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应当根据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表现出的突出问题来做出科学的选择。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是工业化中期的“三农”问题。我国工业化中期的“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先行国家工业化中期的“三农”问题有重大差异，主要表现是，在长期实行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制度下形成的产业结构转换与就业结构转换不同步，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缓解，以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针对这一矛盾，“三农”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民论农民，就农村论农村，而是应当将其纳入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来加以解决。具体而言，就是要从一二三产业、农村和城市等多方面寻找破解“三农”问题之策。从农业层面寻找破解“三农”之策，就是要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从非农层面寻找破解“三农”问题之策，就是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也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增大。同时，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又是联动的。从地域层面寻找破解“三农”问题之策，就是要壮大县域经济，而壮大县域经济也要以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为路径。简言之，除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外，“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壮大县域经济及其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联动发展。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思路是，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给农民国民待遇，以农民数量减少和收入增加、农业竞争力增强、农村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按照“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以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路径，在壮大县域经济中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1.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政府通过采取政策和措施，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消除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调整公共资源配置，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是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工农业、城乡之间有较大差距，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工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牢固，农业生产能力不提高，就难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支撑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农民生活水平不提高，农民购买力不增强，就难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乡差距不缩小，农村面貌不改变，就难以缓解矛盾，体现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走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减缓乃至扭转城乡差距扩大趋势，才能实现城乡社会全面进步和和谐。
2.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年通过对多个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规律：第一阶段为城市化初期，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人口超过10%时城市化进程才逐渐加快；第二阶段是城市人口在30～70%之间，城市化进程呈加快趋势，而城市化率在50%前后的一段时期发展最快；第三阶段是城市人口超过70%后，城市化速度趋缓以致停滞。
根据诺瑟姆所揭示的城市化阶段性变化规律进行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调整城乡就业关系，将错失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是：改革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就业政策，给农民国民待遇，整合劳动力市场，逐步消除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分割，尽快建立起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
3.壮大县域经济。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突破口和支柱，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经济辐射带动农村经济，使县域内形成良性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农民增收、农民就业非农化、农村人口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对于多数县而言，尤其是中西部农业大县而言，选择发展中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则是可行的。
目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县域财政赤字严重等问题，应当通过政策调整加以解决。（1）健全农村金融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2）推进县乡财政改革，逐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3）推进城镇化进程。（4）加强农村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5）培育具有活力的县域经济市场主体——民营经济。（6）把农民培训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做大做强劳务输出产业，并实现由“打工仔”向“创业者”的历史性跨越，走“输出一成才一积累一创业一共同富裕”之路。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双轨”制。本该由国家承担的乡村教育、道路、水利、电业等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等投资，大部分由农民承担，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则基本上由国家包办。农民没有真正享受到基本公共产品，农村社会发展还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由政府承担起在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道路建设、五保户供养等方面的责任，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
5.改革乡村治理体制。乡村治理体制直接关系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所有农民的权益。现行乡村治理体制，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已有所改进，但受路径依赖，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乡村组织债务缠身而自身难以正常运转，由此形成严重的缺位。不仅如此，作为利益主体之一的乡村组织还要向处在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条件下的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形成乡村组织与农民两个利益主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严重影响着干群关系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进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村组织的财源迅速减少，在这种严峻境况下，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乡村治理体制创新的方向是，将乡村国家事务与社区事务分开，建立起法理社会与乡村自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制。具体路径是，实行乡村自治，并将现行乡镇政府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通过这一组织构架的建立，实现国家事务通畅，政府提供充分的公共品服务，保障社会的有序化；社区事务自治，促进社区内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五、中央采取的治理“三农”问题的措施
2000年“三农”问题成为学界、政界的主流话语，并很快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随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三农”问题。中央治理“三农”问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1.重典治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
如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2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1993年《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和《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2000年9月12日温家宝在全国减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制度八个禁止”：“一项制度”即实行农民合理负担一定3年不变的制度（后来又增至5年不变）。“八个禁止”即：（1）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
（2）禁止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3）禁止一切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4）禁止面向农民的集资（除学校危房改造外）。（5）禁止各种摊派行为。（6）禁止强行以资代劳。
（7）禁止村组招待下乡干部，取消村组招待费。（8）禁止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款收物。
2.取消涉农收费项目。从1993年开始，国务院分几批取消了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100多个集资、基金和收费项目。
3.严肃纪律。中央制定了《关于违反农民负担管理政策法规的党纪政纪处分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3年，全国查处了一批涉农负担案件。
（二）第二阶段
税费改革。2000年，全国首次在安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以后逐渐在全国推广。税费改革规范税费，全国农民普遍“减负”30%以上，共计减轻农民税收负担280亿元左右。但税费改革也存在许多问题。
（二）第三阶段
取消税费。2004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一般认为这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了中期。据此中央对我国农村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3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支持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政策措施。主要措施有：农业税下调三个百分点，加大粮食直补力度，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等。
2005年，取消农业税提速，大部分地区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5年任务3年完成。
2006年，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
（第三节新农村建设及韩国新村建设的经验借鉴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和提高农民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五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既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中国200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89年的473%，财政收入也超过了3万亿元。与此同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5.604下降到12.4%；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从占总人口的73.79%减少到58.24%。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是基于缓解影响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因素，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大量减少，而农村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