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他们仨，终于在胡也频和丁玲的住处吕班路万宜坊六十号见面了，他们彼此都很兴奋很激动。
“你俩在做什么，神神秘秘的，还真难找，昨天来了，不见你们的影，好在今天总算见到了。”
“你也一样，昨天我和丁玲去看了个朋友，回来看到你的条就赶去你那儿，同样看不见人。”
胡也频分辩着，丁玲抱着儿子祖林，站在一边望着两个男子笑。
人生中能有几个真心的好朋友啊，一旦拥有就要珍惜，可千万别不在乎！
半年前，刊物和出版社垮了，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只得分头去找自己的事做，而今分别虽然只是几个月，却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斩获了各自的丰收。
1930年的沈从文在创作上是大丰收的，不但出版了长篇小说《旧梦》，还出版《沈从文甲集》《一个天才的通信》《旅店及其他》《旧梦》等几个文集，印发了《中国小说史》《新文学研究》两种讲义，另外还发表各类作品30余篇。
只是，在收获丰收的同时，沈从文也做了件对自己今后极不好的事情，他在《日出》月刊上，发了篇《论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但是，创作（指小说创作）是失败了”，沈从文这么给郭沫若的小说下了个定论后，接下来以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为例，指出郭沫若在小说创作方面都“不是他发表天才的处所”。以后，在1931年《文艺月刊》第4-6期上连载的《论中国创作小说》长文中，沈从文也表露了这样相同的论点。
沈从文这么来评论郭沫若，不管是否正确，只是代表自己来评论他人的创作，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评论，给他的后半生多出不少的噩梦来。
1930年，胡也频的收获也是空前的。5月，当沈从文正“为女人做出许多无用处行为，目下烦乱得很”时，胡也频正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一面教书，一面并进行革命宣传，他组织学生成立“文学会”，研究讨论革命文学。
不久，因鼓动学生进行革命，胡也频遭到山东省政府通缉，便同丁玲等人离开济南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作出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热情歌颂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然后，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也频又代表左联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丁玲在1930年的收获，除了生下一个胖乎乎的儿子，便是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为她在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它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
国民党政府其实很少把力量放在文学领域，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而是来自中间派。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社多数的留日文人一直在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笔战不已，而最早的攻击对象就是徐志摩。
早在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时，徐志摩亲自执笔撰写了一篇八页长的宣言，提出“健康”与“尊严”是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表示要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而他所指的“细菌”便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
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1927年秋太阳社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一九三零年六月，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主要有王平陵、黄震遐等。他们提倡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文学，来反对左派的阶级观点”。
在皇帝推翻不久的民国初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大量涌进来，文化、文学在文人的心中成了国家的事情，并不属于哪一个政府，更不能属于某个党派，有了这样的共识，要让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去做国民党政府的传声筒，是件定会遭到众文化人嘲笑的事情。
而王平陵等是明显地站在亲国民党立场上来对左派进行批评，并且是不讲道理只作人身攻击的批评，这与当时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结果很快失败。王平陵等虽然是失败了，却因这场小争论而“诱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在这种文化大论战的背景下，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本来，我一回上海就要来看你们，后来听说父亲去世，就在这事上忙了几天。”沈从文有些伤感地告诉他的朋友。
他的父亲沈宗嗣是1930年11月在家乡病故的，他回到上海知道后，忙乎了几天才把事情打探得清清楚楚，父亲已入土为安，他只能在遥远的上海默默地为他悼念。
胡也频对沈从文父亲的离世表示了十分地痛心，并说今后一定同去凤凰古城拜祭一下；丁玲则是更多地打探九妹的情况，对沈从文挚爱的这个小妹，表示了真切的关心。
