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高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讠斤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讠斤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势力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曾国藩是一个有着坚挺的外王精神，厌恶夷蛮气势的人，但他的内圣修养也使他成为了一个抱有”早绝天娇荡海氛“的坦荡胸怀的人。
曾国藩深知，真正实现”外王“之法，必须在于民族的自强，靠大量精英的坚挺来实现民族的振兴。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复王家璧“的文中写道：
当年我所作的檄文，偶而涉及粤匪的教义，天父天兄、昆父姊母，伦理纲常紊乱不堪，文字粗陋浅薄，不值得称述。但近来有好事者与檄文痛加诋毁天主教，措词下流污秽，四处张扬传播，闹出了许多事端。我认为我们要想胜过对方，不必斤斤计较，尤其不应在口头文字上逞强。若使全国官员都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全国将士都能战能守，从上到下事事可以对人，对方也不会对我们产生轻视之心，而且会渐渐对我们变得敬重佩服。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潜移默化，转弱为强。现在审时度势，权衡力量，我们没有什么可倚仗的，仅凭一时快意不过是扬汤止沸之举。将来召致侮辱，岂不是掩耳盗铃。外省的情形，京都内知之不详。阁下如能听到什么言语，还请多看多听，公正评判，那么您思考的就算深远了，带来的好处也够大了。
靠几篇诋毁洋教的咒骂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坚挺起来，转弱为强，才能以”外王“之像立于不败之地。在曾国藩看来，眼下最紧要的是”师夷“，不惜重金聘请洋人传授技术。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七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
容闳去年曾经来过安庆，我认为这个人长期生活在西方，对洋人的事务很熟悉，就打算通过他聘请有知识有技术的洋人来为我们所用。如果真的招来不少人，则开办工厂不仅仅在浦东，也不仅仅在湘潭，凡是两湖近水的偏僻之县，均可开厂。比如湖南的常、澧，湖北的荆州、襄阳，沿长江的地区都有不少的好地方，这中间已有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等人经营，内地也有不少有技术的工人，等我与容君相商，请他出使各国，广泛罗致洋人。如果须要携带重金，请和少荃商谋解决，即使万金也不可吝惜。那些善于制造洋火铜炮的人，更要多多招募才是。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以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大臣会衔入奏，请清廷批准。他们的办法是先设一个专门机械，派专人到沿海各省选拔一些聪明的小童，派往外国学习，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乘船放洋。在外国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费用则综计首尾二十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年拨款六万两，由江海关在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管理及教授人员，则正副委员各一，每员月薪四百五十两，翻译员，月薪二百五十两，教习二员，每员月薪一百六十两。留学而自带教习者，”随课以中国文义，俾议立身大节“也。至于派学的理由，奏折中说：
西人求学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画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地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第一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出国，由陈兰彬、容闳带领，其中有梁敦彦（十五岁）、黄开甲（十三岁）、詹天佑（十二岁，籍贯报徽州府人，但在广东出生），后来皆有名于时。第二批于翌年五月出洋，第三批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九日放洋，这一批中有香港名流周寿臣，其他著名者为唐绍仪、梁如浩（均十二岁）。第四批则于光绪元年（1875）九月放洋。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闳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为丁日昌。
容闳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咸丰五年（1855）、咸丰十年（1860）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咸丰十年（1860）提出的建立新式教育，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同治四年（1865）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进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像国内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先进与保守的矛盾斗争在赴美国留学问题上也是尖锐的。驻美委员容闳名义上是副职，其重要性却居首位。容闳与洋务派的结合是他的”西学东渐“主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中间有很大矛盾。前者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出发的，后者则是从维护清封建统治出发的，派顽固守旧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李鸿章曾将陈、容作过对比，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较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
这里所说”大体“，从根本上说，即是封建制度的”大体“.李氏明确描述容闳的作用说：”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陈、容的结合，实际也是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以封建顽固派为主导，借用容闳的外国关系和外国语言文字的技巧而已。这就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矛盾的根子，在坚持封建性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对立。容闳的目标，要将幼童培养为系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的陈兰彬为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仅仅是培养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办理外交所需的洋务人才。这一点李鸿章讲得也很明确，他说”挑选幼童赴美国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这就是教育章程中坚持规定孝经、五经等课程的由来。”体“”用“矛盾也随时表现于日常生活。容闳概括地说：
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礼拜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
这些事，始而是陈兰彬与学生的冲突，逐步导致陈、容之间的冲突。在陈兰彬看来，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矩，剪发辫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光绪二年（1876）因剪发辫等事而被撤回的幼童学生就有九名之多。这当然是容闳所不以为然者。矛盾发展到陈兰彬推荐吴子登继任监督这一年而更为尖锐。光绪元年（1875）陈回国，区愕良代署，次年区回国，陈兰彬荐吴于登继任。吴较之陈的顽固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容闳说陈兰彬之荐吴自代，是”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的表现。从此”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确实，吴子登肆意攻击，说容闳听任学生”放荡淫佚“；说学生”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酥教“等等。吴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极力建议将留学生撤回。
陈兰彬、吴于登的反对和攻击不是孤立的，国内顽固派与之遥相呼应着，”士大夫议者纷纷“，光绪六年（1880）左右达到高峰，他们说”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无实效“.李鸿章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倾向于顽固派，他带着妥协的口吻对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他为此写函给容闳，”嘱勿固执己见“，并”令其不必多管，应由于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更促使加速撤退留学生。在议论撤银留学生问题时，吴子登始则主张”悉数可撤“，继则认为，”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陈兰彬则”坚持全裁之议“.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翌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九十四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二十六名），其中头批二十一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闳帮助下又到美国至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惧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磋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光绪二十六年（1900）梁启超游美国哈佛时，谈起二十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深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