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自己谦逊地说过:“前些时候,《人民日报》上关于我的报道,说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这是一个误会。我没有研究古典文学,也不懂古典文学,也没有教过古典文学;我只教过古代汉语,主编过一本书叫《古代汉语》。”其实,王力先生不只是个语言大师,对于古代文化知识,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科举制度、诗词格律、《诗经》、《楚辞》等等,都是精通的,并有不少著述,有《诗经韵读》、《诗词格律》、《汉语诗律学》等著作传世。
作为我最崇敬的教师,一个学生是难以全面概括评价先生的成就和作用的,只能凭记忆所及,回忆对先生印象较深的二三事。
平易近人
王力先生秃头镗亮,腮帮鼓起,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似乎是一位严师,不好接近。他给我们讲《古代汉语》,我们总是毕恭毕敬地听课,课堂上也不敢轻易提问发言。课后碰见他,只有恭敬地打招呼,不敢随意言笑。
1959年冬,学校“拔白旗”运动时,王先生自然是被“拔”的对象之一。记得逼他上台检讨时,他上台也是板着脸,一字一句、铿锵有韵地说:“我是一面大白旗,在许多人中飘来飘去。人说我是资产阶级,我心里还老大不服气……”台下人听了发笑,他却一丝表情都没有,念着他那诗歌似的“检讨书”。
《古代汉语》讲天文知识一节时,是一位中年教员教授的,同学们听不明白,意见颇多。那位老师辅导了一次,大家仍是云里雾里,搞不明白。这时,王力先生亲自出来辅导,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天象图,指出要了解天体,主要在提纲挈领,抓住了黄道这个纲,一切都明晰了。他从黄道始,爰及几大星座,条分缕析,三下五除二,便豁然明白了。最后,他问大家明白了没有,大家齐声回答说明白了。先生莞尔一笑说:“本来不复杂,你们没抓住头绪,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就像把我王力分成几个人一样!”第一次看见王先生的笑,同学都鼓掌致意,报以会心的笑声。这笑声,是盛赞先生学识深厚且能深入浅出,也是对先生的长者一笑报以敬意。
其实,王力先生似严父般的形象背后,蕴藏着深深的爱意。倘到他家里,他总是那么客客气气,平易近人。记得1960年世乒赛时,大家想看实况转播,而学校电视很少,拥去看电视的人如山似海,没法子看清楚。同年级几个同学说,王力先生家里有电视,我们上他家去看。大家邀邀约约,总共有二三十人,一齐拥进王力先生住的小楼。王先生很欢迎。客厅很小,大家便席地而坐。王先生要搬凳子,大家不愿意,那样反而坐不开,又麻烦。王先生过意不去,转来转去,自己安排开水之类后,上楼进书房去了。等到比赛结束,大家哄闹着要走了,王力先生忙着下来送大家,还说欢迎大家下次再去。他那么和蔼可亲,大家反而不好意思,不敢再去打搅了。通过这次看电视,大家改变了对王先生的看法:看似严师,表面似冷面;一旦接触,便觉可敬可亲,平易近人。
一了百当
王力先生出生在广西博白县,早年出外,还留过学,新中国成立前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后来才调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专门讲授《古代汉语》,并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古代汉语》教材。此书由王力先生主编,以北大教材为基础,成立了一个编写组,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等一批专业水平较高的人才,分工合作进行编写。出版前,开过高水平的专家座谈会,出席者有国内语言界最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丁声澍、吕叔湘、殷孟伦、陆宗达、朱文叔、洪诚、张清常和北大的冯至、魏建功、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等先生。此书出版后,全国文科大学基本上都以它为教材,在海内外学术、教育界影响很大。王力先生的名声更是远播四海了。在许多人看来,王力的声名,如雷贯耳,是真正学术界名声最响亮的权威之一。
王力先生字了一。为什么取字“了一”,我曾问过先生。先生淡淡地说:“‘了一’,就是‘一了’。”并笑道:“一了百了啊。”我不得甚解,便查书,思索这一问题。
