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图书似海，名师如云，是一个培养卓越人才的摇篮。我1959年入学古典文献专业，给我们传道授业的名师，大多是享有盛誉的校内外专家学者，其中邓广铭先生是我印象最深、交往最密、获教益最多的老师之一。
补教通史
当年的北大历史系，教师人才济济，教学、科研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当时，齐燕铭同志(国务院秘书长)与金灿然、翦伯赞、魏建功一起筹建古典文献专业时，就曾想将其设在历史系。后来虽然设在中文系，但对于古典文献专业的中国历史教学水平，要求不得低于历史系。因此，“中国通史”这门课程，是与历史系共同上课的(一、二年级合班上课)。记得上课的老师有张政烺、田余庆等先生。后来，为了充实基础，又独立“开小灶”，开了专题课，请游国恩讲《左传》，请翦伯赞讲《汉书》研究，请吴晗讲《明史》研究，请聂宗岐讲《中国历代职官制度》，请柴德赓讲历史年代问题，请史树青讲古代风俗研究，请周一良讲日本汉学研究，请贺昌群讲汉简研究，请许大龄讲典章制度，请阎文孺讲敦煌研究，请宿白讲唐宋刻书业等等。
齐燕铭同志十分关心专业建设。他得知“中国通史”一课，前详后略，对中古以下讲得很少。他指示，要请一位有研究的专家补上宋辽以后的历史课。对中古以下历史最有研究的专家，首推邓广铭先生。当时，魏建功先生(时任副校长)登门请邓广铭先生，邓先生欣然应允。邓先生不仅精讲了宋辽史，还下及元明历史。他是名教授，认认真真地补上这门基础课，令教师和学生们倍感钦佩。他上课十分认真，有周密的教案，并在讲课中指出研究路子，列出参考书目。我们有问题找他，他总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十分热情耐心地解答，并曾把他自己的藏书借给过我。我们中古史知识的基础，就是邓先生这样一点一点地给我们打下的。
我当年对宋代词人辛弃疾很有兴趣，知道邓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研究，便去请教他。邓先生非常谦虚，说自己研究不深，还有不少疏漏。他将他编著的《稼轩词编年笺注》给我看，并说他即将修订。我后来还专门去买了一本，可惜没能好好去读它。直到前些年我编著《辛弃疾词精华》(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时，才翻出邓先生这本书，把它作为我编选、注释、今译的主要依据。自己在编著中，认真读邓先生的书，仿佛先生就在旁边指导着我一样，倍觉亲切。我在《前言》中特别作了说明：“作品大都按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序排列……”应当说，我的那本小书，只是在学习邓先生著作后的一个习作。
扶掖后生
邓广铭先生作为一位老师，始终不忘师生之谊，永远在教导、帮助他的学生。我出校门三十多年，始终接受着邓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他是我永远的老师。
每次回北大，我都要去看看邓先生。先生见我去，总是那么高兴，那么热忱，那么慈祥。他同我谈为人、治学，谈事业，谈研究，谈古籍整理出版。邓先生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在巴蜀书社供职，与他有许多谈不完的话题。每次谈话，他都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和研究，并恳切指导我如何抓好研究，如何抓好出版质量。我每次从邓先生家里出来，总感到是上了一堂指导课，得到了很多收获。
邓先生关心着学生成长，特别是学术上的成长。如果我们有了那么一点成绩，先生总感到高兴，鼓励我们，并严格指出不足之处。我曾编著过几本小书，送给先生的每本书，他都认真看过，总来信肯定成绩，并指出其中的不足处乃至编校中出现的错字。邓先生那么大年纪，那么忙，他这样细致地审阅，使做学生的感激不尽。
1991年，邓先生审读了我的《孙子导读》和《陆云集》后，还给四川省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委会写了推荐信。他从两书的整理、编著进行了分析评价，充分肯定成绩，亦指出了不足，竭力推荐我评编审(正教授级)。这事，我并没有去请示先生推荐，但先生想得到，写了详细的推荐信，自己签名盖章，还亲自跑到历史系去盖了公章寄出；同时给我来了一信，鼓励我申报编审职称。我看到信，十分激动，流下了热泪。可能由于有了邓先生举荐，次年我在局系统正高指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评上了编审。我感谢恩师，也感到恩师对我寄予的厚望，我只有努力上进，才不致辜负先生的殷切希望。
先生扶掖学生，不止我一个。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得到了邓先生的荐举。因为邓先生为人忠厚、治学严谨，从不虚捧虚吹，他的话很有分寸、很有分量，因此人们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我的学弟张大可，原在兰州大学任教，教学、科研均有显著成绩。80年代末，评定职称，许多单位还是论资排辈，他五十的人了，还被认为“年轻”，虽有《史记研究》、《中国文献学》等多种著述，评教授仍评不上。邓先生认为应当扶持有作为的年轻人才，便给兰州大学写了推荐信，建议将其评为教授。大概由于有邓先生推荐，高评委会很快就通过了张大可同志的教授职称。张大可和我谈起邓先生，真是感激涕零。
邓先生对学生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四川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曾枣庄教授得悉邓先生仙逝后，立即电话告诉我，并说，邓先生对他有特别的帮助，有特殊的恩泽，是邓先生支持了他们所，帮助了他，指导了他。他永远忘不了邓先生的恩德。对于邓先生的逝世，他感到很痛心。大凡与邓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一丝不苟
