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
”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医治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他人？谁没有伤害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呢？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过错虽然美丽，但改正过错就更加美丽，况且很多过错却是丑陋无比的呢！改正一个过错，哪怕它很小，很轻，它都会使你身心更加轻松，无愧无悔。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不妨体验一下改正过错的感觉，虽然有那么一点难堪或难过，但是同时你也感到踏踏实实、坦坦荡荡、自由自在。还是说你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意识到了情不自禁地想她是不好的，如果你改变一下思维呢？这个姑娘很美丽，所以这个世界也很美丽；她很幸福，我曾看见到这个姑娘，所以我也很幸福。同样是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动机不同，心境也不同。
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他说得太好了。
曾国藩名号很多，他乳名叫宽一，名字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唐鉴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的解释是：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又）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古人把己身当作先人的身体的延续，比如自己享福，说成是享祖上荫德）。困知勉行（知难而进，勉力而行），期（希望）有寸得（一点收获）以无失词臣（文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安逸）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纵情砍伐）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燃灯（点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乘虚而入）。庶几（也许）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自己）速死。
诚（果真）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处理不仰仗）俯蓄（省有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同治十年（1870年）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自己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仅（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各种美德归属于他“,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静神宁，莫然无愧，才能四时安平处处顺利，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养生主》）。
3.效仿古人怡性养生
曾国藩把修身与治国、救世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极高境界的精神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曾国藩是按照中国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要求自己的，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曾国藩是中国儒学传统钅容铸的典型人物，由此可见，修行与治平在他看来是决不可分的。曾国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名为”八德“.即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
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中又唯勤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不仅率先习劳，而且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寒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刚。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品格。他说：”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明。”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前者看指精明晓畅；从后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冷静权衡的平实态度与眼光。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在此，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而八德的形成，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所谓治心之道。这不仅需要时时事事身体力行，尤其需要一种精神本体上的通达。于是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三个层次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然而，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级“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曾国藩对理学的”静“则达到了自我感悟。他认为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致此，神明则如日之升，身定则如鼎之镇。否则，既使深闭固拒，心如灰死，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这也就没有真正的静。
可见，曾国藩对理学已有了很深的体悟。其神明如日升，身定如鼎镇已可做为为人的座右铭来遵守了。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使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
要从这三层深入修练，达到”内圣“心法的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与否，盖（大概）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只有自己一人知道）。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两次说到）慎独。果（真）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努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切实）实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他与人交心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要表达了，还有他没有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的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呢？为什么说人心叵测？道理就在这里：人的心理极而言之就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