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久良在三岔路口埋下一尊路神，他默默地请路神报个信，叫儿子回来一趟。不能回来，写封信回来也行。
有人说，你儿子有出息了，当上老板了。他觉得不可能，好心的人是逗他的，坏心的人则是讽刺他的。有人说，你到香溪打个电话问问他，就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了。他有时也动心，想去打个电话。但一想到打通了没什么好说的，又踌躇起来。
是他叫儿子不要回来的，话说得太毒了，那样的话只有恩断义绝的人才说得出来。
前不久，村子里一位老人特别想远在浙江打工的儿子，打电话说自己快不行了。老人的确生病了，但离死还远。儿子急匆匆赶回来，老人的病好了。儿子很生气，说他是辞了好工作回来的，再去哪里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老人过意不去，把儿子寄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他一分没动，有些是几年前取来放在床板下面的，大股霉味。儿子不要钱，他还在气头上，他说，下回真要死了再给我打电话！老人越想越难过，想到天亮，把自己吊在房梁上，遂了儿子的愿，死了。
这事对文久良震动很大，他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一夜未眠。有时候为老人不平，有时为自己不平，这种不平犹如万箭穿胸，既难过又难受。
这些难受全都说不出口，它们慢慢郁积，即使偶尔忘记，重新想起时也会更加汹涌。他还记得上吊的老人年轻时犁田的情景，不管脾气多么暴躁的牛，到了他手上都会皈心伏法，他暴喝一声，好多牛都会打抖。现在呢？他在哪儿，在天上？在地下？在阴间？阴阳两隔，如此近又如此远。
文久良望了望远山，远山层层叠叠；望了望天空，白云缓缓移动。感觉路神应该吃饱了，喝足了。他把酒瓶收起来，在小路中间挖了个坑，把路神放了进去，默默地祈祷了几句，然后盖上细土。在他的想象中，路神一旦上路，就会像箭一样快。
白狗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煞有介事地东嗅一下西嗅一下，中途拐向一块稻田，把在谷桩之间觅食的翠鸟赶飞起来，文久良这才注意到，太阳已经下山了。
四下静悄悄。黄昏是慈悲的。
从峡谷里的人记得谢神节那天起，每家每户的神都是从文久良家请来的。谢神节那天，长老带着峡谷里的当家人，敲着锣，放着鞭炮，背着祭品去祭土地神、山神、路神、稼禾神，祭山神的时候，由长老选定一棵树，用斧头“批”一个记号，这棵树别人就不能乱动，只能由文久良家的人选定一个日子把它伐倒抬回家，把它雕琢成各种各样的神。
峡谷里的人在谢神节那天把保佑了他们一年的神送上天，也就是给它们吃喝一顿，然后烧成灰。它们的吃喝是想象中的，最后全都让人吃了。把旧神送上天，第二天再到文家去请新神。
文家把一年来雕琢好的神摆放在堂屋，去请神的人不用打招呼，把口袋里的东西倒进方斗就可以把一尊或几尊神请走。他们倒进去的东西有豆子、大米、荞子、包谷，内容没有拘定，多少也不拘定，看各人的心意和家境。文家的女主人会时刻留心，等请神的人走出院子，突然从菜园或者竹林后面钻出来，把一个什么瓜，或者一束菜豆，甚至几根白菜萝卜装进那人的口袋，以免人家拿个空口袋回去而让她难为情。
文家雕刻这些神不希求吃，不希求用，不希求穿，更不希求钱。他们不是手艺人，白天种地，晚上雕刻。为的是让峡谷里的人得到神佑，他们乐于承担这份额外的劳动。
