成仿吾说：“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
1924年11月，郭沫若携全家从福冈回到上海。刚到上海，他就准备动手翻译《资本论》，他要直接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去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为此制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也得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庶务主任何公敢等一些朋友的赞同、支持。然而，这个翻译选题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通过，因而流产。后来，在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又一次准备翻译《资本论》，仍然因为出版的缘故未果，终是留下一个遗憾。
12月初，郭沫若应孤军社之邀，与创造社小伙计周全平一起往江苏宜兴一带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调查江浙两地的地方军阀卢永祥、齐燮元前不久交战所遗留的战祸。调查工作历时一周，时间不算长，但这是郭沫若生活经历中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他初次得以带着理性的目光去实地观察、认识中国的农村、小镇和那里的现状。他在调查记录中这样写道：“一个阶级吃一个阶级。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田地里劳苦着的农民，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阶级吃食，他们的血汗熬尽了，剩着的枯骨也还要熬出油来，滋润老爷、揪脚们的肠胃呢！”“像这样的形势，不仅是限于江南，我恐怕我们全中国都是一样罢？泱泱中国一天一天地沉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认识到这样的中国社会现状，郭沫若批评那些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究竟是取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不过是些“饱读了东西洋杂志的论客”无谓的争辩。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迫切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便施行国家资本主义——适合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
从《女神》时期昂首天外，以飞扬凌厉之姿俯视人生社会，到把目光放到了水平线下，直面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转换了自己人生的方向标。与此同时，他和创造社的朋友们也开始了文学活动方向的转换。
郭沫若与创造社在文坛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接连撰写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等文章。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第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必然性：
“社会上有无产阶级便会有无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是“为大多数人们的文艺”。他希望“矢志为文学家”的青年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
从“五四”前夕的“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展开，五四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