他们三人之间虽然感情还是很深厚，但当胡也频劝沈从文和自己一道从事进步的文学实践活动时，沈从文还是几次故意地把话引向了一边。胡也频向丁玲使眼神，想要丁玲来劝劝沈从文。
丁玲知道沈从文是“表面软乎乎的，骨子里钢一样硬”的性格的人，是难为他人言语劝得动的。丁玲知其不可为，便把头扭向一边，逗怀里的祖林笑。
“我告诉你，有一个比你小一岁的湖南老乡想见你。”胡也频只好自己说。
他提到的这个想见沈从文的湖南老乡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将陈赓。
1927年初陈赓从苏联学习归来，不久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到上海来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
沈从文弄清了“湖南老乡”的身份，便婉言地谢绝了。
“为什么呢？我不跟你说大道理，就说我们的感情，这么好，根本就比得上生死与共的同志，为什么就不能一道走在革命的大道上呢？”
“这与你我的友谊无关，我只是不喜欢介入政治，更不喜欢什么党。”
“为什么？难道共产党不好吗？”
“结党总是要营私，自古就有‘君子不党’的说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我喜欢这话。”
“朋党才会营私，因为它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不会，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可是，政党要不营私，又怎么会各立派系，你争我夺呢……”
沈从文说到这儿不说了，只微微地笑着。
清末的中国人，从日文中引进了用“党”字来译称的“party”概念，当时就有了一场关于“党”的讨论，因此沈从文也清楚一些。只是他的清楚也都是胡适、陈源一些人的观点，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胡也频自然是格格不入。
胡也频见沈从文这么“顽固”，讲了许多关于共产党优越性的话语后，突然很自豪地问沈从文：“可是，你知道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吗？”
沈从文抬眼去看胡也频，一副茫然的样子。
刚加入共产党没几月的胡也频，终于占了上风，他等不及沈从文回答，便充满激情像朗诵诗歌一样地大声说道：“‘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事情，难道你还不愿意去为之付出一切吗？”
“是啊，这是个好事情，不仅是我，也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渴望的事情，只是，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人，过一种自由的生活。”
“你这是受徐志摩陈源他们影响太深了。”
“谁也不能影响我，我实在就是个乡下人，不过我说我是乡下人虽然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只是说自己有根深蒂固永远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我这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别人很难影响到我。而且，我认为，文学该有自己的方向，这方向就是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
听到沈从文侃侃而谈，而且中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情绪，胡也频知道一定是因为他刚提到徐志摩的缘故，便静静地听着，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了，盯着沈从文说：
“文学创作绝不能脱离作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
似乎很是“想得透彻”的沈从文，由于迷惘于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争论，由于不愿违背自己出走湘西时那寻求人生“自由”与“独立”的夙愿，始终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距离。
就这样，他和胡也频在信仰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因为“道”的不同，他与胡也频和丁玲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尽管如此，他们的友谊还在，感情还很真。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寒风有一声无一声地刮着，胡也频走出吕班路，来到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这儿是孙大雨的家，沈从文暂时借住于此。
“房东的儿子死了，我要送一副挽联，你给拟好挽联的措辞，下午到我那里去写。”
胡也频望着沈从文，完了又讲了几句关于房东儿子的情况，准备离开，沈从文却一把拉住他说：“别走，中午有好吃的。”
“又发文章了？”
“一个同事请吃饭。”
胡也频跟着沈从文去饱吃了一顿，走出饭馆时，风似乎刮得更猛了些，俩人在惠罗公司前暂别，胡也频被寒风吹得抖了一下。
“你也穿得太单薄了，做了父亲，可不能让自己病了。”沈从文说着，便把自己刚做的一件海虎绒棉袍脱下来，要给胡也频穿上。
胡也频伸手拦住：“你虽还没做父亲，也有母亲、九妹需要照顾，同样不能生病！”
“你放心，我还有一件，不会让自己冻病了。”沈从文说着推开胡也频的手，极有耐心地给他穿好。
下午，沈从文如约到胡也频家，却只见丁玲一人在逗小孩子玩，问起胡也频时，丁玲的神情露出一点不安，这使沈从文很不放心；第二天再去，家里还是只有丁玲与小孩。丁玲的眼圈已经红肿了，当沈从文再问胡也频时，丁玲痛苦地直摇头，连声说：“你不要再问了，不要问了！”
沈从文心中骇然，连忙出门四处打听胡也频的消息，跑了整整一天，还是得不到确切的答案。晚上七点钟时，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北京路宿舍，正准备吃点东西就去看望丁玲，却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我是监狱里的牢头，受一个姓胡的先生的委托，给您送个信！”说着，老人便把胡也频亲笔写的一张发黄的纸交给了沈从文。
