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中国人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人都成了一块“革命砖”，无论哪里需要就可以往哪里搬。沈从文这个著名作家、北大教授、“革命砖头”，终于被搬到了崭新的工作岗位——在历史博物馆里做讲解员。
每天天还没亮，他必须起床，“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这个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的老人，自此绝不谈政治，他只是轻声地似乎是在心里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铃，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而我呢？”更让沈从文感到孤独伤感和无望的是：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他沈从文没有，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每到关门时，我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有一天，博物馆讲解员沈从文被通知去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早赶去，等了很长的时间，领导同志终于来了，原来就是曾经的学生、同事如今的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只好躲开。博物馆领导为此很不高兴，事后责问他为何如此。
“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如也鞠躬，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沈从文解释说。
1949年7月2日，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的日子，也是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日子，做了半辈子的文学工作者，作品等身，翻译成多国文字，现在却连文学工作者的代表也不是。
七月的北京已经燥热，沈从文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来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首先赶到沈从文家来拜访。早在抗战结束以后，看到沈从文的政论杂文，对于他的强烈憎恨战争、反感任何党派，巴金不赞同他的观点，对他的观点感到非常焦虑，曾委托当时身在上海的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劝他少写杂文，专注写小说。
现在看到沈从文的处境，巴金有些后悔自己当初该亲自赶往北京一趟。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其实，就算那时巴金真去了北京，也不可能劝说沈从文不去坦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就是在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期间，尽管他已经作出了离开文坛的决定，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念评价当下的文坛：
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被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
听了沈从文这样的话，“革大”的同学都惊异地看着他。
这就是沈从文，一个拥有伟大作家的坦诚与执著品位的沈从文，也正因为此，与他友谊终身的大作家巴金也自愧不如。
除了巴金的看望，文代会期间不少朋友一次又一次地来他家看望，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安慰与支持。病中的他，依然眷念着文坛，不断向来探望他的朋友们问这问那，似乎自己根本没有被隔绝在文坛之外。
“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三十年后巴金如此回忆说。
当时被这个崭新的国家否认作家身份的沈从文，他的微笑中虽然有太多的委屈和凄楚，却终是没有那一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后悔和自责，即巴金所说的“我是躲避不了的，中国知识分子悲剧”。
因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直接用“黑”给萧乾画像，说他“是标准的买办型……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
为此，萧乾曾一度工作难觅，只是萧乾终是比沈从文实际，他知道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要生存，他像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那样，放弃了坚持和独立思考而采取迎合紧跟。一九四七年说“五四运动”的精粹是民主，一九四八年还在鼓吹多党竞争的萧乾，在被郭沫若的批判之后，一九四九年时他立刻高呼：“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转而说“五四”一开始就是反封建反帝，把“五四的成果”等同于“人民奋斗的成果”。
萧乾由于观点立场的“转变”，终于摆脱郭沫若加在他头上的那顶“黑”帽子，1949年底回到北平后，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
为此，沈从文对他“刮目相看”并“敬而远之”。
“我不是反感他的‘转变’后的立场观点，而是反感他的‘转变’本身，太快了，我无法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沈从文对劝他待萧乾热情一些的巴金说，巴金听了沉默下来，心中更加钦佩沈从文。
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写信给丁玲：
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
一九三六年，丁玲离开南京辗转到延安后，不但很受毛泽东等领导重视，甚至无拘无束地和毛泽东谈自己对延安的观感。一次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马上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
在延安，丁玲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一些作品。但到1942年3月间，丁玲、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人，却在延安文坛掀起了一个针对延安落后面与阴暗面的“杂文运动”。其中丁玲和王实味最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这使毛泽东难以忍受，由他发起的整风运动使丁玲很快成了主要批判对象，不过，不久毛泽东又出面保丁玲：“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成了王实味，丁玲也借着批判王实味洗脱提高了自己，整风之后一连写了《脱胎换骨》《革面洗心》两本学习心得，从此心态大变，逐渐放弃个性主义，不久写出歌颂合作社工作模范人物的小说《田保霖》。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表扬丁玲说。
这使丁玲感动又感激，于是到河北一个村子蹲点，参加土改运动，后来以此为生活基础，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篇小说后来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丁玲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曾私下表达不满：
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
她甚至批评当时的创作：“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像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份，没有活气。”
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获得了学员的普遍爱戴，后来却被批评为“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岗位，极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她的称霸文坛的野心。”
丁玲当时正主编《人民文学》，接了沈从文的信后就约他为杂志写些东西。
文学是沈从文魂牵梦绕的事业，他是一个把文学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文人，对并不能让他心底感动的人事，他根本就无法去叙写，更谈不上违心地去歌颂了，于是终不能再写出什么。1950年4月25日，刚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总第15期）上刊登了一则有关沈从文的消息：
