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二爷盯住他问：我们农村人占大多数，为啥当官的都在城里头，不在农村，难道我们这么多人的祖坟，没有一个比他们埋得好的？
嘿嘿。林大奎干笑着，摸摸脑门儿，答不出来。
夕阳想在凉风垭口上看一会儿热闹，见都答不上来，收起耐心走进西天。山蚊子成群结队飞来了，小孩子看热闹似的在薄暮的天空中推来挤去，胆大的竟往人的脸上臂膀上扑腾。汪二爷用扇子在空中篼了一段圆弧，扫了众人一眼：很清楚嘛，农村人土葬，城里人火葬。
汪二爷叭了一口烟，拿腔拿调地继续说道：人死了土葬，黄丝蚂蚁钻进眼睛里，找不着路走，怎么当得到大官发得了大财嘛。城里人精灵得很，人死了火化，一包灰，看你黄丝蚂蚁往哪里钻！
毕局长终于明白了汪二爷的用意，忍不住笑了起来。汪二爷说：给你们说正经事，你笑个锤子。说着站起身道，走，回家吃林大娘的嫩豆花去了。
林大奎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盯巴巴地望着汪二爷。见汪二爷要走，上前拦住他问：你的意思，后辈人要当大官发大财，就得火葬？
汪二爷微微偏起头，淡淡一笑说：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做。你是聪明人，自己去想。说罢挪开脚步一趴一趴地走了。
林大奎站着没动，木立了五秒钟一段路程，快步跟上汪二爷说：那我把我父亲起尸火化，费用你们县政府出好不好嘛？
我跟在汪二爷身后，想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小小的要求汪二爷会答应的。没想到汪二爷止步掉过头盯住林大奎说：是你敬孝，还是政府敬孝？要说火化也花不了几个钱，对政府来说，办招待少上两瓶五粮液就解决了。但邻里乡亲们知道了，会指你的脊背骨，看，父亲死了赔了几十万元，连几百元火化费都舍不得出，传出去，会说你小气。讨婆娘没有？
林大奎有一点碍口地说：没有。
汪二爷说：就是啊，这样小气的人，哪个愿意嫁给你？
林大奎伸手直搓脸皮子，仿佛上面胶着尘垢，影响了容貌，他要用力搓下来。
我由衷地笑了起来：这个汪二爷，真亏他想得出来。
这时，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湾对面响起：林大奎，喊汪领导回来吃饭喽。
当天晚上，我们吃完夜饭走的时候，林大娘特意送了汪二爷一大把叶子烟。汪二爷当然不抽叶子烟，却又不能辜负林大娘一片真情，只好接在手里，很碍难地说：我空手来，又吃又包咋个好啊？没想到我大受禆益，后来汪二爷分了半把给我，说拿回家放在棉、毛制品中，不得虫蛀。我拿回家，果然受到老婆的隆重表扬，翘起嘴筒子在我脸上热烈地奖励了一下。
6
我很激动，亲眼见证汪二爷处理事故的过程，一个眼神一个玩笑便扭转了剑拔弩张局势，方法另类，效果出奇。于是，我熬了一天一夜，写出《“灭火队长”》，电子邮件传给编辑部罗主任，东方既白，我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倒床睡觉。我想，汪二爷这次又会以奇人奇事的面孔，出现在领导和世人眼里了。
中午起床，查看邮件，罗主任回信了。我急忙点开，罗主任留言赫然落入眼帘：《“灭火队长”》收悉。文章颇有生活气息，也颇具特色。我说的特色，是指汪二爷这个人物。这是一个现实的、鲜活的、真实可信的、令人感动的人物，是你这篇稿件的成功之处。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他是党的干部，但他的说话和行为方式，有异于我们宣传报道口径，人家不会承认你写的是党的干部。也就是说，汪二爷解决高坎岩事故采取的办法，牛角湾处理起尸火化的招数，虽然行之有效，而且也与具体情景和他面临的对手相和谐协调，很有说服力；但是，汪二爷这个人，与他的公共身份形成了冲突，主流意识不大可能接纳这个人物。
