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使我们缄默，我们只能暂时把这工作停顿。
1928年10月26日，沈从文、丁玲与胡也频在《中央日报·红与黑》第47号刊出《〈红黑〉创作预告》中这么写道，这《预告》在暗示《红与黑》即将停刊原因的同时，也再一次重申了他们的编辑主张：
不漠视别人，不夸捧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轻人，不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喜欢。
除此之外，《预告》还表示打算自办《红黑》《人间》月刊，打算自办一个出版社出版“红黑丛书”。
十月三十一日，《红与黑》终于正式停刊，原因自然是与《中央日报》的办报方针有分歧。
每个漂泊者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层面因人而异，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此时的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他们更专注于后者。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主张，放弃了保险，选择了风险，请胡也频的父亲为他们转借一千元，一九二九年一月开始独立筹办《红黑》《人间》月刊和红黑出版社。
经过商议，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同时，他们还决定合力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
早在北京时就渴望自己办刊物的夙愿，终于在离开《中央日报》后就这么实现了。
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仿佛昨天还在凛冽的寒风苦雨中吹打，突然就迎来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暖日。生命的春天，到了；美好的前程，正在一步步打开；寒冬已经结束，仨人都感到脚下是一片靓丽的风景。
上海这个大都市，与北京差不多，老城厢街道，比比皆是，似乎随处都可以随意地将一个异乡人安置下来，让他能够静静地休憩于这个大都市之中，欣喜或忧伤地去酿造自己的生活。
沈从文刚到上海时住的是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不久，沈从文住到了马浪路新民邨；而丁玲和胡也频则蜗居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永裕里十号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内。
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丁玲和胡也频他们那里去，甚至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两处虽然相隔不远，但毕竟还是非常不方便。三人一商量，一个多月后就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二零四号。
萨坡赛路二零四号名为丰裕里，当时虽然也属于法租界地面，人口却很密集，多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这种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民居住宅，弄门纵向深入，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这类旧上海的居民区，由于人多嘈杂，环境局促，没有室内卫生，是旧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
正是在这里，沈从文观察到了上海人的真实生活。
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地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像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晾衣阳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
顺便说说，老式石库门房子没有“阳台”一说，而名之曰“晒台”，这是给难得一见阳光的厢房间居民天晴时晒被子用的。
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阳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湿栏杆上在想另一个窗子里的另一个人家在做什么事。
我不知道工厂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里总有一些小学徒一边打盹一边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他们大概和我一样没有办法睡好觉，他们是那样的肮脏，走近他们的身边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手上全是油腻和铁锈，头脑又是那么愚蠢。这样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吗？但是我想想，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
1930年后，沈从文在回忆这段与丁玲、胡也频共同奋斗的时光时，曾无比深情地写道，他愿意给那些沉默努力的青年朋友们和“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以一种“自信”的机会。
“井！”一个多么准确美妙的单音词，让人想到“黑暗涧谷”，却又与“涧谷”中不断的坠落不同，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向上的视角，在暗示着“群星”还定有一个出路，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
正是这种向上的视角使心地善良而又不屈于生活压力的沈从文想依靠文学的力量帮助与他一样众多“挣扎于井底”的青年，找回自己的自信，挣到自己的独立。