“了一”作“力”的字,十分精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语言大家的字,形、声皆备:从形体上说,“一”竖为撇“丿”,“了”形近“”,两相结合,便成“力”;从字音上看,“了”音“liǎo”,“一”音“yī”,前声母与后韵母相拼,便成“lì”(力)了。似乎许多人都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了一”还有更深的学问。“了”是明了、明白之义。“一”按《说文解字》:“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人将“一”视作万物始生始变之道源,是世界元生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先生说“‘了一’就是‘一了’”,就是成语“一了百当”之义。此词指办事妥当、彻底,是说你将关键的事做好了,别的问题也就随着得到妥善、彻底解决;一事办好了,事事都妥帖。这里的“了”,实为了结、完成之义;“当”是恰当、合宜之义。王阳明《传习录》云:“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张居正的《答山东巡抚何来山》文云:“清文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从以上看,“了一”确实含有很深含义。
王力先生的字,确实精妙,无论深浅,无论古今,无论语言,无论文字,均简古而深奥,寓意很多,令人深思,使人共鸣:真是一个语言大师的精当的字,太美妙了。今天看来,也只有这个字,才切合王力先生“一了百当”的为人治学风范。
选讲座助手
“文化大革命”后,王力先生“解放”了,恢复了名誉和工作。1978年12月,他回故乡博白一游,寻亲叙旧。他儿子秦似和我一起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便来到了广西大学。广西大学在南宁市西乡圹,原是援越抗美的越南革命子弟学校所在地,后来广西大学恢复,便在这儿建立新校址。中文系属新创建,教师从四面引来,如从广西师院(桂林)调来沙少海、秦似、梁振仕等人,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分配来的王士菁、柳正午、金涛、鲁原、张军夫和我等12人,从“教育部五七干校”分配来的陈光中、陈梧桐、佟存德等人。秦似本是一个散文作家,文坛有人咏抗战后香港文坛云:“自从司马北归后,香港文坛数二秦。”“二秦”指秦牧、秦似。秦似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西文化局副局长,后因抗美援朝时带团慰问志愿军,犯了严重生活作风错误,被开除党籍,降级处分,调广西师院任教,“文革”后转调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
王力先生到广西大学来,南宁各大专院校都传开了,要求区里组织一次大会,请王力先生作报告。任务交给广西大学。学校在1978年12月21日在大礼堂安排了一次学术报告会,邀请了南宁各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来听讲。下午又在小会议室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这事得到了王力先生同意,并征求他意见。王先生说只谈谈学习古汉语问题,不谈别的;并要求安排一名助手,帮他写板书、处理当场提问的字条。
助手人选,秦似自告奋勇,王先生不同意,一定要我做他的助手。原来,王先生到广西大学,听说有他的学生在中文系,一问,便知有金涛、鲁原和我三人。王先生不熟悉金、鲁,知道我正教《古代汉语》,便要我做助手。头天下午,他从五幢秦似住处出来,由秦陪同他到四幢我的住处来看我。我很高兴,也很意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王先生还记得我。王先生说明天作报告,请我做他助手,帮助写板书,并处理会上人们递的条子。我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的大礼堂,人山人海,听说大教授来讲学,除了文科,理工科一些人也拥来看热闹。主席台上,坐着教委和各大学的主要领导。讲台安在正中,王先生坐在那儿讲。右侧安了一张大黑板,前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王先生让我坐在那里,有什么要写的,我站起后便在黑板上书写;台下递条子,也交我处理。
王先生讲的题目是《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共谈了六个问题:一、什么是古代汉语;二、学习古代汉语的必要性;三、从三方面学习,以词汇为主;四、建立历史观点;五、要反对望文生义;六、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整个演讲共计三小时,王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典型的事例,深入浅出地演讲,全场不时发生一阵阵掌声和笑声。这场演讲获得了很大成功,社会反响很大。这是“文革”后在广西第一个有震动意义的学术活动。
权威认错
