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
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原本稀缺的资本、矿产、能源等要素变得更加稀缺；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品过剩与雷同，加剧了市场竞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扩张到“十五”期末已差不多走到尽头，难以为继。“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对中国经济带有根本性和深远影响意义的关键问题。
四、“十一五”期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
（一）正确评估“十五”期间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所做的努力“十五”期间，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淘汰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二是投入了相当数量的国债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工程；三是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任务和政策措施，启动了数百项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重大项目；四是开展了环保专项治理，解决了一些危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但这期间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第一，危机意识淡薄，由此造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念基础薄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由此造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物质基础薄弱；第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由此造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技术基础薄弱。
（二）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度慢、困难大的原因
尽管我国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度非常慢，面临的困难非常大。因此，认真分析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度慢、困难大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前提，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第一，我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阶段的现状适应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我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上升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4年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56%；而在工业内部结构中，重化趋势仍在持续，重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左右。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处于高增长的主导行业主要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行业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行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增长，上述两方面又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其结果造成2003年和2004年，重工业增长速度分别高出轻工业4个、3.5个百分点。
重化工业阶段，能源消耗强度是上升的，2003年工业消费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近70%。能源利用效率2005年比2004年仅仅提高了0.32%，而2006年上半年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0.8%，这距能耗降低4.4%的目标相差甚远。能源消费的增长既有来自经济增速加快的原因，也有来自工业结构重型化的压力。
从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重化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该阶段适应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有其一般规律性。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和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增加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而城镇化的过程也就是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特别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因而投资带动增长的特点就非常明显；另外，政府解决“三农”问题选择的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本身就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硬约束。广大的西部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的，对这些地区而言，在较长的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基本建设实现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要建立依靠自身集约化的增长机制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和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加大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是难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根源。我国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政府职能在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过程中还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在不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下，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绩效并没有因为公司制改革而提高，其发展仍然靠国家政策。目前，国有企业实现的GDP增量在全部GDP增量中不足20%，但其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却高达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由于处在成长发育期，走的依然是粗放经营的路子，发展的主要手段是数量扩张、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等等。
第四，低水平的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实践表明，外商通常只是将传统技术、传统产业部门甚至对环境有污染的部门转移出来，而核心技术依然留在本国，这就使得国内企业在引资后逐步失去了自主性和核心竞争力。国外的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加重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这种低水平的外向型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总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长期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在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国度里，是难以自行完成转换的，能否适时、顺利地完成转换，取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因此，“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深刻理解“十一五”期间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部署
“十一五”期间，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战略部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二是强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为了切实贯彻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部署，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正确把握新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点。“十一五”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过去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四位一体”的广义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建立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有利于集约化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总之要从体制、机制上，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环境。
3.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与优化产业结构相结合。优化产业结构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内容，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5.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6.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一是科学看待政绩，坚持用政治的、群众的、发展的、全面的和实践的观点看待政绩，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把党和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二是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政绩考核是党政干部的“指挥棒”。落实科学发展观，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上；三是引入科学的政绩成本分析，以切实避免不计成本和代价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
一、环境危机催生了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过程。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迅速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但同时，也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粗放式利用，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而人口又急剧增加，导致了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严重。从1930年到1960年末，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大环境污染事件，致使当地的人、动物和植物非正常的病亡，其中多数发生在1950～1960年的发达国家。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更使矛盾急剧尖锐起来，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发展问题。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深切地感受到，不论是从实现全球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还是从维护本国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都必须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早是由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
R.布朗于1981年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外延做出明确的规定。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明确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这样的定义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对促进全球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在这个议程中明确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能力造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世界各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而制订的一个共同行动准则，反映了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广泛开展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从此，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世界发展的指南与理论研究的热点，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认同的发展模式。我国为实施《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立足中国国情，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二、可持续发展选择了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思想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后，理论界纷纷从技术、经济、伦理甚至哲学范畴提出解决方案和支持工具。为了减轻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工业化国家起初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对生产过程末端的废物进行处理，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末端治理”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取得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工业废弃物向环境的排放量，但很少影响到核心工艺的变更。实践逐步表明，末端治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治理代价高，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治理难度大，并存在污染转移的风险，因为末端处理过程本身要消耗资源、能源，会产生二次污染使污染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转移，无助于减少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浪费。因此，这种办法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结果反而使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于“末端治理”的分析批判导致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新途径的诞生。循环经济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受到重视和关注，并日益完善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