这是沈从文推己及人的一个念想，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向“群星望着”想离开井底的人。来到大都市北京之后，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可是，对于一个新来的异乡人，大都市从来都是壁垒重重的，以“大学”为代表的精英体制无情地拒绝了他。在“此路不通”的招牌悬挂四处时，“文学创作”这样一种非常自主安排自我的方式，给他提供了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的可能，他就是这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天才加勤奋公式的作用力下，乡下人沈从文每月都有好几篇文章见诸于报刊，由于他确实也已有了些名气，更由于他对人生世相有很好的悟性与洞察力，他确实在悲天悯人的感情上有了诸多的真知灼见，终于获得了大都市人的认同，终于敢在上海人面前说些大话了。
此时，丁玲的母亲也来到了上海，便与胡也频丁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几十年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沈从文说：
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然而，沈从文说的“变”，只是他们三人心情的变。尽管刚刚借到一千块大洋，可都得用在办刊物上。他们的处境还是很困窘，生活也非常拮据，或许并不能比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好了些什么。特别是沈从文，他的母亲仍然重病在身，“同是天涯沦落”的一大家子人挤在矮小窄旧的石头屋子里，为着能够“活下去”而终日忙碌，他不得不颤抖地握紧手中的笔，在绵延不断的坚持里辛劳与挣扎。
如果就为一个“活”字，沈从文是不会用那个“变”字的，除了要活下去，更有了为责任活下去的念头。正是在责任与诸多无奈的现实相互交织中，在混沌灰蒙的暗影中，透出人生的朝阳，这灿烂的光让劳累的心得到休息，得到安慰，变得高贵，沈从文这才终于敢大声呼出：“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然而，就在他们都想拼命做好这两本刊物时，谣言来了。其实早在他们三人合租北京汉园公寓时，就曾引起过他人的猜疑，只不过，那时他们仨的名气还都还没有这么大，一般人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大都没什么市场。可是现在，三人都有了一定的名气，特别是沈从文。
于是，一些无聊的记者经过一番添油加醋之后，上海小报出现了他们仨“三角恋爱”的传闻，加上当时的政治挤压，还要加上他们的不善经营，终于在《人间》只出了三期，《红黑》只出了七期时，这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刚问世的寄托着他们美好希望和灿烂未来的刊物，到六月时被迫停刊了，他们的红黑出版处，也随之倒闭。
美好的希望落得个痛苦而难堪的失望结果，心理上的打击已经让人够难受的了，更有那经济上的压力，沈从文辛苦半年，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背了一千多元的债务，困窘到竟至于使病床上的母亲也陷入挨饿的情形。
沈从文哭了，万分伤心地泪流满面，只是并不出一点声音，而且是一个人蜷缩在“晒台”上浑身颤抖着。
文人历来是有多种的，最无聊的当属那些靠造谣特别是靠造明星的谣混饭吃的，只可恨这种人像瘟疫一般，总是不可能灭绝。
在中国，一般名气的文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遇到靠写稿就能维持生活的年代，更何况是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沈从文应该称得上是一位天才作家，他以初小的文化水平，在创作的道路上刚走了不到三个月，就在北京那样的文化重地，在当时中国最好的杂志上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方面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每年都有三四十篇文章发表。从北京到上海，他一路走来，竟始终能保持文化青年中佼佼者的地位。
一九二八年，又是沈从文创作丰收的一年，全年发表作品高达四十余篇，并且首次有长篇小说《旧梦》和长篇童话体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一、二卷问世，全年还出版了《入伍后》《雨后及其他》等单行本、小说集十余种。
就在这时候，却经受了这样的一番事业上的打击，被弄得焦头烂额，甚至自身难保了，再无法履行“我来释放他们”的责任。因为，无论是什么人，要想做什么事，他首先得有饭吃，能活下去。
沈从文信奉独立，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自我安排的方式，这种方式正好能满足独立精神很强的人。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甚至包括今天，持这种形式谋生的人，总是危机重重。
特别是对于一些处在“井底向群星仰望”阶段的人，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与外在历史脱节的空洞感贫乏感。当这种感觉难以承载时，他们更有了转换身份的渴望。
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化青年的路向来就很窄，要么去当官，要么去著书立说；而处在乱世中时，则又多了与这两条路平行的另一条路，给文化青年多了个转变身份的机会，这就是做“革命者”，或者说造反。
经营刊物失败后的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夫妇，由于心底深处的那点分歧，终于选择了不同的转换身份之路。
胡也频虽然去到济南中学教书，同时也从事了革命活动，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
胡也频一面教书一面宣传革命，很快遭到山东省政府通缉，被迫折回上海。不久，胡也频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
至于丁玲，这个外表风姿绰约，文笔晶莹剔透，兼有张爱玲的落寞与哀怨，林徽因的浪漫与纯情，冰心的娇巧与温婉的奇女子，在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文章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后，已经占据了当时中国女性文学无法突破的制高点，结果却经受了那样的一番事业上的打击，激情率真的丁玲，与胡也频一道，挥挥手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零年，丁玲很快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鲁迅旗帜下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左翼作家。一九三一年，她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勇敢的丁玲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出任左联党团书记。
