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早晨社员们集中在稻场上等候队长分工，张队长绷着个脸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顿训：“你们一天干了多少活，不愿干的，在家歇着，不要来这里磨时间混工分。”
人们就像没听到队长的话，谁都不吱声，队长并没有分工扛着锹走了。
钱副队长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欲言又止，他也走了。到了稻场西头他回过头大声地吼着：“昨天干什么的今天还干什么”！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妇女也跟着吼：“俩神经病”！大家嘻嘻地笑散了。
几日无语，按照每十天公布一次工分的规定，一天早晨我照着做了，大家没有异议。
张队长说话了，这一次他心平气和，只听得他说：“从今天起实行包工制，就是分配给社员一天的活，保质保量完成了，记一天的工分，否则该扣多少就扣多少。”
有人回他的话：“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做法，但是我们提出两条，你必须执行。一是你自己得干活，干多少活记多少工，不干活不记工。你当队长给务工补贴，一个月补三个工足够了。二是凡到大队参加会议的，也包括你队长在内，要把会议精神带回来，正副队长带百分之七十，其余人带百分之五十，讲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接受教育，做到了就给记工。你们几个人有时候开一天会议，有时候开半天会议，回来了没有一个人传达一句话。白开了会议，白拿工分，你们不是吃寃枉粮的是什么？”
听了这一大串话后，没有一个人反驳或者解释什么的。人群中叽叽喳喳的，有的说：“还有穿大褂子的社员整天东游西逛的照样记工分，数数看田里有几个人在干活。”正副队长还有队委们脸色铁青着，好像受到了莫大的耻辱。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不怕得罪人，不怕打击报复，敢于如此地直白。
平常也能看出来，就是他们这些人干活踏踏实实，吃苦耐劳，领导在与不在都是一个样。他们多做贡献，却没有人表扬，也不多记一分工。讲真话为的是集体，毫不顾忌私人情面。
队长不再说什么了，说谁呢，干活还得靠他们。别的人也不说什么，都憋着气做事去了。
我思忖着我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呢，我想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结症就是大队经常召开一揽子会议，不但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而且搞乱了人心，耽搁了生产。于是我决定找领导去，要求他们少开会，开小会。
转而我又想他们能听我的吗，弄不好收不到效果且不说，说不定还会把我这个小会计给撸了。
我的妈呀，这些人官不大僚不小，听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他们不开口便罢，一旦开口就是金口玉言，把你撸了也是亲切的关怀，英明的决策，你还得对他们终身感恩。
不把会议成灾这个问题解决掉，社员们一直憋屈，眼看着这样的情况，我内心纠结。得想一个好的办法，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受到威胁。
我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我突然想起来团小组长冯培琴，也许她能出点好主意，于是我求助了她。
她想了一会后对我说：“唐书记是你表叔，你找他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到他家里去，比到办公室好，先弯弯绕说好听的，他高兴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听了这一席话，我顿时茅塞顿开，“冯姐，你太聪明了，就按你说的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