我仿佛兜头挨了一瓢冷水。其实，在写的时候我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固执认为：《“灭火队长”》中，汪二爷处理高坎岩事故和牛角湾起尸火化事件，所采用的方式，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比起我们经常见到的处理事故或案件，动辄出动公安干警抓人，制造党和政府严重隔阂，即便是愚弄，也比武力征服好，至少没有给党和政府造成那么多负面影响与后遗症。邓老人家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的话，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摆平就是水平。汪二爷能抓住老鼠，怎么说人家不是好猫；汪二爷能把事情摆平，怎么能说人家没有水平呢？
我十分郁闷，本想用文章帮汪二爷出一口气，竟然不被认可。
更没想到，汪二爷不被认可的事还在后头。
第二天清晨，我睡得云里雾里，手机“哇啦啦”地叫起来了。接起一听，是《长河日报》单记者。他说山泉县又出大事了，凌晨五时七分，盘龙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十四名矿工被掩埋洞底生死不明。问我去不去？要去就赶快下楼，他开车子来接我。记者是最爱凑热闹的职业，巴不得成天这里放火，那里杀人，这里垮楼，那里水灾，新闻内容才会源源不断，能不去吗？我急忙起床，穿好衣裳裤子，干搓了几下脸，拿过记者采访包肩头一挂就出了门。
车上我想，死亡十人以上，为全国特大安全事故，要惊动省、市和国家有关部门。汪二爷是安全责任人，看来又有事给他做了。我脑海里涌现出不管在影像资料还是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矿难事故现场，几乎都是人山人海，你推我挤，乱糟糟闹麻麻瞎嚷嚷哭啼啼。记得红东路车祸事故现场，只死了一个人，死者家属、亲戚、朋友一窝蜂拥去一百多人，闹红了半边天。这起事故这么多人生死不明，一个人家里去一二十个都是两三百人，还不要说有的去三五十个或者上百个人，局势怎么控制？还有一块更大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北京、省、市肯定要来人，接待得如何牵涉到事故处理的走向。这个汪二爷，就算有三头六臂，我看也要忙得他吐煤炭烟子。
我们中午赶到盘龙煤矿，不由得大吃一惊：事故现场冷冷清清，除了出事地点有几台水泵在抽水，几十个人有条不紊地在那里组织救援，一些公安干警散落在一些地点执勤外，仿佛没有发生过事故一样。莫非县里隐瞒了事故，没有报告上级领导，没有通知死者家属？要是这样，我的报道就有写头了。但我又不希望这样，虽然有书记、县长顶着，但汪二爷是县安全责任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很快否定了“隐瞒事故”这个想法，我知道汪二爷这个人，宁砍颈子不愿割耳朵，虽然谈话甩吊吊的，又爱开玩笑，但面带猪相心里明亮，对人对事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含糊，何况现在各级都加大了严查事故、打击隐报瞒报力度，谁愿意在这么重大的事情面前，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在矿区一侧的坝子里，停放着十几辆小车，其中有一辆的牌号我很熟悉，是市委牛书记的。一问，牛书记和市县有关领导早已到达，看了现场，正在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我急于找到汪二爷，只要找到他，我就能了解到矿难基本情况与采取的措施，再加上现场采访，就可以第一时间写稿发稿。
汪二爷不在会场。
他到哪里去了？拨打他的手机，坚定不移地占线。在路上我给他拨打了不下十次，都是占线。我瞟着何心宇在会场，于是，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请问汪二爷在哪里？他回短信道：在矿区，具体位置不清楚。
反正矿区不大，掘地三尺都不怕。万众人都猜不着我在哪里找到他：食堂背后一棵树的树阴下，粗硕的身子斜靠在一把竹椅上，一手听手机，一手捂着一个陶瓷茶杯盖子缓缓地摩挲着，很陶醉很享受的样子；双脚放在一条矮凳上，脚掌竖着，一抖一抖的，一副悠闲自得派头。见了我，他抬起捂茶杯盖的手，指着旁边一把竹椅往下压压，示意我坐，“嗯嗯啊啊”一阵后，“叭”一声关上手机，直起腰来道：嗨呀，总算搞定了。
