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称自己的工作是了解上帝的思想。斯蒂芬·霍金却说，上帝不仅掷骰子，而且掷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上帝的袖子里还有没亮出来的招数呢”。猜透上帝的想法，破译上帝的密码，就像和上帝下棋，我们不是对手。文学上也一样，托尔斯泰像一头大象，喜欢拉着历史这辆大车（如《战争与和平》），他的叙事采取的是全知观点，作者俨然如冥冥中的上帝，俯视和操纵众生的命运。狐狸般狡猾的米兰·昆德拉则常常要幽人类一默，道是人一陷入严肃思考，上帝就会在暗中发笑。棋如人生。棋手无法料事如神，包括对手的心思和棋的将来走向，也没有电脑每秒钟计算数百万步乃至上亿步棋的能力。同样，我们的择业、婚娶、交友、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写作一篇论文或小说，或从事商业投资或运作，每走的一步，都不可能有完全的胜算。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想法是有价值的，意图是连贯的，但生活环境的变数（包括我们自身）实在太大，要求我们有及时应变的能力，而不是企求绝对的胜算。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的内涵，恰如围棋的内涵，是由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所作的一系列选择而决定的。
围棋既然属于人的实践领域，必然呈现多元态势，力战派、美学派、求道派，均衡厚实的棋风或强悍好战的品格，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的，都有一席之地，互相竞争和互相影响。日本人对“规则”的嗜好，中国人对“艺术”的流连，韩国人对“野性”的执迷，既是他们各自的优点，也是各自的缺点。在世纪交汇点上，他们有合流，有分野，更有竞争。这和电影或小说中的不同流派是一样的。但围棋还有它的特定本质。电影、小说、绘画或书法的最终目标是追求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不同的流派、风格、范式是不可比的。而围棋的最终目的是要取胜，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什么风格的棋手都要受到同样尺度的检验，都要学会分辨棋理与清规戒律之别，仙风道骨与华而不实之别，强手与无理手之别。致胜之道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桀骜不驯的天才少年李世石近来棋风变得沉稳起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藤泽秀行调侃地说：“哪里，哪里，我对围棋的认识哪有六七分，至多只有一分。”诙谐中体现了智者的风范。正如面对浩瀚而深邃的宇宙，我们只有敬畏和谦卑。而鲁迅先生则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说到底，围棋的本体不是人的实践主体之外的某种“物自体”，而是人的主体实践本身。围棋的认识论，也必然是人对自身的可能和限度的认识。围棋作为一种胜负游戏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人的心路历程。归根到底，它映照出我们自己。也因此，李昌镐会说，我们不必为“围棋是什么”这个形而上问题而困惑，“种自己的地要紧”（伏尔泰《老实人》）。
）第三节 “手谈”vs.“拳击”：围棋的生态与心态
“无心”。——武宫正树引（佛语）谁能取胜，就看谁更像“饥饿的野兽”。——徐奉洙围棋素有“手谈”的美称。手谈突出的是一种实验室的切磋气氛，一种坐而论道的心情。吴清源称围棋本来属“文”，是日本德川时期把它弄“武”了。而这种“武”现在已经不仅体现在残酷的竞技制度上，而且在棋盘上。韩国媒体常常用拳击术语形容围棋（如KO即“击倒”）。其棋风也是凶悍而咄咄逼人，完全没有日本围棋的含蓄和内敛。在武宫正树下棋用的扇子的扇面上赫然写着“无心”，而徐奉洙断言常昊和李世石谁获丰田杯取决于谁更像“饥饿的野兽”。无心，在佛语中是排除所有欲念，甚至生理上放慢新陈代谢过程。拳击是运动中最激烈的，心率比在正常状态高一倍以上（平均每分钟约180跳）。如何解释这两种对取胜之道的完全不同的、矛盾的理解呢。本文探讨围棋中的生态和心态的微妙关系，并对围棋生态的文化变迁作初步探讨。
一、围棋革命
围棋生态的重要变化，在历史上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期日本棋界由木谷实、吴清源为首倡导的“新布局”所带来的围棋革命。一次则是20世纪末期韩国围棋新锐所带来的新潮流，所谓“韩流”。
昭和八年（1933）木谷实、吴清源、安永一发表《新布局法》一书的背景和经过，江崎诚致先生有生动的描述。在此书发表之前，先占角，后走边，等到边角瓜分完毕，最后向中央展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围棋之道。但是，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木谷实、吴清源已经不能满足这样按部就班的下法，而在重新思考围棋中在地与势中采取更为均衡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木谷实的三连星的开局。当时，连续走在高位的开局还是闻所未闻的。吴清源对本因坊秀哉的对局更是天马行空，以三·3、星、天元开局，引起日本棋界一片哗然。