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
《边城》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这是一条关于《边城》被改编成电影最早的消息，也是最早的有关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这实在是一条有些叫人吃惊的消息。
1951年秋天，沈从文再次重写了《我的学习》交给丁玲，请她转给报纸发表，并向丁玲询问自己即将参加土改一事的意见。
“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丁玲的回答很得体，却也很冷漠，这在沈从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在很热心关心他的人也有一些。十月二十五日，在沈从文即将离京赴四川参加土改工作前，收到林宰平发来的电报：如果身体不好，最好不下去。
看着林宰平的电文，沈从文心中一热。
沈从文当即给林宰平回信，表明自己参加土改的想法，是“希望有机会看看大地主被人民斗争，也希望看看比较小的地主被斗争情形。更重要的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
旧中国的土地，50%～60%为地主富农所占有，他们借此来收取田租。沈从文跟随的工作组，就是去没收这些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给地主留一份生活必需的土地，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出发后，沈从文在船上就给张兆和写信：
上了车，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作人民的勤务员，以后要多做事，凡事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都得做去……国家太伟大了，个人极渺小。
刚到四川内江不久，沈从文就被陈翔鹤接到成都。时间真快啊，一晃他俩就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陈翔鹤回到了故乡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在内江搞土改，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来。
两人虽然分别了二十多年，各自的情况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那份年轻时就建立的信任和感情却是一点也没变。知道陈翔鹤被共产党委以重任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很为老友欣慰，祝福过后两人开始像以前那样畅谈起来。
“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需要或必要。我要新生，在一切诽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我有什么理由今天被人捉去杀头？这不是我应得的。”
“对，就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兆和去了华北大学，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包括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前年6月10日，丁玲和陈明，还特意约了何其芳来看我，可她除了劝我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再没有什么话，我们中间隔了太多。不仅是她，就连我的俩儿子也这样。”
“龙龙跟虎虎，他们都在读书吧？”
“龙龙已进高中，虎虎在读初三。有天晚上，我和他们讨论问题，我跟你学学。”陈翔鹤期待地点点头。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上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沈从文讲完他们父与子的对话，苦涩地一笑说：“孩子们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当时虎虎读初一，因为要加入少年先锋队，把自传写成给我看，里面有言：‘父亲在解放时精神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我指着这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虎虎说：‘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大颗眼泪已挂在眼角。我知道，‘政治’已渗入到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生命中，赶紧说：‘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沈从文与陈翔鹤聊着，虽然还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坦诚，却没了那样的快乐。政治太多地介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百姓只会生活得更沉重。
“我是1950年4月转入革大学习的，由于自己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相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群体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换言之，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对‘革大’当时的一些现象，我不理解。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习实践，别的事既做不了，也无可做，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
看到陈翔鹤沉默，沈从文接着说：
“浮浮泛泛的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老牛拉车式的办公，完全教条的学习，过多的睡眠（一般的懒惰更十分可怕），无益的空谈，以及纯粹的浪费，怎么爱国？毛泽东的思想，人力解放，使用到政治军事上若干方面，已见出伟大空前无比成就。但是，其实只是用到人力一小部分。为补充这个思想，还应当有种生命经济学，在艺术上，在教育上提出些新原则，新计划，新方法。在中国工业化前期，有个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用到生命经济方面。”
“吃饭时几人谈‘风流’，极离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无意义话谈谈，即不能过日子的。从谈话中也可见出一个来源不一的群，只有用一些不相干而又有其同性的闲谈，方能联系。除谈这种闲话外，即玩牌、玩球、玩棋等等。唱京戏也是一种。不幸这些走群众路线的玩意儿，对我实在毫无办法。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为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比起听同组空谈有意义得多，有教育性得多。”
说到这儿，沈从文终于脸上露出了笑，告诉陈翔鹤，因为与几个大师傅的相交，使他萌生写这几个工人的想法，到时一定要写出来。
“1950年12月18日，我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结束，从西苑迁行李回家。那天，坚冰冻指，寒气逼人。回来后还有领导希望我归队搞创作，只是自己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又怎么可以创作呢？”
沈从文说了很多，就是不说郭沫若的文章和北大的大字报，陈翔鹤终于问了，沈从文这才简单地说了说，然后又补充：
“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但北大领导还是给了条出路，在没有地方安排我的情况下，让我上革命大学，改造思想，然后又把我安排在历史博物馆搞鉴定、收藏文物的工作。“土改”结束回北京，能去午门楼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或许是我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陈翔鹤听着老友的述说，禁不住眼圈都红了，只想哭。他就一个地方小官，自然不能帮到沈从文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老友多住几天，两人开开心心地再聊聊文学。沈从文却不能够这样，一则工作繁忙，二则他不想耽误老友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就与老友告辞。“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闻讯赶去车站与他话别，掏心掏肺地说了一句话：
“一定要好好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