王力先生的学术报告,当场反响强烈,事后影响很大,各方面人士要求将其讲话稿整理出来。这个稿子,《广西大学学报》也决定刊登。因此,学校要求我利用课余将稿子整理出来。当时有录音,我就一边听录音,一边记录,一句一句地记录下来。我将记录稿梳理一遍后,交给了学校编辑部的丘国栋先生。丘先生原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曾任编室主任,后来调回北京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科学部的主任。丘国栋先生看了一遍稿子,认为整理得很好,便安排在1979年第一期学报上发表了。学报出刊后,《人民日报》及《新华文摘》都分别转载了,社会反响很好,收到许多专家、读者寄来的表扬信。但是,由于当时匆忙,未假思索,将“郭守敬”称为“明朝的郭守敬”,这是王先生讲演时的一时疏误,山东大学一位教师写信来指出:郭守敬是元朝人,是著名的天文历学家,怎么变成了明朝人,这岂不是一个笑话?丘国栋将信转给我看。我看后,惊出一身冷汗,怎么不思索一下,竟出了这么一个知识性错误,真对不住先生,我决定,由我向山东同志致信认错,承担责任,说是我整理时笔误,谢谢他的批评。这件事,学报编辑部可能写信告诉了王先生(我没在信中说这件事)。
1980年5月,北京大学在八宝山为魏建功先生补开了追悼会。我因公出差至京,便同中华书局的同志一同乘车前往八宝山参加魏先生的追悼会。这个追悼会很隆重,北大、社科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众多人士出席了追悼会。追悼大厅前,摆着两张桌子,来人戴纸花,并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那里人山人海,大多皓首白发,戴着眼镜,社会名流很多。我随着队伍,也上前佩戴纸花,并在纪念册上签名。名刚签完,听见人叫:“黄葵,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一怔,抬头一看,是王力先生。我急忙恭敬地打招呼:“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急忙问:“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来了好几天了。”先生说:“来了好几天了,为什么不到我那儿去?”我支支吾吾、结结巴巴,不知说了些什么。正好,有几个名家同王先生打招呼问好,我张口结舌,站在那儿。王先生正同人进厅,还回过头来,当着众人面说:“我那讲话,你整理得很好,可是其中那个错误,把郭守敬说成明朝人,明明是我的错,你怎么说是你弄错的?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嘛!不能让你们年轻人来背黑锅!”我看看那场面,先生那么坦诚认错,我总想解释一下,在众人面前保全先生的面子。可王先生还不罢休,说:“我写了信,请学校用我的名义订正错误,你们怎么还说成是‘记录者’的错呢?”末了,还叮嘱说:“办完事,一定到我家去一趟。”
过了两天,办完公干,我专程去拜望王力先生。先生很高兴地热忱接待我,叙谈中,对讲话稿的事,还耿耿于怀,再次谈到。我由衷崇敬王先生:一位学术大师,竟然这么谦逊,做事一丝不苟,极其认真。他爱护学生,深恐为一点失误影响了学生的前程。这种师德,真正可贵,让人铭记终身。
1985年7月,我出差北京,自然要去北大看望老师。我到王先生家,他正忙着,见我去,丢下手中的事,与我热情攀谈。问我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十分关心。我向他约稿,他表示眼下有别的任务,以后有书稿一定给我。可惜,王先生忙着上级任务,一直没能给我一部书稿,我为没能为王先生出书尽一份力而抱憾一世。我从北京回蓉后,接得王先生一信,并给我寄来一幅字,是录的杜牧《山行》诗: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并书曰:“乙丑季夏录杜牧诗以应黄葵同志雅嘱。”俨然把我当作朋友同志,对学生是这样真诚。我想,王先生不自撰,而录杜牧诗,是有深意的:书山似寒山,登山路远,勤登有径,进入深处,自然有“家”;秋山之美,枫树霜叶尽红,红得喜人,胜似仲春二月的百花。这是先生鼓励我在做学问的路上要有信心,要勤奋,他也期望我会有出色的成果,有大的收获。王先生的殷切深情,真令人感激一生。只可惜,我没出息,作为不大,愧对我的恩师了。
王力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北大中文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1932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任教。1954年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委会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颇丰,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两百余篇,收入《王力文集》中;主编《古代汉语》等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