别人提来的豆子、大米不是给他们的，是供奉给神的。文家的人在它们没有生虫、没有被虫棉连成条之前，是不会去拿来吃的。只有放不下去了，已经被虫子蛀空了，神都不爱吃了，家里的女主人才去拿来，筛选一遍，倒进自家柜子，和着自家种出的粮食一起吃。女主人倒这些祭食的时候，还会唠叨两句：神神，真是不识贤啰。意思是，神呀，你们已经不珍惜它了，就让我拿去吧。
斯时，外面乱纷纷的，中国人正和日本人展开生死搏斗。虽然战火从未烧到这片高山远水，但战争的消息不时传来。虽然传到这里已经变样了，但同样让人恐慌。在恐慌之中，对神的求助更虔诚了。连乡长、保长也来文家请神。文家住在山谷之上的山坡上，单家独户，却在整个山区享有自然形成的、稳如磐石的威望。
他们不用雕刻这样的字眼，而是觉得神本来就在木头里，他们不过是用双手把它请出来。一块木头到了文家父子手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里面藏着什么神。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手、他们的身体，是和神相通的。不同的木头雕出天神、地神、稼禾神、山神、路神，不是他们选择的，而是神自己告诉他们的。
峡谷里的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自己也深信不疑。
与神相通的人家，应该说事事顺遂。可神似乎并不特别关照他们。头一件，文家在峡谷里活了好多辈人，就有好多辈人是单传，女子一大堆，“擦耳岩的姑爷，十字坳的瓦角”就是比喻某种东西特别多，多得不正常。第二件，文家那个唯一的男子，一定会在二十岁左右生一场大病，并且一定会落下后遗症。轻则脚趾头干枯萎缩，重则腰脊弯曲。他们信过医，倒在竹林里的药渣足可以给半地田施肥。也信过巫，巫师说他们家的人不能照镜子，照了镜子雕琢神像时，会不由自主地带上几分自己的相貌，让别人把自己相貌当成神供奉，当然会落灾落难。文家从那时起不但没照过镜子，连从水塘旁边走过也害怕，担心一不小心看到自己的相貌。家里脸盆菜盆铁锅全都有盖子，以避残留的水照出他们的相貌。文家的男子从来不在家里洗脸，洗脸时跑到菜园里，捋青草上的露水来洗。这不叫洗只能叫擦，奇怪的是他们的脸比峡谷里其他人的脸都要白净细嫩，年纪一大，那种细嫩缺少婴儿肌肤的光泽，是一种薄薄的布满皱纹的嫩白，尊重他们的人会更加尊重他们，似乎那是一种仙气。可一旦有人因为什么事不喜欢他们，比如请回去的神不灵验而怪罪他们，那种嫩白就极可能成为被取笑甚至被辱没的对象。
困扰他们的第三件事，是他们与所有的人和善相处，像神一样不说别人长短，可这并不能抵消某一天某个人突然给他们一点难受或者难堪。比如无中生有的怀疑、猜测，或者因为一点小小的利益产生的嫉妒。文久良的父亲有一年烤了桶烧酒，他不喝酒也没烤过酒，是那些请神时供奉的粮食被虫蛀得太厉害了，已经有一半成粉状了，人不能吃，喂猪又觉得有罪，因为这是粮食。于是听了一个姑爷的建议烤了一桶烧酒。有一户人家娶媳妇，把这桶酒买了去。村里有一个人便说，文家靠别人供奉的粮食烤酒发大财了。说这话的人并不相信文家真发了什么财，他只不过是图嘴巴痛快；他并不否认文家的为人一向是恭谨节俭的，但他就是忍不住要把那样的话说出来。这样的事对生活毫无影响，难听的话会被风吹得了无痕迹。但这对文家老老少少的伤害，是一时半会儿难以疗就的。让文家的神匠们无法理解的是，神既然洞明一切，又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发生？
却也作怪。
文久良从小跟父亲学雕刻。父亲没有脚趾头，走路有些摇晃，但他从没摔倒过，走起路来甚至比脚趾齐全的人还快。父亲还有一个绝活，他可以用光脚踩板栗球，不管是刚熟的板栗球还是金针已经发黄的板栗球，他都能用脚板硬生生地把板栗碾出来而不受伤。他二十三岁得病，正在腐烂的脚趾头不能穿鞋，春夏秋冬都不穿，练就了一双铁脚板。没有了脚趾头，光脚直接接触地面，比穿上鞋稳当一些。