“我因事到东方旅社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原来，胡也频与沈从文分手后，就赶去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不幸被叛徒出卖，与会人员全部被国民党军警抓捕。
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东方旅社，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也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机关。
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十天后，上海的进步文化团体在东方旅社召开秘密会议，会上由潘汉年宣读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
沈从文一看便条就知道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顾不上吃一口东西，慌忙起身，直奔吕班路丁玲家。丁玲也在外奔波了一天，打探胡也频的消息，刚刚归家，看了沈从文递来的条子，悲伤地说：“我去找了‘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发现今天有人带着柔石到一个什么书店去让人指认，问书店的人他是不是柔石。当时，冯雪峰他们就估计，胡也频很可能被捕了。”
“现在怎么办呢？也频便条上说的‘胡先生’就是胡适，我是不是马上去找？”
看到丁玲点头，沈从文不管已经是晚上，起身就赶去敲胡适的家门。门开了，徐志摩也在。经过胡适的推荐，徐志摩准备去北京大学就职，特来与胡适说些有关的事情，听了胡也频被捕的凶信，胡适摇着头说：“这不行，他这么年轻，我们得想办法保释他出来！”
胡也频是徐志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时就经常给《晨报副刊》写稿，到上海以后，又给《新月》杂志写过稿。徐志摩听说胡也频被捕，激动地说：“不就是参加个什么党派，这是个人的信仰，怎么可以凭这一点来抓人呢？”
“我知道先生素来抱有正义感，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请您设法营救的。”
沈从文乘机向他提出请他出面营救的请求。
徐志摩毫不迟疑地拿出纸笔，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短柬，请他在南京设法斡旋，营救胡也频。
沈从文救友心切，担心有误，与丁玲商量后，从徐志摩处借得路费，同丁玲一道赶往南京，去找邵力子和陈立夫想办法。
陈望道是丁玲的老师，之前丁玲找陈望道得了封他给邵力子写的信，一到南京，丁玲就带了信去找这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沈从文则通过朋友介绍，赶去见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陈立夫。
丁玲的儿子祖林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讲道：“邵立子说，怎么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面去了，于是他就写了一封给张群的信，对我母亲说，你拿这封信，赶快回上海，去找张群，看看有没有办法。”
丁玲接了信出来，沈从文也从陈立夫那里回来了。
“陈立夫最后表示，如果他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
听了沈从文这样的话，丁玲摇着头说：“他这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这根本不可能。宁可死，胡也频也是不会投降的。”
“你也是这个意思？”
丁玲用力地点点头：“若是我自己，同样也宁肯坐牢，宁肯去死，绝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频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里面的话，也是我们的信仰。”
沈从文肃然地点着头，心里涌出许多佩服，也涌出不少伤感。
就在丁玲准备回上海找张群这一天，2月7日，胡也频等24人也被带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后院。
张群是当时的上海市长，胡也频是共产党员，还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当时蒋介石正咬牙切齿地要把共产党消灭干净，胡也频是军统抓的，张群自然不可能出手相救。
结果，丁玲和沈从文寒风中辗转于达官、租界巡捕房、警察局和律师所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左联”会员柔石、殷夫、冯铿等，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龙华。
丁玲当时刚刚产后不久，得不到调理，还四处奔波，伤心悲痛，人消瘦得变了形。她后来曾如此表达自己思念的心情：“即便是伟大的诗人啊，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想念着爱人的心情。频！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的心情，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
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丁玲回忆到：
我很怕留在家里，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点似的。跑了几天，毫没有跑出一个头绪来。
胡也频去了，永远的去了，但那只是他的躯壳，而他的灵魂却不朽地印在了丁玲和沈从文的心里，镌刻在千千万万正直善良人的心中。
丁玲和沈从文，一个失去心爱的丈夫，一个失去虽然道不是很相同却仍是挚爱的朋友，他们今后的路，又会怎么走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