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合作共事时始终遵循这一个宗旨，即后者必然希望他的副总统放弃个人的政治野心，全力支持总统的纲领和政策，所以他谨言慎行，对艾森豪威尔恭敬备至，颇得总统的欢心。1955年9月，艾森豪威尔突然心脏病发作。在美国，总统的健康状态不佳形同国家发生危机，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身为副总统的尼克松自然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他私下盘算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从最好的方面想：艾森豪威尔几星期后就可重新工作，尼克松认为他决不能去干任何可能被外界说成是为自己谋私利的事。从最坏方面想：艾森豪威尔病故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毫无疑问他更需要谨慎行动。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艾森豪威尔不能在几星期内或几个月内恢复工作，而他必须接任总统负责的某些工作，他也同样不能干让别人认为是觊觎总统权力的事。基于这样的考虑，尼克松对记者避而不谈有关艾森豪威尔的病情在政治上的影响的问题，他主持白宫各种会议时，仍然坐在副总统席位上而让对面的总统席空着，他还是在国会大厦他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不去白宫办公，他只当调解者，不当指挥者，在难熬的几个星期里，尼克松夫妇处处留神、事事小心，唯恐做出一点超出本分、僭越总统和第一夫人职权的事来。
总之，如何作好副手，尼克松可谓深谙其道，他或以退为进，或以攻代守，将致胜方略与保位方略融为一体，达到巧借外势、加强自身的目的，最后使两个人都在政治上成为赢家。
2.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的启示现年59岁的瓦希德是印尼民族党醒党的一位幕后领导人。该党是自1998年5月前总统苏哈托历时32年的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兴起的数十个政治组织之一。民族觉醒党在6月的选举中表现不俗，它如今是印尼新议会中的第四大政党，拥有51个席位。作为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拥有4000万成员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主席，瓦希德被认为是在幕后操纵政治大权的重要人物。瓦希德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会有大批群众蜂拥而至，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尊为一种道德力量。在获得强有力的7党联盟中的两个党宣布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瓦希德成为总统的机会迅速增大。并在1999年10月20日的总统选举中击败梅加瓦蒂后，当选为总统。而他一当上总统，就立即决定与梅加瓦蒂修好关系，提名梅加瓦蒂为印度尼西亚的副总统，这一大胆的决定，获得巨大的成功：
首先，梅加尼瓦蒂当选为印度尼亚西副总统，这件事可能会平息因她在20日总统选举中败北引起的愤怒情绪。其次，梅加瓦蒂的胜利使得瓦希德新政府的基础扩大了很多，又因为梅加瓦蒂所领导的较为世俗的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指挥着忠诚的民族主义分子、自由派穆斯林和信教的多数民族，从而能使新政府从伊斯兰党派那里得到的核心支持保持平衡。另外，瓦希德——梅加瓦蒂的组合不仅得到国内的广泛支持，同时在国际上也普遍受到好评。因此为印尼的经济发展赢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如欧盟领导人所说：“印尼的选举是在透明和民主的气氛中进行的，它使印尼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我们认为，新人领导集体将为印尼带来它需要的稳定为信心。”
从印尼总统大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政治需要斗争，但有时政治联合比斗争更重要，联合能给竞争双方带来的利益更大。
三、权力共享，互得其利
在一个有多种政治集团共存的社会，每个政治集团都要维护或争夺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利益，任何一方独揽权力，都会损害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必然会导致各种政治纷争，因此英明的政治领导人通常善于在各政治集团间分配权力，实现权力共享，使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均得到维护，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固，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1.“联合国会，共治国家”
经过近200年的政治演化，由美国开国元勋们所确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已不再是等边三角形。对总统权力进行制约的两要素中，最高法院的力量相对削弱，实际上能与总统抗衡的只有国会，因此，不等边权力三角形的变形就在于总统和国会这两条权力轴线，时而前者倒向后者，时而后者又倒向前者。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国会权力轴线不断向总统权力轴线倾斜，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是与民主党在大部时期内控制白宫政权有重要的关系。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在其任内都程度不同地淡化了总统权力，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其他各种因素外，也是得力于他们所代表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议席中占据了多数。民主党因新政的成功使它在美国社会的中下层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故有多数党之称。它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经常占据优势。罗斯福等诸位民主党总统正是利用本党控制国会的有利时机，敦促国会通过了多种改革法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的政治抱负，他们那名垂青史的业绩让尼克松羡慕不已。
“全国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实行变革”，尼克松上台伊始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不希望以谨小慎微的名声载入史册。”但是，现实很快就使他冷静下来，他是120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均被反对党控制的情况下开始任职的总统，这意味着他的政府将面临国会的重重阻力。他不可能丢开国会而独行其事，只有经过国会同意，他的各种法令提案才能得以成立并付诸实现，同时尼克松也认识到，他不可能得到反对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那末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
尼克松从作好国会内部共和党议员的工作入手。相当长时期内，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惯性，他们长期扮演忠实的反对派，很少提出重大的立法提案，作为少数派，他们对国会所做的事情也不负多大的责任。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共和党成为执政党，它要求自己的议员在国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尼克松的指示下，约翰·埃利希曼、布赖斯·哈洛、帕特·莫伊尼汉等白宫顾问负责与国会联络，对共和党的议员施加影响，推动他们调整心理，改换角色，在共和党国会领导人杰里·福特和休·斯科特的周围团结起来，共同促成尼克松提出的成套立法提案。
在同国会打交道时，尼克松想方设法同资深的保守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以赢得立法所需要的关键性投票。民主党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长期任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他对尼克松关于税收、收入分成和福利改革的立法提案能否获得通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尼克松要求他的经济事务助理乔治·舒尔茨常与米尔斯呆在一起，他自己也经常约见这位主席，甚至亲自打电话慰问病中的米尔斯。尼克松联合国会的举动最终收到了成效。
对普通的国会议员，尼克松也没有忽视。当时设有一个“款待”办公室，专门负责为来自议员们的选区的选民们安排参观白宫。白宫还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程序，保证每个议员的来信都能得到迅速的处理和详尽的答复。总统的社交秘书保证把所有该请的议员一个不漏地请到总统的招待会和宴会上来。每次社交活动之后，尼克松要与埃利希曼等助手开碰头会，把他头天晚上从议员们那里收集来的问题和牢骚话提到桌面上来，要求埃利希曼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几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尼克松再打电话回复那些议员，并保证彻底追查。
尼克松总统的这种谦虚合作态度，使其在位期间许多政策法令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同时国会的意见也得到总统的尊重，一度使美国政治氛围十分合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