文久良七岁开始向父亲学习请神，父亲从来不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除了不能动他码在一边有神的木头，别的东西都可以乱拿乱动，任他挖、刨、凿、锯、削、刻。锋利的锯子凿子刨子锤子有时会不客气地咬他一下，他哇哇大哭，父亲连看也不看一眼，他要么去求母亲包扎，要么用嘴把伤口上的血吮干净。
在他雕刻的神没有被摆放、可以让人请走前，他不是待在父亲身边就是和姐姐们在一起。他原本还有两个妹妹，但都没有长大就死了，他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更加特殊，在五个姐姐面前，他是无理可讲的霸王。父母有时候叫他“独幸福”，姐姐们把这三个字讹成“毒锈壶”，意思是碰不得摸不得。
夏天，他在她们身后追赶，用柳条抽她们的光腿。她们又跳又叫，却只能回头吓唬他，从不还手。他偷她们的荷包，把它挂在又高又细的树桠上，或者用蛇去吓她们，不管是缠在自己的脖子上，还是在她们面前突然亮出来，她们都会被吓得全身发抖。她们被吓坏了吓哭了，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没心没肺地玩别的去了。
有时候，他出其不意地贴在她们的耳朵上，“嗨”地大叫一声，等她们抱着嗡嗡作响的脑袋找到他，发现他正得意洋洋地做怪相。追是追不上的，追上了也不敢怎样，于是用最恶毒的话咒骂，骂他“打嫩巅”、“短阳寿”、“砍脑壳”，都是咒他早死。他听见了，只当耳旁风，他说，骂又骂不痛。
白云从崖顶上飘过去，风从茅草上吹过去。
文久良对所有的恶作剧都不厌倦。最让姐妹们痛恨的，是吃饭时调开某人的注意力，将一泡口水吐在她的碗里。父母此时也会呵斥他，但如果哪个因为碗里有口水就要把饭倒掉，就会换来更大的呵斥，说他的口水不是毒药，闹不死人！
晚上，屋子里不点灯，唯一的一盏桐油灯有重要事才点一下。姑娘们天黑就睡觉，只有文久良敢到屋子外面玩，如果有月亮，他还会跑到屋后的树林里去捉黄鼠狼或者穿山甲。回来时，在屋子外面用各种声音叫唤：鬼来了、鬼来了。如果把谁吓哭了，他就像大功告成一样兴奋。
除了捉弄姐姐们，他还爱作弄家畜和小动物。把鞭炮挂在狗尾巴上，鞭炮爆炸后狗像箭一样冲出去，跑了半里路还又惊又恐地叫唤；或者捏住狗的嘴筒子，让它不能叫也不能咬。要不就突然朝一只没有防备的母鸡追过去，母鸡扇动翅膀拼命跑，他紧追不舍，直到母鸡再也跑不动，小可怜样地蹲着，任他捉任他抱；有一次他还把两头牛的尾巴连在一起，然后用鞭子吓唬它们，其中一头牛的尾巴被拉断了。对那些小动物，他即兴冒出来的想法对它们全是灾难。掐掉蜻蜓的尾巴，插上一根草，再放飞到空中后摇摇晃晃，带着被暗算后的沮丧和愤怒，却无可奈何。捆住一窝老鼠的后腿，把它们倒挂在树枝上，它们又惊慌又使不上劲。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捉到它们的，仿佛他自有魔法，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向它们发号施令。有时候，他的恶作剧会逗得家里人哈哈大笑，连刚刚吃过他苦头的姐姐也会笑得肚子疼。这时候只有母亲一边笑一边皱着眉头说：作孽呀。
现在，谁看见他那副苍老、严肃的相貌，都不会相信他小时候如此顽劣。就像看见一座坟，你很难想象死者曾经有快乐有笑声。
文久良十五岁那年，最后一个姐姐也出嫁了。他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他的肠子变脆了，心也变脆了，不再打闹，不再嬉笑，也不再学鬼叫。有时他在梦中哭，醒来后如果还在哭，他干脆放声大哭。捂在被子里，以免父母听见。春节期间，姐姐们带着姐夫们来拜年，特地给他准备了礼物，他躲在屋后的丛林里不敢见她们，晚上也没回家，在树下烧了堆火蜷到天亮。第二天她们即将离开时，他才从林子里拱出来，但没有走近她们，而是把脸贴在松树上，让泪水哗哗流。回家后父亲责怪他不应该彻夜不归。他粗暴地说：你管我的！母亲问他，那你饿不哇。他冷冷地说：不饿！
