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校长是探讨过我们家的姓氏问题的。老校长说：“陈庭生的二儿子就叫陈郑，你的爷爷参加革命之后完全可能指名为姓作掩护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冷静想想，我其实是本能地希望我的家族风云壮阔。我，1982年出生，客观地讲，生活对于我来说除了没有男朋友其他都是甜蜜的。历史是我的电影，是我的穿越小说。我爷爷郑天明，是我父母的骄傲，对我却只是模糊的一团影子。据说他十几岁时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抗美援朝时期还去朝鲜打过仗，从部队转业后又任某市公安局长，“文革”中受迫害惨死。在原来的我看来，我的家族是一个彻底的红色家族。但是，家谱到我爷爷这儿不再上溯，却并没有引起过我的注意。今天，不那么红色的陈庭生出现，我认为其实完全无损于我们的荣耀，反而让我们家的繁衍生息更显丰富多彩。
我和父亲据理力争。我们又一次争吵起来。在两个人都渐渐失去理智时，我说：“我知道您是怕什么，您是怕我的祖爷爷可能是私生子的身份传出去不好听。您真可怜，您到今天还沉浸在封建道德意识里，而陈庭生早在一百年前就剪了辫子了。”
郑谦同志没有再说话。他瞪着我，笔挺地站着，脸上的表情渐渐趋于平静。我从小就怕他这种平静，这是一种不再挣扎的平静，表达出绝望和绝望深处的高傲与厌恶。这是老头子最后的武器。我小时候，每逢和他的冲突不可调和时，他就使出这一招，让我自己心慌意乱起来。我忙说：“算了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好了。”
父亲摇摇头，说：“不，你已经说了。”
4
陈庭生和同事肖建平早就秘密参加了革命组织共进会。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肖建平从老刘的面摊上找回陈庭生，然后他们在臂上缠了白毛巾，便和当兵的一起冲上了街头。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革命在当时是热血澎湃的，但头脑并不十分清晰，指挥上也漏洞百出。这支警察队伍上了街以后，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成为革命的一部分。没有人给他们命令，也没有人招呼他们去哪儿。甚至，匆匆而过的军人们都不看他们一眼。他们在街上游荡着，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看客。有人便不耐烦了，索性背起枪走人。他们的队伍就越来越小。陈庭生也茫然，他的脚步越来越慢，他的枪口也越来越低，直至指向了地面。肖建平悲愤地说：“这就是革命！我是不革命宁可死的。”于是，他不再理睬别人，独自向枪声激烈的地方去了。而且，这个人从此失踪，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陈庭生一个人在街头犹豫不决。
陈郑是陈庭生的私生子并不是我凭空杜撰。根据老校长考证，陈庭生有两个儿子，陈郁和陈郑，他们都生于革命过后的1912年，但他们不是双胞胎。1920年陈庭生就任某县警察局长。一家无名小报在报道他到任消息时提到他的家事，介绍了他的夫人和如夫人。那时，陈庭生已经是名人了，一个警察局长在当时可不是好惹的，所以报纸刊登他的消息毫不奇怪。老校长对我这个历史盲加民俗盲解释了如夫人这个称呼，“就是小老婆”。而在革命前，并没有陈庭生娶小老婆的记载，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如夫人是在先生了儿子之后才走进这个家庭的。
而从时间上推断，这个如夫人，肯定就是在革命的炮火声中来到陈庭生身边的。我不停地猜想，当陈庭生在枪声大作的武昌街头发愣的时候，这个女人在哪儿？
那晚陈庭生肯定没有回家。他虽然没有像肖建平那样慨然赴死，但他也绝不会转身走掉。我知道他是好警察。好警察没有别的什么本事，只有恪尽职守。虽然那天的行动没有人下令，但他同样不会因为没有人下达撤退的命令而转身回家。他自觉地开始在晨曦初露的大街上巡逻，扛着他的汉阳造步枪。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碰到了她。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个卖豆腐干儿的小贩吧？赚钱心切，壮着胆子在枪声未停时就上街了。她是个房子被炮火击中的家庭妇女吧？大清早就在街头哭哭啼啼地叫苦。也许，她竟然是个什么官员的三姨太，惊慌的官儿跑路了，她却无处安身。我相信，她是第三种人。
总之，她和他相遇了。他把她推进巷子里，呵斥说：“你疯了，出来挨枪子儿啊？”我知道这个女人在碰上陈庭生时不一定对这个年轻警察有什么好感。警察在当时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职业。可是这个警察救了她。这个警察把她推进小巷子，告诉她不要出来送死。这个警察还体贴地问她在哪儿住，告诉她从哪条街走可能安全一些。
那时天色微明，枪声已经稀了。
于是她看清了警察的脸。陈庭生的脸当然说不上英俊，但也不难看，甚至在一个落魄女子眼中，也还是有动人之处的。朦胧的晨光当然强化了这种动人之处，女人怦然心动。
这当然是我的想象。我坐在我的小屋里，面对着闪动的电脑屏幕，任思绪胡乱地驰骋。