我问他啥搞定了？他说，赔偿金。原来，他在给县财政局长通电话。矿上的赔偿金不够，他找县财政借了三百二十万元。款筹措到位，才好赔付。他抬高声音，叫厨房的祝师傅给我泡一杯茶来。我问他为啥不参加牛书记主持召开的紧急会？他说，我们是分工合作，他们开会，我做事，两不误；都开会去了，这面的事哪个做？
我点点头表示认同。
汪二爷说：这次事故处理，县上做了明确分工，书记、县长负责接待国家和省市领导，我负责具体事故处理一摊子事。
我沉抑地望着他，这一块是核心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工作量都压在这一块，千头万绪，做好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做不好就会出大乱子。你一个无职无权的调研员，怎么去做呢？我要他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一块工作是怎么做的。他说刚好把几个大的事情处理完，可以给我聊几分钟。
他喝了一口茶，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为死者尽可能多地争取赔偿金。目前山泉县事故死亡最高赔付金额为二十三万元，他提出赔偿三十万元。他说这个煤矿的章老板屁眼儿心心都是黑的，仗势有几个臭钱，做起穿不完吃不完的样子，走路搧得起风，到处行贿耍小姐，认为出了事钱能摆平一切，不注重加强安全设施建设。这种人，就应该赔得他倾家荡产。这个意见有人反对，说赔高了以后不好降下来。汪二爷说高是高了一点，但应该站在政治的高度，以县里的大局为重，这么大的事故，多赔一点，让家属满意，快刀斩乱麻，几下把事情处理下来，尽量不要给山泉县造成大的政治影响。他据理力争，力排众议，最后还是统一意见赔偿三十万元。
第二件事，就是赔偿金的到位。不谈事故现场开支，光赔偿金就得准备四百二十万元，而矿上只拿得出一百多万，这怎么行？同死者家属谈好了，就要拿钱出来给他们兑现；不然，家属们不走，堆在这里，容易引发事端。所以，他经县长同意，找县财政局借了三百二十万元，现在已经落实到位。
第三件事，直接点将成立了十四个家属接待小组，每个小组指定一名部、委、局一把手，或者从乡镇中抽调有事故处理经验的书记或乡镇长负责，配备五至七个得力的工作人员，一对一地做好接待工作，目前已经组建到位并展开工作。
最后，这起特大事故，由于汪二爷处理艺术高超，除一个家属有一点小摩擦外，其余都处理得平平顺顺、妥妥帖帖，后来被省、市作为事故处理稳妥的典型案例进行总结表扬。
一月后，国家、省、市安监部门严肃追究了这起“忽视安全生产”的事故责任，依法逮捕了矿老板等三人，县、乡六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让人想不到的是，对全县安全稳定工作可以说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汪二爷，因是安全责任人，也被撤销了调研员职务，成了县政府一名一般工作员。消息传出，全县上下一片哗然，都说他值不得。本应作为县安全责任人的苏县长和分管李副县长，因有汪二爷顶着，安全着陆，毫毛无损。
汪二爷陷入人生更尴尬更狼狈的境地。
7
汪二爷挨处分的消息，是何心宇告诉我的。其时我正在“家家欢”跟几个朋友喝酒。听了电话后，我比自己挨了处分还着急还难受。我再也无心喝酒，给朋友们说，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先走一步，失陪了。也不看他们的表情，起身就走。单记者笑我，是不是有情人宾馆里开着房等你哟？
走在路上我想，这汪二爷，狗咬耗子管闲事，当初劝他不要揽这个差事干，他不相信；你替别人着想，当然是好事，但出了事挨处分，哪个又为你开脱得了呢？往往帮助人容易，接受别人帮助就很难。
我来到滨河路，独自找了一个僻静处，要了一杯茶，摸手机准备给汪二爷打电话。似乎有心灵感应，正要按键，手机响了，竟然是汪二爷打来了电话。
你在做啥子？滨河路喝茶？安逸嘛。告诉你，我又整求到一个处分了，彻底洗白，成白丁了。汪二爷的语气很轻松，仍然像馋嘴的小孩被赏了一根棒棒糖。想起那次在“寻常人家”吃饭，他谈到副县长被免，想干的很多事无法再做下去，动情处泪水在眼睛里一滚一滚的样子，我知道他这是在竭力掩饰自己，顾全面子，故作轻松，内心肯定比谁都痛苦。官场上，我还没有见着哪个把撤职说成是好事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