吴清源先生对围棋成为纯粹的胜负竞技颇有微词，而怀念“手谈”中坐而论道的文化底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诞生了“新布局”的理念。江崎诚致这样记载木谷实和吴清源在地域谷温泉疗养时的情景：“抛开了胜负世界的沉重，他们的心情自然就开阔、豁达起来，诗兴也就越来越浓厚了。在宽松的氛围当中，心无挂碍的两位天才进行着轻松的谈话，渐渐地，从全新次元[角度]审视围棋的构想开始浮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虽然后来，新开局的某些具体走法也受到置疑，木谷实后来也回到了原来那种拼命捞地的着法，新开局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启发了棋手在棋盘上的想象力，使围棋从此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可能性。从此，围棋不再散发着蝇营狗苟，争夺门前小利的小商人习气，而透露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从技术上讲，它重新发现了中腹的潜力和弹性，及其作为战略枢纽的意义。
“韩流”的形成，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标记。但是，它是和一些骁勇的棋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从曹薰铉、徐奉洙、刘昌赫，到后来的李世石、崔哲瀚。由于韩国棋手每每不按规则出牌，而且动辄喜欢贴身肉搏，使日本和中国棋手陷入一种既愤怒又害怕的不安之中，就像中国足球队员碰到强悍的欧洲球员的贴身紧逼一样。棋坛一时一片困惑：棋这样下，如何了得？中国棋手甚至称之为“暴力围棋”。
“韩流”的形成，则是和韩国的民族性、韩国围棋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韩国赛制有关。韩国围棋没有日本围棋的“理论”色彩，什么棋都敢下，所以会被调侃为很“业余”。事实上，像徐奉洙、刘昌赫这样的超级棋手，几乎是自己摸爬滚打闯出一片天地的。他们往往在棋盘上体现超强的人格力量和战斗力（这方面，中国的棋手可能只有聂卫平、江铸久等可以一比）。韩国人的骁勇善战，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韩国围棋的人才培养，和日本的学院式的研修不同，强调实战，强调交流。这使韩国棋手很少学究气，敢想敢干，不受拘束。再次，在赛制上，韩国围棋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日本围棋可供棋手作马拉松式长考的时间上的奢侈。更为频繁的比赛和更短的用时，使深入的战略权衡难度加大，促使棋手必须具备敏锐的素质，能够在战术上更胜一筹。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徐奉洙会偏爱“饥饿的野兽”，而不是超凡脱俗的道士的意象。
这两次围棋革命，给围棋带来了全新的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本质上说，使围棋棋盘变得更大了，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围棋生态的变化。
“韩流”对围棋发展的意义，和“新布局”一样，超出了围棋的具体下法。它体现的是围棋的一种新的概念。我们现在还缺乏历史的距离，让我们能像审视“新布局”的意义那样看“韩流”的意义。但这不妨碍我们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二、实践范式
我们可以把一定历史时期围棋的惯例下法看作是“实践范式”。而实践范式的基础则是对围棋本质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围棋作为陶冶性情的工具，无“范式”可言。围棋职业化后，各种定式的形成，对布局的基本理论的探讨，可以说逐渐形成了类似“围棋范式”的某种共识。那么，木谷实、吴清源对围棋本质的重新定义，是一场“围棋范式”的“革命”。“韩流”是又一次革命，它使围棋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起伏跌宕、变化莫测。它的“革命性”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棋的节奏加快
和篮球、足球中有阵地战和攻防迅速转换的“快速”风格一样，现在的围棋速度在加快。一个打惯联防的篮球运动员，对全场紧逼的NBA打法肯定不能适应。而反过来说，本格派的防守有时也对韩国棋手的“突袭”不适应。这就像足球，当发明了铲球技术后，足球的踢法需要根本的变革。那种一停、二看、三出球的踢法，已经无法适应防守队员在一秒之内就能飞身铲到脚下的球的新技术了。
我们权且用当今中国两位领军人物，常昊与古力，作一比较。常昊代表了本格派的厚实、绵密、均衡的棋风。在与古力春兰杯对局次局中，几乎着着体现这种风格（见图一）。古力则代表了自“韩流”以来长于作战，以奔放、锐利、灵活著称的棋风。黑1有试探应手的味道，白选择以守为攻的策略，然后黑在下方稍站稳脚跟便占得先机，抢到黑11拆逼这步既壮大了自己的地盘，又威胁上边白棋的要点，显示了更具有攻击性的布局风格。反观常昊的白棋，为了守住下面左右两边的实地，结果失去了走到A位的机会，为后来的败局埋下了祸根（按聂卫平的观点，白棋下边落了后手是败因所在）。这里，速度战胜了厚实。
（2）转换更加频繁
小林光一曾经说过，围棋就是积蓄力量，等待发力的那一刻，一举奠定胜局。也就是说，一局棋大部分时间是太极推手，相对是内敛和含蓄的，积累到一定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临界点。日本的棋即使现在的重大比赛，依然有这样的特点。反观韩国的棋，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频繁转换，沧海桑田，已经不是偶然的心情所致，而是战略的需要了。如李昌镐与李世石2004年韩国梦联赛的对局，常昊对宋泰坤，芮乃伟与宋泰坤的对局。胜负手与其他积蓄力量的棋的差别和临界点在模糊。一步看似强烈的“胜负手”，可能马上又成为转换的筹码。由于这种转换，地域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攻防随时可能换位。在这种情形下，“饥饿的野兽”比以不变应万变的高僧，具有更敏锐的感官，出击时更为诡谲、锐利。这样的棋，战术敏锐灵活甚于战略的深谋远虑。