陈庭生鬼使神差般就随她去了。他当然没有非分之想，或者说他的非分之想还没有在他的大脑里凸现出来，还只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萌动。他说你在哪儿住？他说我送你回去吧？不然你一个人走太危险，而且你还是待在家里更安全。那女人当然飞红了脸颊，也当然没有反对，于是在越来越明亮的天光里，一个扛着枪的警察护卫着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就穿行在硝烟过后的街巷里了。
这故事在改变历史的大革命中连一个插曲都算不上的。可是这样的故事在平凡人的世界里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在陈庭生把女人送回家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能杜撰。但我知道，和满街革命激情一起振奋的，当然也有个人的细微情感。我想陈庭生当时是不会在女人家逗留的，但当他转身离去的时候，心思也必定在转弯处跌了一个跟头。莫名的一种惆怅，也就在烟雨中弥漫了。
我想那女人是有心计的。在陈庭生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就把一切都想好了。她一定是想办法拐弯抹角地问出陈庭生的地址和所属的警局。她知道，自己的男人是靠不住了，他拖着他的长辫子逃跑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她，那么希望他能回来找她就是痴心妄想。今后，要靠她自己了。而就在这时，苍天把一个胳膊上缠着白毛巾的警察送到她面前，这之中的奥秘她难道还悟不出吗？
总之，后来一切都发生了。
但幸福总是那么短暂。1920年，陈庭生出任某县警察局长。这是他生命的辉煌顶点，也是他噩梦的开始。上任的第十二天，一股暴民冲进县城，陈局长闻讯走出警局想看个究竟，却被一枪打死在了警局门口的台阶上。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天是五月端午。陈庭生和他的两位夫人还有两个儿子正在他们的新家里吃粽子饮雄黄酒。他们的门上插了艾草，孩子的脑门儿上也用雄黄酒画了王字。总之，那是一个欢乐的夜晚。而就在这时，土匪闯了进来。
在我看来，土匪和暴民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不折不扣的匪类，他们一定是看到陈家的新房子而动了贪心的。其实房子是从一个乡绅那儿借的，陈庭生刚刚上任，他还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盖自己的房子。而暴民，应该是指那些被天灾人祸逼得没了办法的良民。他们的目的是吃饱肚子，他们原则上不想杀人。因此，我认为那天冲进陈家的，应该是土匪。
但是，我很快又否定了我自己。
因为在我浅薄的历史知识里，我认为土匪不会放过陈庭生局长的两位夫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如夫人。他们都是些没有道德和品性的家伙，女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猎物，就是必然要被玩弄蹂躏的玩意儿。落到土匪手里，我觉得她们全身而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现实中，两位夫人安然无恙。有充分的证据告诉我，她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而且在男人死后真正成了亲如姐妹的一家人。
那么冲进陈家的就是暴民了。
我在百度上查阅了陈庭生在任的那个县1919年至1920年的农业生产情况。感谢网络，它详尽地告诉了我一切。那一切是惊心动魄的。
“是年，大旱……饿殍遍野，五谷绝收，天下大乱……有饿毙者，尸骨未寒，腿肉已无，森森白骨，触目不忍睹也……疑为灾民所食……”
如此惨状，在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屡屡出现。而我最注意的，是“天下大乱”四字，这说明当时是有暴民的，而且暴民们已经在作乱，在造反，在杀人。倒霉的陈庭生就在这样的险象环生中走马上任，而且立刻送了性命。
难道上任之前他不知道那个县的情况吗？
不可能。那年月虽然通信不发达，但那场大灾是弥漫了湖北乃至整个中原大地的，即使在武汉街头，也看得到成群的灾民。东湖的水面上，也常常有因绝望而投水自尽的浮尸。陈庭生可以不去上任的。我的老校长告诉我，在当时的记载中，是有人抗拒命令而另寻生计的。陈庭生的一位同僚就辞官不做回了农村的老家，耕读为业了。身为武汉本地人的陈庭生，完全可以拒绝任命。那个混乱的年代，官场的沉浮比逛妓院还要随便的。
陈庭生却因此而面对了暴民的枪口。那支枪一定也是从像他一样的军警手里缴获而来的，是他熟悉的汉阳造。他看见持枪的人其实还是个孩子，半大的孩子。孩子的眼睛里是仇恨，好像也有一点儿恐惧。孩子的嘴角边有一粒痣，不知道为什么这粒痣使孩子更像孩子。他想说点儿什么，想说你不要玩枪，太危险。想说我可以给你们粮食，我来这儿就是要帮助大家的，明天就要开仓放粮了。可是，他只说出了一个“你……”下面的话没有能说出来。因为已经紧张到极点的孩子见他的嘴一动，就开了枪。
5
其实正是警察这个身份，导致了陈庭生的死。据老校长讲，陈庭生那个辞职的同事，就一直活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尽管一生生活潦倒贫困，可是善终。
