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牛绳,我开始了新的生活,走向学校读书去。1955年8月末的一个午后,我独自一人去学校报名,那时这一带方圆十里,只有两所小学校,一是采石小学,二是陶庄小学,到陶庄小学路近,所以我选择了陶庄小学。
陶庄小学离我家有三里路,出门向西,我穿行在田间的小路上,经过了一村又一村,穿过了一个田冲又一个田冲,再横跨一道铁路,上了一个大土坡,但见一座庙宇在前,心想这庙宇莫非就是学校。
只见庙门敞开,我径直往里去,一个不大的庭院,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树叶。我正想找人呢,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没等我开口,那人便向西一指说,报名在第二道门里。我走进那屋,只见两个孩子在报名。等他们走了,我就看着那老师,可他半天不说话,我正准备报上姓名,他问我是哪地方的。
“二大队的”,我回答。他茫然,张着嘴不说话。
我告诉他:“才改的,安民初级社改的,红旗高级社二大队。”他记下了,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周涛。
9月1****起了一个大早,估摸着不到8点,就到学校了。今天学校的环境和气氛与报名那日相比,大不一样了。操场上升起了一面红旗,那就是国旗,五星红旗!校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各年级的学生纷纷到校,他们脖子上都围着红领巾。学校门口的一旁,站着一位老师,他面带笑容,迎接学生返校。学生们各自向老师行少先队队礼。我夹在他们中间,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也学着他们的举动,并喊着:“老师早”!老师笑着把我拉向一边,他问:“你是刚上学吧?”
“上一年级,还没发书呢。”我急忙回答。他告诉我,加入了少先队才敬队礼,没加入少先队,行鞠躬礼,并分别做了示范,我立即向老师敬了鞠躬礼。
后来,我知道了那位教我敬礼的老师,就是刚上任的校长张家治老师,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在我四年级的那一年,张校长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到北京参加了群英大会。
这里话又说回,我在老师的指点下,进了一年级教室,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大教室大到能坐两百个学生听课,可这里只放了大约二十张课桌,今天到校的只有三十多个学生。教室的南端兼做通道,过往行人来去匆匆,不时有学生回头张望,一切熟视无睹,不足为怪。后来听说,大教室是这座庙宇的大雄宝殿。解放了,新政府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把庙宇改做了学校。
我刚坐定没有一会,一位老师抱着书进了教室,后面跟着一位老师,也抱着书,他把书放在讲台上,立马离开了。这先头进来的老师上了讲台,正要说话,只见他突然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嗓眼,从他口里发出“咔、咔、咔”的声音,他的手放开了,两个眼球翻向屋顶,又转了两圈,很快他的眼睛平视了,他扫视了一下大教室从容地笑了。
学生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恰在此时,教室外传来了钢铁相互击打的声响:当--当!当—当!声音很响,学生们齐刷刷地回过头去,想看个究竟。老师一急,嗓门里发出了响亮的话语:“那是在打上课铃,连续两声是上课铃,一声是下课铃。”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声怔住了,又刷地回过头来,教室里所有学生的目光都投向了老师。
老师又喊着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让我们每人领了两本书,一本是国语,一本是算术。我捧着两本从未翻动过的新书,阵阵纸张的清香味和油墨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我情不自禁地把书湊到鼻子下闻了又闻,内心激动无比。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没有多少人在读书。现在算起来,那时适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十。我应感恩父母,可我却未曾言表。然而,我记住了母亲的话:“好好上学,有了文化将来不吃亏不上当。”现在我可以告慰母亲:孩儿心中亮着呢,母亲,您地下有灵,歇着吧。
老师告诉我们,他姓陈,叫陈成,是教国语的。他叫我们翻开课本的第一页,我看到页面上有画有字,画上有房子,还有大人、小孩。
老师问我们这画的是什么呀?大家齐声回答是房子!接着老师又问房子做什么用的呀 我回答房子做了学校。
老师说:“很好,画中的大人是老师,孩子就是同学。”老师告诉我们:“下面的字就读学校、老师、同学。”这下子同学们都读开了,有的大声地读,有的小声地读,读的摇头晃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