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女性在采补说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药品，换句话说，采补说反映出当时人一种特殊的女性观念，即女性是药品。高罗佩曾经说过：“尽管在卧室外，女性常常不过是一个不可缺少但在感情上不受重视的家庭成员，而在卧室内，女性常常是伟大的指导者和性秘术的守护人。”女性在房中的一切积极反应，都可以激发女性的阴气，这种阴气可以源源不断、没有穷尽地输送给让她产生反应的男子，这种从阴气被激发到阴气传输的过程不仅可以极大地增强男性的性功能，而且女子的阴气可以被男性吸收为真气，起到延命益寿的作用。
男女的差别渗透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对女性的看法是一定时期社会观的主要内容。道家认识了女性的重要，承认男女地位的某种对等性，相信人类要健康长寿需要正常性生活的辅助，男性与女性可以通过一定的性活动彼此滋补，特别指出男性要延年益寿必得借助于女性在房中术中的指导和给予，推崇女性柔弱包容的特质，在聚众净化的宗教仪式中加入了肉体的性的表现，既没有禁欲苦行，也没有阶级观念，这是道家的独特之处。道家的生理哲学可能过于原始，也难免荒诞不羁，但他们对两性关系、对女性的看法，较之父子、君臣以上制下、禁欲苦行的儒家，及其封建、财用私有的思想，较之冷漠出世的佛家及其以性为拂逆、为丑恶、为邪魔的态度，则道家的思想就要健全得多了。
那么，上述把女性当作男性药品的女性观之产生，渊源何在呢？依笔者拙见，其当主要渊源于汉代黄老学说的某些思想。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兴盛于汉初，是北方黄帝崇拜和南方老子之学相结合的产物，“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糅各家，兼容并蓄。黄老之学，从字面意思看，包含了黄帝和老子两个人的学说，但事实上黄帝与老子两人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二人并称，有着特定的思想学术发展背景。即：自战国时代开始的诸子托古黄帝之风的兴盛和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
汉代的黄老之学，从内容上可以分成学术的和政治的两个方面：学术的指汉代的道家理论，包括它的宇宙观、认识论、健身养生思想等；政治的指汉初六七十年中实行的治国之术，它是汉初道家理论在政治上的伟大实践，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段以道家为主导性治国方略的时期，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具体到本文的需要，我们主要撷取《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两部著作中的健身养性学说，以丰富我们对秦汉时期女性观的认识。
养生理论在《淮南子》中主要是保养精神，控制意念，使精神意念不要驰骋于身体之外。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闭四关，止五遁”。“四关”指耳、目、口、心，“五遁”指五种物质享受，包括享受宏伟的宫殿、精美的器物、鲜美的食物、高大的楼台、清清的流水。人的生活应受理智的支配，不能纵情于肉体的享乐。精神若被欲念驱使而过分消耗，会损害健康，引来患祸，好比膏烛，“火逾然（燃）而消逾亟”。论者指出：“这是中国论形神关系第一次出现的烛火之喻，成为后来无神论者说明形神关系时经常使用的比喻”。人们养生而不追求长生，使形、神各自的功能都发挥到尽头，然后同时消亡，就达到了养生的目的。
此外，《淮南子》还对养生的两种形式———保养形体和保养精神———进行了区分。书中说：
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
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
可见，《淮南子》认为以保养形体为养生目的是不足取的，没有抓住养生的根本，最根本的养生方法是养神。
《河上注》则主要是从天道自然无为、元气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出发，本着天人合一、国身相同的观点，用自然法则来论述治国之道，寻求能使国家太平长治的方法的同时，也论述养生之道，寻求个人长生久盛的方法。在《河上注》的作者看来，“治国与治身同也”，这是他的养生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例如：
十章注：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治国者布施德惠，无令下知也。
十一章注：治身者当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虚，神乃归之也。治国者寡能，众弱共扶强也。
二十五章注：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移心归往之也。治身则天降神明，往来于己也。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安家宁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则身安而大寿也。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尽时也。
四十三章注：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也。
四十四章注：人能知止足则福禄在于己，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故可长久。
五十九章注：治国者当爱惜民财，不为奢泰；治身者当爱惜精气，不为放逸。夫独爱民财、爱精气，则能先得天道也。
六十章注：治国烦则天下乱，治身烦则经散。
六十四章注：治身治国安静者易守持也。
七十四章注：治国者刑法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伤神，贪财杀身，民不知畏之也。
很显然，上举的治国与治身，共同之处在于效法自然，无为而养神，无事而安民，这与道家传统的养生理论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汉代的养生方术门类甚多，主要有服食方药、导引行气、房中固精、守一存神等几类。服食方药是借药物的外力保养身体，延年祛病。行气、房中、存神等则是通过保养人体内的精气神等维持生命的要素，调节自身功能以祛病延年，《河上注》对此三者皆有论述。如关于行气术，《河上注》认为人禀天地之和气而生，和气散则死亡，故善摄生者必须保持和气，所谓“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是也；再如关于房中固精之道，《河上注》称男女之精为“精气”，认为“治身者当爱惜精气而不为放逸”。保养方法一是在交合中节欲重施，勿使精气漏泻，再者还有还精补脑法等。再如关于保养精神之道，《河上注》认为“人之所以有生者，以有精神”。这里的“精神”，不仅指人的心思观念，而且也指驻守人体五藏之中的魂灵。人欲长生，必须除情去欲，保持五藏空虚，精神安静，形神相抱不离。
当然，《河上注》的养生论，也受到神仙思想的影响，认为养生可以达到长生不死。如第六章注讲：“人能养神则不死也”；第五十九章注讲：“精气不劳，五神不苦，则可以长久”，等等。然而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它还不是全部注文的主流”。
通过以上的剖析，对采补说所反映的女性观，似可更推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