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福祸相依，变化莫测，一切在人来说，是说不清的。
我在电脑屏幕前感叹着这一切。我把双脚放在椅子上，抱着自己瘦小的双膝。我的下巴抵在膝盖上，就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似的蜷缩成一团。在血腥的历史面前，我感觉寒冷，我觉得似乎这样才有安全感。因此，当副市长郑谦走进我的房间时，我吓了一跳。
我想关了电脑。可是那台老电脑的速度比牛车还要慢。郑谦同志就盯着屏幕问：“还在查资料？”
我说是。他就不再吭声，好像在思考。我等着他，我想他是一定会说些什么的。我的家族历史在一夜之间复活，对于我和他来说，都是大事。百年的风烟从陈年档案里飘出来，火药味儿在我们的鼻孔里钻进钻出。我想，他一定也不安宁。
可是，他却没有和我说起我想听他说的事。他只是坐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写了点儿东西，想让你帮我看看。”
我大吃一惊：“爸，您没搞错吧？我？我帮您？看东西？”
他却不回答。起身走向我，手里举着一个U盘。当他打开文件后，我看到的标题是《关于我市公安工作改革的一点儿思考》。我不禁笑起来：“爸，您不在公安局多少年了？在市里您又不分管公安，您这是何必？”
“一点儿想法而已。”郑谦同志居然笑了一下，他的笑容竟还带着一点儿羞涩，“你看看，提提意见。你说得对，我毕竟离开公安多年了，也不分管公安，平时也就是看到些点点滴滴而已。”
我没有说话。我心里有一点儿发酸。郑谦同志不是个好警察，这一点我听我老妈说过，也听别的叔叔阿姨讲过。而我想，也许，他就不应该当警察。人一生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命运的碰撞，也许就对，也许就错。我听老妈说过，老爸上中学时是个围棋高手。尽管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受教育不多，但自学成才，棋艺高超。有一回他和当地唯一的七段交手，双方从正午战到黄昏，直杀得天昏地暗，围观者无不噤若寒蝉做声不得。最后，双方战成平局。七段心胸狭窄，竟喷出一口血，然后愤然离去。而我老爸，大笑一声，想站起来，腿却僵住了，半天动不得。
这也许是郑谦同志最辉煌的时候了。
就在这盘棋下完的时候，有个人叫住了要走的老爸：“你是郑谦？郑局长的儿子？”
郑谦不吭声。他的父亲、我的爷爷郑天明在运动中被人打死，这是郑谦最不愿提起的一幕。而那个人却追着他不停地说，说他们找了郑家好久了。说要不是时局太乱他们早就找到郑局长的后代了。还说他们希望郑谦继承父亲遗志，到公安局去，做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郑谦站住说：“我不去，我只想下棋。”
那人就说，下棋哪有干公安好啊，干公安是为国家办大事。说公安局正招兵买马。说你是公安子弟，你不当警察谁当警察？
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在胳膊上缠了红袖标的人们统治这个城市的时候，我爷爷郑天明是这里的公安局局长，被定为“走资派”。他很接受不了这个名字，拍着桌子反驳说老子革命一辈子了，身上的枪眼儿比肚脐眼儿还大，怎么倒成了走资派？他把那个“资”字读得很重，带着强烈的蔑视和愤怒。于是他的强硬便招来了更强硬的迫害，再后来，他死了。
那天郑谦始终没有答应到公安局上班。那时的郑谦是闲云野鹤，从性格上说，他更像我在少年宫当音乐老师的奶奶。但奇怪的是，正是我那浑身充满艺术气息，据说一生和粗鲁的爷爷格格不入的奶奶，在听说了消息之后坚决要求郑谦去公安局报到。
于是郑谦成了市公安局办公室的一名内勤民警。开始是外勤，但他真的干不了。他在一具腐尸面前没完没了地呕吐让久经沙场的老刑警都退避三舍了。大家纷纷说，算了，郑局长为公安事业拼了一辈子命，就别让他的儿子受这份儿罪了，到内勤吧，看这小子文文静静的，写材料去吧。
我妈说：“你爸就是太不像男人了。”我的老妈是公安局少有的女法医，她有一张在验尸现场提着人头的照片，让许多人咋舌，却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我从小就是个疯丫头，血液里全是老妈的基因。而郑谦同志听了老妈的话只是苦笑，然后问道：“那你干吗嫁给我呢？”老妈斩钉截铁地说：“瞎眼了。”郑谦就沉下脸，撕张手纸擦着眼镜，转身进屋研究他的调研报告去了。
其实郑谦在公安局办公室搞调研，真的是如鱼得水，竟很有些无师自通的意思。也许，写大报告和下围棋有相通之处吧，都要运筹帷幄，都要谋篇布局，都要静得下心来。郑谦很奇怪的，他说他第一次拿起笔，就感觉精神一振，就觉得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电流般地在全身通畅着。想想老妈对他的爱也是有理由的，公安局“第一笔杆子”的称号也不是白给的。
“第一笔杆子”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进公安局几年后，郑谦被借调进市委政法委，后来索性正式调入。接着又被调到市委调研室。从那以后，我的老爸脱下了警服，近视眼镜片儿越来越厚，而且官运亨通，先是担任调研室副主任，几年后又被任命为调研室主任兼市委副秘书长。而在我的心中，好像早就忘了他是警察，曾经是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