邓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治学十分严谨，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管面对什么人，也不管什么场合，他坚持原则，铮铮直言，不苟合世俗之论。他的为人治学，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风骨，因此人们格外敬重他。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全宋文》，是在邓先生亲切指导下搞起来的。全书一百八十余册，一亿多字，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最大的断代文化工程。记得1987年第一册首发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首发式座谈会。会上，人们都纷纷祝贺，称赞《全宋文》，一片颂扬声。待到邓先生发言时，他不讲套话、空话，他扼要肯定了《全宋文》的价值和成绩，接着语重心长地讲，要努力把好书编纂好、出版好，对于小的疏漏也要注意改正；并举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作了具体分析。例如第一页第一行的“六年”应作“元年”，他认为可能是写小传的人“元”字写得不规范，误排作“六”字，责编、校对都没看出(后来查核原稿，果如邓先生所言)。就这样，邓先生讲了近一个小时，指出了书中不少错讹。他的发言，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人们听了，都很佩服。
邓先生为人治学，恰如戴震所言：“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导真知启后人。”对于学术问题，他不趋时附和，唯真理是求；不放过错误，也不偏激苛求，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恰如其分。大约是1990年，有位记者采访了他，谈到古籍整理出版时，邓先生又讲到了《全宋文》，他全面肯定了它的创举，是一项伟大工程，肯定了它的搜集详尽、体例完备、校点精到、编印上乘，同时也批评了社会上一些不负责任滥出古籍图书的情况。记者没弄清楚，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古籍图书的质量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误将邓先生批评社会上的滥出书扯到了《全宋文》身上。邓先生看见该文，立即给记者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文章曲解了他的本意。同时指出，为了维护作者和出版社的名誉，必须纠正，赔礼道歉。后来，那位记者又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称赞《全宋文》的首创之功和编印成绩，婉转地做了订正。邓先生又向四川大学古籍所曾枣庄、刘琳做了说明，表示歉意。这件事，体现出邓先生人格高尚，对人宽厚，对事情实事求是，对学问严肃认真的高风亮节，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
长者风范
邓先生对学问十分严格，待人十分厚道，有一种令人敬重的长者风范。
作为学生，去拜望老师，总得带点小礼物，例如水果、茶叶、水酒之类。每次去，邓先生总是拒收，并说，师生相聚，就很好了，不要有那些世俗之气。对于酒，他是坚决不收的。茶，是邓先生唯一的嗜好，所以我后来便只带一点茶叶去看望他。就这样，他还要批评你两句。我打趣说：按照孔子之制，学生应呈“束脩”；我未奉“束脩”，到老师处总要喝点茶吧。先生虽然领受，但还是有些不高兴。当然，话题谈到学问，也就过去了。
1988年秋，邓先生到成都开会，去看他的人很多，先生想去看望的人也不少。为此，四川大学开了一个会，将治史方面的老先生请来，听邓先生讲史学研究问题。我陪同邓先生去的。讲完后，邓先生说，他没见到徐中舒先生，一定要去看望。当时徐中舒先生已年逾九旬，是耄耋老人，因身体不好，见人不识。历史系同志劝邓先生不要去了，邓先生坚持要去。我陪他到了徐先生住所。当时，徐先生双目板滞，神色木然，正在喝牛奶，奶水掉在衣襟之上，全然不知。邓先生来了，恭敬地再三问候他，他旁若无人，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徐先生亲属和我看了很着急，邓先生却像对高亲一样，毫不介意，笑着对徐先生说起50、60年代相处的事，徐先生仍然没有反应。后来又谈起30年代在上海相聚之事，这时徐先生忽然插话，说当时还有某某人。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人老了，越近的事越记不得，越是早年的事越清楚。出门时，邓先生很感欣慰，说：“见到徐先生，很高兴，30年代的事，他还记得。”这次拜访，好像满足了邓先生的一桩心愿，他高兴地回来了。
会议中的一天，邓先生问我住在何处，他要到我家看看。我说，学生本应请先生，但寒舍偏远，条件很差，免了吧。邓先生坚持要去，我只好安排了一辆车，陪邓先生到原玉林新村住处。那天很不巧，地下水道堵塞，粪水漫溢，进门都不好下脚。邓先生旁若无事，踩着垫好的砖石，一步一步地进了门洞。我扶着邓先生，感到不好意思。邓先生毫不在意，到了敝舍中厅，看着墙上悬有字画，书房摆满书架，很高兴，还夸说房子清雅，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看看书房，翻翻书，又畅谈起做学问的问题。坐了不到一小时，先生要走了，因为晚上有会。我爱人送上一听茶叶，先生硬是不收，后来只好硬塞在车上嘱人给先生了。临别时，邓先生还向我爱人和女儿再三致谢，真像慈父、慈祖一样。
邓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存留在人们心目中；他的丰富的著作，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精神风范，成了人们效法的楷模。邓先生留下的，我们应当承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邓先生的教诲，他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邓先生说：“真文人者实不相轻。”邓先生一生尊重学问、尊重文人，文人们都永远尊重他。
邓广铭简介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留校任教。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1946年回北大史学系任教授。1954年任北大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委会副主任等职。他教课甚多，著述颇丰，撰著《中国史纲要》(宋辽金部分)为高校文科教材。他反复修订再版其专著《王安石》、《岳飞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等，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