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春天要比湘西来得晚，虽然是春末夏初的四月，清晨还是凉津津的。沈从文早早起来，坐在窗前将那篇三月时写成的《贵生》重新修改一遍。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锋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地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地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天气极好，正在城市里风雅人所说“秋高气爽”的季节，贵生的镰刀如用得其法，也就可以过一个有鱼有肉的好冬天。
……他非常认真地看着，不敢放过一个字或是一个标点符号，只要是不满意的，就一定好好地想一想改一改。
由朱光潜任主编的《文学杂志》5月1号创刊，这篇《贵生》定在创刊号上刊出，沈从文作为《文学杂志》负责审阅小说稿件的编委，对自己的文章当然要求更高。
“沈从文先生在《贵生》里仍在开发那个层出不穷的宝藏——湖南边境的人情风俗。他描写一个人或一个情境，看来很细微而实在很简要；他不用修辞而文笔却很隽永；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很真实的而同时也是很理想的。贵生是爱情方面‘阶级斗争’的牺牲者。金凤的收场不难想象到。乡下小伙子和毛丫头被逼死一个两个，只是点滴落到厄运的大海，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常留下这么一点悲剧意识。”小说《贵生》刊出后，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如此地评论。
北京的春意迟迟暮暮，雨水稀疏短缺，绿意阑阑珊珊。想着不久便来的盛夏，沈从文抓紧时间编写教材、写作文章，继《贵生》之后，《大小阮》《生存》《神之再现》《关于看不懂》等小说、评论，一篇篇刊出；然后，他开始《小砦》的写作。
《小砦》是一篇以湘西王村为背景的小说，是他续《边城》之后，一直想写的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之一。现在终于可以动笔了，沈从文全力以赴，稿子一篇篇写出来，一篇篇在《国闻周报》上连载。
可是，日本人不让他把《小砦》这部长篇小说写完。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后，日军便借机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拉开全民族抗日序幕。
北京城的居民，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开始有人离开北京。7月15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
从八日起中日即已冲突，且近在城外二三十里。目前似乎随时可以扩大至成全面战争。……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
7月18日，沈从文将家搬到国祥胡同，继续他的小学教材编写和《小砦》的写作。萧乾来看望他，谈了些“文艺副刊”的事情，不知怎么就谈起徐志摩来。
他看着快快乐乐，却是个忧世的人。1931年，徐志摩在公园散步时遇上一老妇在乞讨，就走到她面前，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絮絮而谈多时，恳切有如亲人。后来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着迟迟不走，回到家里连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他想什么，想那老乞妇的问题，想由她引起的对社会宇宙的沉思。这些，都是我要学习并对他永不能忘记的。
提到徐志摩，沈从文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就在他娓娓而谈的时候，刘祖春来了，他今天匆匆地赶到沈家，是想找张兆和借二十元钱作路费的。
到北京这么些年来，刘祖春从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到正式学生，再到大学毕业，在沈从文的帮助和指引下，这一步步走来，踏上了文学之路，成为一位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创作了《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叙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的小说。同时，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引他走向新思想向往革命的，还是沈从文。
“从文到北京以后，有个习惯，凡是手头看过或不打算再翻阅的五四时期的和以后新出的书刊，照例寄给云麓。”
1990年8月4日，时年77岁的刘祖春写下了《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一文时这样说，这样一来，“云麓的家塞满了新书新刊物，完全是个五四时期的思想小小宝库……（我）这本看完了，他又带来一本新的……从他手中送来的书刊中，读到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和一些外国作家文学家的名字，知道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要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还知道外国有个马克思、列宁、布尔什维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有个共产党……我像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吞食着云麓送来的新书刊中包含着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思想和认识上一下子长大了十岁，开始明白不能再走凤凰清寒人家子弟走的那条老路。”
到了北京，刘祖春在沈从文的劝说下从酉西会馆搬到沙滩住公寓，他（沈从文）“替我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临走时说，过几天我来看你，以后星期六星期天到我家里去吃晚饭。又特别叮嘱，要到北大去听课，不要忘了”。
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刘祖春决定奔赴山西参加抗日游击队。就在二十天前，刚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刘祖春就向九妹表达了自己这样的打算。
那一天，刘祖春与九妹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的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肩并肩地漫步畅聊。
“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如今抗日浪潮已是风起云涌，我不能袖手旁观，应该投入其中。山西有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我要去投奔他们。只是……”刘祖春停下来，十分担心地望着九妹。
“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声音不大，却异常严肃而坚定，秀丽洁白的面孔久久地望着晚霞衬托出来北海白塔的轮廓。
可是，到山西去参加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去，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她……刘祖春看着九妹，心痛地说：“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
刘祖春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向沈从文道别后，来到九妹面前，半天才说：“你保重。”