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为她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狱中的丁玲，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词拒绝，后来终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欢迎。
而无可奈何的沈从文，当时则忙着给朋友，特别是给徐志摩写信，希望能回到北京去谋一个职位，以便既可以挣些钱养家还债，又可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更远一些。
徐志摩这个天才的诗人，凭着诗人的敏感，他看到了沈从文的创作天分，看到了这个乡下人时常羞涩笑容背后的自强、自尊和自信。
“这是一个注定在创作事业上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他有足够的智慧和坚持努力来支撑他的自信。”徐志摩在心里评价着沈从文，对他十分地眷顾和关注。早在沈从文刚到上海时，徐志摩就知道，像沈从文这样没有家庭支持还要承担家庭负担的人，想靠文艺生存，是不可能的，曾给沈从文写信说，上海如果有什么不便，就“仍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
然而沈从文却只埋头于写作办刊物，如今《红黑》停刊，徐志摩便想给沈从文谋一份稳定的同时又能让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文学的差事，因为沈从文在信中提到想进上海美专进修绘画，徐志摩便给他建议，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三十八岁的胡适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最亲密的朋友有这么个位置，徐志摩这才对沈从文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这对沈从文来说，无疑是鲤鱼跃龙门，既无心理准备也缺乏知识准备，在接到胡适的聘书后，他于1929年连续致胡适两封信，谦卑地诉说自己的想法：
从文可试一学期……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
事情落实后，沈从文把这喜讯告诉母亲和九妹，又给父亲沈宗嗣写了封信说：
现有人正征男同意找男教书，一百七，一月，大致为公立大学，一星期在一点钟左右约四元一小时。若果内战有扩大延长模样，男届八月，或即改图到学校教书去。
在信的最后，沈从文直抒胸臆，给父亲道明了自己并不就想教书：
教书似乎比目下生活为拘束，然无法中此事自亦为一办法矣。
中国公学为清末革命党人创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辛亥革命后，学校得到孙中山黄兴的扶持，逐渐发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十七系的综合性大学，选修课目很多，可谓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无论是德日派还是英美派，都有一席之地，在课堂上教授们可以讲授资本主义也可以讲授社会主义、还可以讲授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如此一来，学校培养出许多不同政见却同样杰出的人物，如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被枪杀于雨花台的革命人郭纲琳、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等。师生中，当时就有不少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女英雄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谬德潘等，都是这所学校出来的。
胡适此时与沈从文仅一面之识，可他相信徐志摩的眼力，更喜欢沈从文的文章，他跟徐志摩一样相信沈从文的文学天才，既想为国家栽培这样的天才，也相信能写出那样文章的人，是可以教好学生的。
除此之外，胡适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即关于“大学中文系”如何办的问题。胡适认为理想的大学教育方式是：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沈从文占有其中后面两个方面，这便是胡适聘他的理由。
对此，时任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回忆说：“胡先生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写作，他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学生读书兴趣。”由于这种办学方针，教授中除了沈从文，还有好些其他作家；并且，校园中创作的气氛十分浓厚，不但办《吴淞》月刊、还有《野马》杂志。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胡适也在自己的日记中颇有感触地谈到当时的想法：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
很明显，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教，并不就因为好友的介绍，根本上是他想打破当时中文系只重古文教学的风气，想让大学中文系能够重视创作，来促进新文学的发展。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的做法是对的。沈从文不仅在中国公学中深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还由于他的加入为学校培养出甘祠森、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香草）、孙洁讯、刘宇等诸多文艺人才。
接受了胡适的聘请，沈从文要到中国公学去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钻研”和“小说习作”。他没有任何老师指导，便开始来准备公课，北大旁听的经验，平时丰富的阅读，近几年大量的写作和思考，都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知识与自信。沈从文精心地万分努力地准备着，希望自己走上讲台后能让学生们有所得。
只是，一个常常见了陌生人就会脸红的作家，会是怎么来上他的第一堂课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