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容宏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19日拜会了洪仁王干，提出请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王干对此很感兴趣。但过了几天他却婉拒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容闳便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他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之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之信，作出了同样的邀请。容闳怀着疑虑曾国藩会因他曾投奔天京而将加罪于他的心情前往安庆，到后方知：原来曾国藩听到幕僚们介绍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无日不思一见。容闳一到，曾国藩便立即亲自加以接见，不仅对他敬礼有加，还主动征询、虚心采纳其兴国良策。对于容闳提出的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欣然接受，而当即委托容闳主持其事。后来他还大力支持容闳派少年儿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容闳从亲身经历中，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崇敬之心，极言称颂曾氏”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疑，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
容闳主动跑到天京条陈振兴中华、振兴太平天国的大计而未受洪秀全重视，未被采纳；他满怀热情而去，怏怏不乐而离。曾国藩则再三邀容闳前往一见，主动征询计策，对他言听计从；容闳惴惴不安而去，欣然受命而离。--洪秀全与曾国藩对待人才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知人善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4.广收延揽，网罗人才
纵观曾氏一生，对人才的选拔、培养，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过人之处。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极一时之盛“.他说：”君子有三乐，’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各种才干的人物聚集在曾氏周围，从而保证了其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实现。太平天国首领之一石达开说过，曾氏”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与曾国藩颇有矛盾的左宗棠曾在挽联中叹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曾国藩的人才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人才的重视；寻求发现、造就人才的途径。
曾国藩重视人才，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他概括为八个字。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日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指广泛访求、网罗人才。这是延揽人才之道。主要有以下三点：
（1）”衡才不拘一格“
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凡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他说衡人”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条例困倔奇男子乎！“曾国藩认为，当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只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于城腹心之用“.为此，曾国藩认为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如果过于苛求，则庸人反得幸全。“曾国藩本人对于人才的延揽正是不拘一格的。薛福成说他”在籍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金王王、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惮获各尽所长。“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骜诈“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2）求才不遗余力
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的时候，他时时谍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
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土，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土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访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砺，”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3）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蚨，即青蚨，是类似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实则岩搜谷米，楚材晋用，而故山反为之一空。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悸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用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慎用“，就是知人善用。曾国藩说：”办事不用外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质地好的木梁可以撞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鼠洞。不可以用强壮水牛去捕鼠，也不可以骏马守望家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利钝，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愤事，曾国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5.悉心培育，造就人才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说：”权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胸熔造就。“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聪俊愿悫，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他在《劝诫绅士四条》之四”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