九妹望着刘祖春，惊慌，痛苦，一时不知所措。刘祖春毅然转身，匆匆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刘祖春仍然保留着从九妹那里借来的每页都留着九妹翻阅手迹的《堂·吉诃德》英译本。他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却为九妹后来的命运心痛不已：
这个性情高洁而文雅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她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是由于生不逢时，尝尽人间辛酸，各种偶然因素不凑巧都结合在她一人身上，使她身心完全失去平衡，对她的打击太重了。她承受不了这个巨变，结果是她用尽自己全身心的力量把自己彻底毁掉完事。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日本侵略者拆散了一对有情人，也终止了沈从文《小砦》的创作，沈从文夫妇资助刘祖春逃出北平投奔革命不久，便接到当时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让他随北大、清华的教师撤离北平。
沈从文拿着通知，把目光投向张兆和。此时的张兆和刚生下幼子虎雏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小孩还只两个多月，正是最需母亲照料的时刻，何况长子龙朱也只有两岁多。
“你去吧，孩子太小，我们就只能留在北京了。”
“你不去，我也不走。”
“你必须走，既然国民党中央都感到你这样的人在北京会处境危险……”
“是因为写那些文章还是因为编写教材！”
沈从文愤愤不已，他不忍离开妻子儿女，遇上危险就一个人跑开，更不是他的所为，但他终还是只得忍痛离开了。
8月12日，早上7点，沈从文同杨振声、梅贻琦、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乔装改扮后，结伴逃出北平。半夜到天津后，教授们只能在车站里呆着，到第二天早上，才在法租界找到个住处。
刚喘过口气来，淞沪战争爆发，原定8月14日先到上海再转南京的计划只好取消，困在法租界的教授们只能等待机会南下。后来，沈从文在《湘西散记序》中记叙当时的情况说：
却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气运。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还记得同舱熟人中有美术学院赵太侔夫妇、清华大学谢文炳夫妇、北大朱光潜教授，及杨今甫先生等等。
8月27日，教授们到达南京，住进沧州饭店。
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南京方面各机关都在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长介绍，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9月4日，沈从文终于到达武昌，不久搬进为编写教科书租用的珞珈山附近原耿丹的别墅，开始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
中秋节时，沈从文拿出张兆和九月九日的来信，反复地读着。九月九日这天是他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他却不能与妻儿在一起。真想大声地喊几句，或者像屈原那样问一问天！他终都没有去做，提笔给大哥沈云麓写信：
中秋节将近，一家人分五六处同看中天圆月，尚为初次。
耿丹的别墅坐落在珞珈山前东湖畔，是一座松木小屋，因为凉台的松木栏杆上搭拼了不少“福”字，因此被戏称为“五福堂”。几个北京跑来的教授、作家，似乎根本不为日本的枪炮所动，在这里沉下心来，利用武汉大学图书馆资料继续为中国的小孩子编写教材，仿佛是在编写着中国的未来。
开始的五人依彼此年龄的长幼，称负责人杨振声为大哥，沈从文为二哥，萧乾为三哥，杨振声的长子年轻的植物学家杨文衡为四哥，张兆和的五弟正值逃难到此的大学生张寰和为小五哥。不久，朱自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教育部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又任命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主任，从这以后，杨振声多在长沙工作，教科书编纂工作，实际由沈从文负责主持。
我们这里还是照常工作，学校开门一天，必一切照常作去，每日按时到图书馆书库中抄书。不过如果南京为敌所占领后，这方面学校恐即无形停顿，我们工作亦必无从进行，届时或得过长沙，或得上四川，一切看缓急而定。明年工作不能继续时，当另外想法作事。或教书，或做别的事。十一月二十六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这样说。
此时的武昌还算平静，张兆和的娘家却遭到了炮击，沈从文正在给中国的青少年编写教材时，他的许多珍贵文字却在这炮击声中毁去了。
苏州家屋毁于炮火……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彩，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多么无可挽救的损失啊……为这些东西的毁去我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不可再得的，我们的青春，哀乐，统统在里面，不能第二次再来的！
正编着教材的沈从文，收到张兆和的这封信，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他与张兆和情书都没了，那是一段多美的记忆啊！战争，总是在无休止地毁灭着一切。
由于战事吃紧，武汉大学停办，沈从文与编写教科书的成员离开武汉，跟随当时仍在武汉的文教界人士再向后方撤退。情况既然这样，还是先回到家乡看看，沈从文这么想着，便南下湘西。到长沙时，与曹禺、萧乾等人一道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拜访徐特立，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
因为在此前不久，曾有熟人来传言：延安方面欢迎沈从文、巴金、茅盾、曹禺、老舍、萧乾等十位作家去延安。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曾以五十七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深受毛泽东等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尊敬。1937年11月，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名义回长沙，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
沈从文一行拜访徐特立时，请他讲讲延安的情况，徐特立坦诚相告后说：
“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战事不像是三两年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战。”
徐特立的谈话给了沈从文很大的启发，这种启发很快就反映在他第二次还乡的《湘西》中，同样地“谈地方问题”，却不再将湘西问题当做中国社会的一般问题来表现，而是带着鲜明的民族倾向：洗雪历代统治者强加于苗族人民头上的耻辱，唱出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心声，与当时举国抗战的民族热情浑然一体，旗帜鲜明地表现了沈从文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热情：
国家存在，个人方能够存在；国家破亡，男的成为敌人的牛马，女的不拘老幼都得受污辱。
作为一介书生，沈从文不忘报效国家，他在《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文章里，对乡亲们晓以抗日大义，勉励大家洁身自爱，或去前方作战，或在后方把安定团结搞好。他热情洋溢地号召：
家乡后起之秀，自爱自重，奋发有为，不落人后，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湘西人争一口气。
国难当头，沈从文希望和家乡人民一起，为国事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