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出租车刚好路过，我毫不犹豫地拦了下来，连司机的脸都没有看清——时间对我来说，一分一秒都刻不容缓。我也不知道两百元钱是否足以支付到达广州火车站的路费，事到如今，唯有硬着头皮横冲直撞。
路上，我紧紧地盯着出租车的打表器。表中的数字每蹦一下，我的心就随着重重地震荡一次。最后，眼看即将突破九十元钱时，我的心脏再次紧张地快要跳出来。好在最后车子停在了车站口，打表器里显示的数字也稳稳地定格在了八十九元。
我从内~裤兜里掏出一百元钱递给司机，司机诧异而略带鄙视地看着我，充满了疑惑和讽刺！
出了车门，我直奔售票大厅，手里边仍伸进裤兜，紧紧地攥着那块石头。我问售票员：“今晚最近的一班到上海的火车车次是几点？”
售票员查看后告诉我，票已经全部售完。
我不甘心地望着她，神经质地敲着柜台的大理石台面，脑子里不断的闪现着“快跑”，嘴里面仍机械地问道：“今晚到上海的车次，最近的一班是几点？”
那售票员不耐烦地说：“所有到上海的车次已经全部没有票了。”
我却像疯了一样，继续歇斯底里地问道：“有没有到上海的车了？”
上海此刻就是我的希望，是我重回正常世界的唯一通道。
那售票员忽然改了口风，说：“有，你要吗？”
我猛地一惊，定定地望着她。她面无表情，眼神中却带着讥讽和挑衅。我像忽然领悟到了什么似的，转向了另一个窗口。我问另外那个售票员，是否有最近一次到上海的班次车票。在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后，我买了一张站台票，是香港九龙途径广州开往上海的班次。
我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为研究生室友老郝在那里。而省城和家乡，此刻反而让我满怀愧疚而不敢面对。我不知道该如何向朋友和熟人解释，尤其是在我没有想好自己以后出路的情况下。
直到进安检口前，我才如释重负地扔掉了石头。走进候车室，我的内心稍稍地平复了一些，但一想到没有车票的现状，又变得忐忑不安——如果今晚走不成，明天必然会被抓住。我手里紧紧地握着这张站台票，一路左顾右盼，胆战心惊，唯恐斜刺里有人突然冒出来将我带走。终于通过检票口，我拐到了进站通道，隔着玻璃远远地看到一辆列车停在站台上，旅客们井然有序地将票递给列车员检查后，坦然地进入列车内，他们此刻在我眼里是如此地幸福。
由于是中途车，广州火车站加派了驻站的安检员。我拿着站台票给安检员检查，说有个亲戚在车里面，进去说两句话。那安检员却死活不放行，说本次列车在站停留的时间太短，只能在站台上送行，不允许进入车内。
我的内心再次变得焦躁不安，冷汗从全身各个部位喷薄而出。眼看列车还有两分钟即将开行，我把心一横，趁安检员不注意，一个箭步猛地蹿了进去，撒腿就往车厢中部的位置跑。那安检员一愣之余，也跟着跑进了车厢内，一路大呼小叫地在后面紧紧追赶。
我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耳边呼呼生风，夹杂着沿途旅客的惊叫和抱怨声。那一刻，在我眼里只有前方隐隐的一线光明，似乎每跑一步，我就离上海更近了一些。
那安检员在后面追了一分多钟也没有追上我，反而离我越来越远。眼看着列车即将启动，他骂骂咧咧地无奈走出了车厢，返回站台。
列车终于缓缓地开动，我望着渐行渐远的巨大站台，想起刚来广州时的满怀兴奋，顿觉恍如隔世。
由于是短暂经停的中转站，车上的工作人员并不是特别认真，没有一一查阅车票。我和一个好心的阿姨借了手机，拨通了宿舍室友老郝的电话，告诉他本次列车的到达时间和具体站名。老郝高兴地大喊着：“欢迎领导到上海来观光指导。”
一路惊险过后，至此，我才如获大赦地瘫软了下来，靠着厕所的门边，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要将心中积蓄多日的闷气一次性地吐出。想起往广州这边来时的火车上，自己虽然只能坐着，甚至连厕所都没法上，但比起那些在厕所边休息的人还是幸运多了。如今，我自己也成了在厕所边休息的人。
造化弄人，让人啼笑皆非。
那一晚，我梦见了大个子、骑摩托车的大汉、孙超还有博士，他们都张牙舞爪地在车站周围埋伏，随时准备跳出来撕烂我的脖子。几次惊醒过来，我摸到厕所的门，第一反应都是自己摔倒在了传销寝室的门口，最终没有成功逃脱。当稍微清醒了一点，确认自己已在火车上时，我又变得心有余悸，惶惶不安。
到了上海火车站的门口，远远地我就看见了老郝在出口兴奋地挥手。我刚从暗无天日的传销组织中脱离出来，突然混迹在人群中，变得极不自在，木讷而生涩。
老郝替我补交了车票钱，拉着我出站。外边细雨如丝，人们态度从容地在广场上行走。
我们都很高兴，有种劫后重逢的大喜与大悲，仿佛转眼间已沧海桑田。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无数高大的建筑在朦朦细雨中清新素净，江南特有的人文气息把个大都市点缀得温柔多情，婀娜多姿；南京路上人山人海，年轻人嬉笑着追逐狂欢，生机盎然。在老郝领着我到达外滩的第一刻起，我就被这个城市彻底地震撼。黄浦江畔，古老的欧式建筑古朴典雅，旧上海温婉小资的风情一览无余；抬眼望去，浦东新区的现代建筑临江矗立，世界五百强的巨幅LED广告牌在夜色中耀眼夺目，璀璨生辉。
晚间，在弄巷的深处，我与老郝在一家简陋的小饭馆里畅谈别后的种种遭遇。我一口气说完了在传销的经历，不自觉地回味着其中的惊险和艰辛，一时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我原以为自己在逃脱劫难后会有一种解脱的快意和兴奋，未曾想留下的不过是伤心的回忆以及紧张过后的空虚与失落。
我想到自己被最信任的恋人和朋友接连欺骗，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相信。
又或者，所谓的爱情和友情，在现实面前的分量又能有多重？
如今，眼看毕业快半年却一无是处，我不禁悲从中来，狠狠地灌下一瓶啤酒，放声大哭。我的声音凄厉，夜幕中颤抖的身影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显得格外落寞。
