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顿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心中焦虑，渐渐忧急成病。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围城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迫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当金陵攻下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功名盖天下，而谤亦随之，因幼主逃亡，他根据报告业已焚死，就和左宗棠、沈葆桢打了不少的笔墨官司，甚至于绝交！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金银如海，则实全无所得，又仓卒把李秀成杀了，于是群言嚣嚣，都说曾国荃有毛病。曾国荃愤恨致疾，告假回家，把所部湘军二万五千人，全都遣散。
9.凭”悔、硬“双诀闯天下
曾国藩曾作联云：”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他的悲观是对乐观的悲观，他的乐观是对悲观的乐观，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曾国藩援引朱熹的话说：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朱子将《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于是就有了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曾国藩特别解释说，”贞字即硬字诀也“，于是就有了一条处世秘诀：”以硬字法（效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开启）春生之机“.
硬字，曾国藩也称为”倔强“，他祖父星冈公曾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他自己也认为，”功业文章，皆须从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以’倔强‘二字做出“.初出山时，曾国藩刀光闪闪，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不就是初试一”硬“字。在百端拂逆之际，艰苦卓绝之时，他也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的”结硬案，打呆仗“，”屡败屡战“不也是得力于一个”硬“字。
如果仅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还得力于一个”悔“字，”悔“字是从内省中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或反省，也反映出曾国藩智慧的一面。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整月整月地研读《易经》，自然受到了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推思想的影响，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来告诫自己和家人。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亦行亦藏。正是这种思想使自由地游刃于天地之间。
曾国藩还把”恕“、”忍“与刚强合二而一，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独特的处世之道。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作”夫子“的一项重要的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包括在”柔“字之中。曾国藩一生刚强，却又极重柔道。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曾对曾国藩之孙婿、曾纪泽之女婿吴永口述过一段往事，来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处世之道。李鸿章说：
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关于这第一条的”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吴永肯定老翁”躬自入局“，算是对这个故事的深意的一种理解。近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唯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但也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这使曾国藩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曾国藩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又求田问舍，内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么，这样的人家断定是绝对不能长久的。
10.处世精明方可全身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作为朝廷大臣的曾国藩，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他便会有草木皆兵之感。但是，凭借他为官的精明，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但这种应付，未免要违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这份精明。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反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励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恒、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片中得知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王大臣八人中，载恒、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衷心地拥护了。
身在官场，时时都会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当挑战来自朝廷时，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有趣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这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看出来。
一次是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4月22日（闰三月初二）占领舟山，5月27日、6月8日先后侵入大连和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之后，于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八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率领大批妃嫔和大臣匆匆忙忙逃到热河行宫去了，只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当时僧格林沁节节败退，京畿的另一统兵大臣、光禄寺卿胜保也惊慌失措，于八月十一日（9月25日）上了一折，请求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同一天，咸丰帝便下令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兵勇二三千人，由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道上谕，曾国藩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才接到。这天，朝廷催鲍超北援的谕令，”凡四次“.又恰恰在这天晚上二更，曾国藩接到了湘军先天在徽州大败的战报。太平军在夺得皖南的战略要地宁国之后，又夺得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徽州，这使曾国藩本人率部驻扎的祁门前无屏蔽。两件事接连而来，曾国藩极为震惊和痛伤，”竟夕不寐“.他既要对付正面的强大的太平军的进攻，又要派出自己得力的霆营北援，实在是两面艰难。他自述道：”自徽州失守，京信危急，弟实忧惶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他于八月初七日写道：”夷人占据天津，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睡不甚成寐，不图时事决裂至此。“又于九月初三日写道：”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他不断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商讨北援之事，又写信给左宗棠问计求助，说：”弟忝窃高位，又窃虚名，不能入吴，不能入越，并不能保皖，闻此大变，又不能星速入卫，负责旁皇，莫知所措。目下应如何自处，是否弃此而北？求飞速示知为荷。“当时，他的左右大都人心浮动，议论不已，”颇多“，加上”宁防败兵，徽防败后，楚师败兵，数近二万，纷索饷“，”纷纷多事，日不暇给“.他”又不得不强颜抚慰，镇定人心“.曾国藩处在汹汹大浪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