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南方的一所乡村小学有过两个月的支教生活，那段时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为无忧无虑，心情最为舒畅的日子。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心灵和纯洁干净的笑脸，就是因为一尘不染的天空和淙淙的流水，就是因为自由自在的飞鸟和香气扑鼻的百花……
大凡小学语文老师，没有哪个不曾问过学生的愿望的，也没有哪个不曾问过学生最喜欢哪个季节的。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难道这些问题是语文课的“标配”？难道孩子们就非得有什么人生愿望？为什么又非得让他们在四个季节中挑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来呢？
当然，我也无法免俗，第一节语文课上便抛出了那个老掉牙的问题：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啊？我也曾经问过城里的孩子同样的问题，答案在我的意料之中，绝大多数的孩子选择的是“春天”，因为春暖花开、鸟语花香啊，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啊！
可是，同样的问题，却把农村的孩子们给难住了。孩子们并没有按照我所预想的那样，“正儿八经”地回答问题，他们瞪大着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又齐刷刷地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选出一个来啊，四个季节我们都喜欢啊！”然后，我就哑口无言了，顿时觉得自己问出这个问题来，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无聊啊！
在农村孩子眼里，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根本没有高下之分。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到处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他们很喜欢；夏天有暑假，他们可以下河摸鱼、游泳，可以躺在树荫下听爷爷奶奶讲故事，他们很喜欢；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些漫山遍野的野果子是他们的最爱，还有那些仿佛被染上水彩的树叶，他们很喜欢；冬天到了，可以围着火炉唱歌跳舞，可以堆雪人、溜冰，当然还可以缩在被窝里睡懒觉，他们也很喜欢。因此，非得挑出一个最喜欢的季节来，你让他们怎么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城里的孩子能迅速地做出选择，而农村的孩子却显得如此为难呢？真的是因为城里的孩子更聪明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城里的孩子对一年四季的感知是模糊的，没有切身的体会，只能从电视、网络和图书中得到，而这些信息来源都程式化地告诉孩子们，春天是美丽的，夏天是炎热的，秋天是萧条的，冬天是寒冷的，所以他们只有一个选择，“正确”的选择——春天。
于是，语文老师们便把这个“成功模式”搬到了农村语文课堂，可他们还是孩子，这么早就让他们面对如此困难的抉择，是极其残忍的。这是成人强加给孩子们的压力和负担，成人总是自以为是，总是不愿走进孩子的世界，倾听孩子的心声。这是教育的乱象，更是孩子们的悲哀！
那日看到一则有趣的笑话，说的是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是个大才子，更是一个幽默感极强的，极富生活情趣的人。说的是有一个叫韩宗儒的人，跟苏东坡是好朋友，他非常喜欢吃羊肉，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羊兴叹”。一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于是提笔给苏东坡写信。很快，苏东坡给他回信了，他便乐颠颠地拿着苏东坡的手迹去换钱，然后买羊肉吃。后来，这件事情让苏东坡的学生黄庭坚知道了，他告诉老师说：“老师啊，韩宗儒那小子太不厚道了，竟然学着王羲之以字换鹅，拿着您的手迹换羊肉吃。”苏东坡听完一笑置之。再后来，苏东坡忙得要命，韩宗儒却一天之内连续给他写了三封信，还让送信的人站在苏东坡家门口等着他回信。苏东坡故作生气地告诉来人：“你回去告诉韩宗儒，本官今日断屠！”
不知韩宗儒得知自己的“阴谋”被拆穿后，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估计也会哈哈大笑吧。他当然知道其中的道理：偶尔玩玩这个小游戏便无伤大雅，要是如此紧追不舍，便显得有点过分了。这是文人之间一个非常儒雅幽默的笑话，告诉了后人苏东坡可爱的一面。
韩宗儒期待苏东坡的回信，好拿去换羊肉，跟语文老师期待学生回答“最喜欢春天”，两者的心情是一样的。设了一个套，让对方按着自己的想法钻进去，然后还把对方夸赞一番。
于是，我要在此告诉孩子们，如果以后你们的语文老师再问你们上面那个问题，你们就告诉他：“本人今日不想要老师的夸奖。”
人类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那些丰富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比如羊肉好吃，大补，“补虚劳，益气力，壮阳道，开胃健力”。所以，后人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直接把羊抓来宰了下锅。可有些人生经验，却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在没有标准答案的答案中，寻出一个自以为正确的，非得让后人接受，不给一点思索的空间。比如落花代表谢幕和消亡，是毁灭的象征看，殊不知花落也意味着新生，意味着将有果实挂上枝头。
中国人喜欢寻求标准答案，希望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权威且不可随意更改的说法。因为我们害怕混乱，害怕没有标准，我们吃透了没有秩序的苦。好像一切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家才能安心一样。中国人一般不喜欢谈论先秦，因为那时候太乱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把偌大个中国折腾得乱七八糟、闹哄哄的，一点儿都没有安定的样子。可是，如果认真细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个流派不断登台表演，只要你说得有理，只要有人接受，总有人会给你表演的平台。
到了经济社会全面鼎盛的所谓康乾、乾嘉盛世时期，度量衡、货币、等级制度等等都有了权威而统一的标准，当然也包括文化。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胡说八道”了，再也不能“我手写我心”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黑洞洞、阴森森的文字狱。祸从口出啊，那怎么办？于是，知识分子就不说话了，埋首故纸堆里搞起了各种各样的所谓考据学、校勘学。
在这里，笔者不是说越混乱越好，越多元越好，而是强调在一个基本大前提之下，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语文毕竟不同于数学，数学是一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非常严谨的学科，而语文的生命就在于不同的声音，不用的思维。否则，一个标准答案教出来的学生，也将千人一面，毫无生机。
众人喜欢春天，难道就没有人讨厌春天吗？春天就没有不足之处吗？其实，春天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辞旧迎新。一个轮回结束了，又要开始新的轮回。就这么简单，春天的所有内容和含义，都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展开，只要符合逻辑，只要符合个人爱憎标准，哪一个都是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