第二天，我就因为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和担惊受怕而病倒了。病榻上，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和挣扎。我不想与任何人说话，也不想与外界接触。毕业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及传销岁月的经历彻底击碎了我美好的人生理想和信心，使我前二十五年的人生信仰全部被打破。
连续高烧了几天后，我才慢慢地有所恢复。
周末，我和老郝及他的几个朋友去了城隍庙、世纪公园、东方明珠等著名的景点玩耍。身处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不自然地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尤其是在花样繁出的百货商店里，玲琅满目、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的高级服饰将我一个穷学生震得思绪万千。我不得不暗叹自己在校园里的井底之蛙，有点盲目的乐观和自大。
老郝坦言身在上海的压力很大，自己一个人也挺孤单。
我安慰他说，在上海很好，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已经稳稳地在上海滩扎根了。
他叹了口气，说：“可人终归是活在现实里的，需要挣钱养家，满足生理上、心理上一切的欲~望与诉求。”
我静静地看着他，忽然道：“你变了，变得不那么充满激~情和幻想了。”
他又叹了口气，说：“不出社会，不知道自己的无能和幼稚。”
我不无自怜地说道：“你还好吧？不像我！现在空有理想的都是傻瓜，这个世界是为某些人准备的，他们早早地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一切都遵从于最原始的欲~望和本能，却偏偏春风得意，在社会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老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饭总要一口一口地吃，你将来怎么打算？”
我说：“这次来上海，从下火车的第一眼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如梦似幻的都市霓虹，这里摩登时尚的人文街景，还有这里扑面而来的商业气息，都让我的身体有股久违的冲动和激~情。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在上海做出一番事业。”
老郝神色大为喜悦，另一只手也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太好了。到时候，我们在上海又能时常见面，彼此之间也有个照应。”
就这样，在好友的殷勤召唤下，在大上海充满都市魅力的诱~惑下，我下定了回省城稍事收拾后便要返回上海、准备大展拳脚的决心。
临走那天晚上，老郝在一家温州风味的小饭店里为我送别。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周围你侬我侬的“阿拉”方言中，我们两人越发显得孤独和寂寞。老郝兴致所至，问店家要白酒，得到的答复是店里只有啤酒和黄酒。
老郝让我在店里稍等，自己则一个人出去买酒。少顷，他便提着一瓶二锅头回来，粗豪地用牙咬掉了瓶盖，为我们每人各倒了一杯。
我俩都不是善饮之人，几口酒下肚便面红耳赤，眼神迷~离。邻桌的一个老汉笑呵呵地过来，说：“一看就是北方人，白酒哦，不得了啊，”说罢，晃了晃手中的黄酒，道：“我呢，只能喝点儿黄酒，自娱自乐。”一边说着，一边看耍猴样地瞧着我们俩。
那一晚有点凄凉，尽管已经下定了来上海的决心，但我也不知道这决心会维持多久。我已经二十五岁了，青春过了一半，还有多少次机会可以让我重新来过？这个城市精英林立，我自己能否真就一鸣惊人也未可知。
与昔日那个苦中作乐、永不言败的朝气青年相比，我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开始有了点衰老的迹象。同时，想起孙超，又不禁为他的将来担忧。我的思绪不自禁地就飘回了大学，想起了他年轻时的种种：
在我心底深处，不管是勇闯广州，还是深陷传销，孙超永远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天真烂漫的有志青年；在我眼中，不管未来他大富大贵抑或小康持家，永远无法抹去在我心中那个一年四季穿着校服、拎着破旧的书包、游走在自习室里的贫苦书生形象；在我耳边，不管朋友在传销中流利而蛊惑人心的话语或者在广州业已像模像样的哝哝粤语，总比不过他当年历经磨难却不改乐观态度而迸发出的爽朗笑声。
我从来不曾想过，我们之间的情谊居然抵不过短短一年多岁月的摩~挲。
老郝打断了我的思绪，问道：“你想什么呢？”
我说：“想起了孙超当年穷困潦倒，一个暑假只吃方便面充饥的情景。”想到短短一年，人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不禁瞬间泪流满面。
老郝幽幽地念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
我心里难受，赶紧岔开话题，道：“你知道吗？据说能从传销中恢复过来的人，很多都成为了社会的精英。因为传销在洗脑的过程中，其实激发了人类大脑最高效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从那里边走出来的人，沟通能力强，学习素质过硬。所以，我相信我们都会成功。”
老郝颇为凝重地说：“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