转换意味着局面的重新组合，地域的重新分割，边界的重新确定。其中的得失可能事后可以得出定论，当事人难于作出明了的判断，所以转换使得本来已经复杂的围棋棋局更加难以把握。因此，转换要求棋手必须有极强的随机应变、重组局面的能力。而马晓春认为，聂卫平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对转换后的得失的精妙判断。
《围棋天地》的张大勇认为，韩国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新组织棋局的能力非常强”。他引述余平六段的观点：“韩国谱和中国谱最大的区别在于，韩国棋手觉察到危险的时候，比中国棋手要早，当他们发现一种变化发展下去可能不利，又无法摆脱时，他们会选择一条自己看不清，对手也看不清的道路来”。日本棋手对付不确定性的策略是减少它，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韩国棋手走的是另一条路：凭借极强的应变和调整策略的能力，增加棋盘上的变数，逼迫对手在一种不熟悉的、难以驾驭的环境中作战。
（3）对“形”的重新理解
日本棋界从一开始就追求“共识”，这最集中反映在对“棋形”的观点上。对日本围棋来说，“棋形”是建构围棋的基本原则，好的棋形是成功的基础。棋形的许多要素虽然也被保留，但棋形已经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和绝对性。就像建筑形态是在空间凝固下来，棋形也是在对弈中渐渐被凝固的过程。当足球场上战斗趋于激烈时，我们不能指望球员还保持队形，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同样，当棋盘上短兵相接时，“棋形”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因为棋形本来是保持厚味，不怕攻击的保证。但如果棋盘上的子的功能定位不断在变化，那么，追求“本格”的厚实就失去了意义。古力的棋给人一种全新的围棋概念：原来围棋是可以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
可以将当代围棋的特点与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做一个类比。由于信息的高度畅通（主要是卫星同步全方位监控），传统的阵地战（摆好架势才能作战）已经过时（当然地面作战还是有后勤补给和可持续性的问题）。美国打伊拉克，指挥中心可以在千里之外的亚特兰大，所有海陆空军力，都可以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调度，充分实现最高效率。同理，在围棋中，布局的方式已经经历了重要变化，不需要事先作一成不变的周密计划，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作战略调整和资源整合，实现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打击的精确性（依靠敏锐的感觉和精确的计算）。
三、高僧与野兽
总起来说，日本的棋，练的是内功。韩国的棋，练的是外功。内功的要点是对局面的战略控制，在不经意中使对手失去反击的有效手段。外功的特点是善于实现战术突破，击溃对手防线。哪怕是一条很细微的缝隙，他也能挤出一条华山通途来。全局战略的深意，与局部战术的精准，是可以互补的。历史上，每个新潮出现，都会伴随反对的声音。当年“新布局”同样面临批评。现在的“韩流”也曾经被指责为“暴力围棋”，违背棋理。经历了批评和检讨，最终，合理的东西都会留下来。“混沌学”认为当事物处于极为复杂的形态下，常规的线性思维逻辑已难以把握其规律。但“混沌”不是“混乱”或毫无章法的“乱砍乱杀”，而是复杂条件下的秩序和规律。“韩流”能否持续，根本在于它是否符合另一类“棋理”，包括技术上的独特敏感、心理的因素，以及用时的限制。
围棋如果真有“范式”的更替，那就是把“手谈”这样的儒雅的较量形式变成了“拳击”这样快速、激烈的对抗形式。正因为如此，手谈式的围棋，那种宁静而致远的心境，“无心”的超脱，为极高境界。但如果作为高度对抗性的竞技，“野兽的饥渴”更能显示对猎物的敏锐嗅觉，穷追猛打的决绝姿态，和灵活躲闪的机敏。在上述三个方面，日本围棋显然有不适应韩国围棋的地方，导致战绩上的差强人意。同时，这样的棋风更适合年轻棋手，更适合当今的赛制，尤其是用时越来越紧的时限。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哪种是更好的，这就像比较内功和外功哪个更高，只能见仁见智。但就我个人而言，最高的境界应该如孙子的观点，是不战而胜。不战，不代表回避战斗，而是思想境界处处能高人一筹，能战，同时又不恋战。既有天网恢恢的威慑力，又有流水不争先的豁达淡定。
今天的围棋是以胜负为本的游戏。吴先生晚年对过于突出胜负功利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棋的胜负与创造想象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沿袭熟悉的套路固然稳健，探索新手和独特的构思容易涉入未知领域，增加风险；“未来”固然迷人，但也容易夭折。另一方面，没有当年吴清源的特立独行，何来围棋革命？何来今日围棋的百花齐放？没有独创性，何以超越自我，超越他人？而无论是仙风道骨，还是武林绝技，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功，都需要想象和创造，都需要修炼，都与患得患失的功利主义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