有天夜里，父亲睡下后，他拿起父亲的雕刻工具，乒乒乓乓地干起来，一直干到天亮。父亲在床上埋怨了几句，责怪他弄出的声音太响了，但没有进一步制止他。他接连干了几个晚上，正是农忙季节，父亲忙田地里的事，没来看他雕出的怎么样。几天后，他把稼禾神从木头里请了出来。稼禾神是女的，父亲雕出来的稼禾神面无表情，看上去有点像男人，吃得苦，使不完的劲。文久良雕出来的不一样，一看就是女的，并且还很年轻。当他用砂纸对神像进行打磨时，下巴左侧擦出一颗痣。细看发现这不是痣，是一个小小的节疤，大概是树枝还没长大就折断了脱落了，后来被生长层逐渐包裹隐藏起来。最初并不明显，如果不去擦它，要细看才能看出来。他忍不住擦了一下，变大了，用力擦了几下，大小没变，但一下子非常清晰。父亲说过，神是天地所生，是不会有痣的，只有凡胎所生的人和动物才有痣。父亲一眼就能看出木头里有没有神，自然包括能看出里面有没有暗藏的节疤。文久良把神像举起来看了看，突然发现自己雕琢出来的不是什么稼禾神，而是自己的三姐。没有那个节疤，还似像非像，有了那个节疤，三姐的神韵一下就活了。他感到口渴，抓起盛水的瓦罐喝水。许多年后，他仍然记得自己匆忙地抓起瓦罐时微微颤抖的双手。他悄悄把它藏起来，让别人把三姐拿去供奉，三姐会倒大霉的，因为她承受不起。
几天后，文久良请父亲答应他去学打铁。父亲答应了，请神又不要他帮忙，地里的活他一个人能干下来。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当什么样的铁匠，他只想把自己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或脆或软的想法像铁一样反复捶打，把它们通通打到铁里面去。
心里隐隐作痛。
两年后，父母决定给他娶亲。在山区，这样的事父母不用跟他商量，准备好了，叫他回来就行了。婚期快到了，父亲替他去向师傅请假，并请师傅来吃喜酒。他火暴暴地搡了一句：我不要，要娶，娶来你自己要！师傅骂他忤逆不孝，骂完和其他徒弟一起笑他，觉得他的话太幼稚了。即使对父母订下的女子不满意，也不能这么说话嘛。在结婚的前一天，他失踪了。他的师兄弟们到丛林里去找他，他们嘻嘻哈哈地说，“他一定是害臊了，躲到林子里去。”当天没找到，第二天也没找到，再也没人笑得出来了。家里鼓乐齐奏，鞭炮齐响，新娘子已经进屋了，却没有人和她拜堂。新娘子的娘家人开始还沉得住气，以为文久良真是因为害羞，加上被文家这边能说会道的人好言安抚好酒相劝，同意先把新娘安顿在离文家不远的肖家，等文久良回来后再行大礼。
那天下午，太阳即将下山时，其中一个搜山队回来说找到他了，但怎么劝也劝不回来。文久良的父亲文正泽一扫愁容，从墙上摘下火药枪，大声说如果不能把他喊回来，他就把他的尸体扛回来。半个时辰后，翘首以盼的人听见了枪声，虽然很远，但足以让世界平静、安谧。都以为父亲把儿子打死了。不一会儿，屋子里扑通一声，随即传来文久良姐姐们的哭声，她们的母亲在家神面前昏倒了。
文正泽并没有把儿子的尸体扛回来，他走到搜山者说的地点，文久良早已不知去向。他喊了几声，又骂了几句，儿子没露面，倒有几十只蝙蝠从什么地方飞出来，他把耻辱和愤怒向这些聋子们射出去，那些冤死的蝙蝠向上天发出的超声波至今没得到回应。
新娘子的叔叔伯伯哥哥嫂嫂再也稳不住了，天亮后，新娘的二哥背起新娘，其他人搬嫁妆，连已经安放在灶上的烧过一次水的新锅也揭起来，顶在头上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