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是丁玲一生最敬重的人，因为丁玲的处女作是叶圣陶刊出的。至于沈从文，对叶圣陶更是充满感激。
1927年5月，《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赴欧游学，暂由叶圣陶代编，此后《小说月报》就出现了许多新作家的名字，特别是沈从文的名字。
在1927年6月，叶圣陶从来稿中读到沈从文的短篇《我的邻》，就觉得这个作者很有才气，小说写得很有特色，于是也像徐志摩邀请沈从文为《晨报副刊》专门撰稿人一样，聘他为《小说月报》的撰稿人。到1928年底，仅经叶圣陶之手，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我的邻》《在私塾——一个老退伍兵的自述之一》《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诱讵》《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等七个短篇，还发表了新诗《想——乡下的雪前雪后》。
1927年5月25日，沈从文捂着流鼻血的鼻子，花了整整三个小时，一口气写完《柏子》，累了，想出去松口气，他来到丁玲的房间，却看到丁玲的眼角上留有泪痕。
“你这是怎么啦？”沈从文着急地问。
丁玲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一甩短发笑着说：“我只是想到了母亲。”
“你的母亲，还好吧？”
“我不懂你要问什么。”
“我是说伯母的身体，还好吧？”
丁玲笑了，笑得很甜。
她的母亲蒋胜眉，是一位受新文化熏陶的旧式女性。丁玲四岁丧父，父死后原本的大家庭濒临崩溃，五岁的丁玲只得随母移居常德舅舅家。母女相依为命，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
“我小时候，母亲她十分重视对我的教育，亲自教我读《古文观止》《论语》和《孟子》。就因为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就读了很多书，还听母亲讲了许多故事。那时候，到了晚上，在灯底下，我睡在母亲旁边，表姐们也钻到她的身旁，她娓娓不倦地把一些‘水帘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深深地放到我们的脑海中，那些情景，我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目前。”
丁玲的大眼微微地闭着，一张圆圆的脸上流露出憧憬的笑容，甜蜜地回忆着。沈从文被她的神情感染了，想到自己的母亲，轻轻地说：“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腊八粥？”
“对。就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一种粥。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你母亲怎么就喜欢这种粥？”
“我母亲喜欢这粥有两个原因：一是为节约，二是为纪念她的母亲。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是因为借此机会，可以清理橱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是节约的好办法。而且，我外祖母的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母亲只有十四岁，伏在外祖母身上痛哭之后，赶到厨房去做早饭，看见灶上还摆着一小锅外祖母昨天煮好的腊八粥。”
“你的母亲一定很善良。”
“是的，非常善良。关于这一点我可以给你讲上三天三夜，以后再说给你听，现在你还是再说说你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我七岁时，她结交了革命家向警予，两年后便从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去桃源县教书，我也随母亲入桃源县小学读书。这期间，母亲常给我讲述西方著名妇女活动家罗兰夫人的革命故事，她自己也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如林琴南翻译的《块肉馀生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等，我母亲都非常喜欢。”
丁玲真幸福，有那么好的知识性母亲。回到屋里，沈从文这么想：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多好的母亲啊，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们操劳操心，可是我却半点也没有给她什么，甚至还……
想到因为那次恋爱挪用了母亲的一千多块钱，沈从文不由得心头一痛。他紧皱了眉头好一会儿，待眉头再松开时，他已经有了一个让他快乐的决定。
“对，就这么干，把母亲和九妹都接到北京来。”这念头在沈从文心里冒出后，他立刻去了酉西会馆搭信回湘西：“让我的母亲还有九妹，都一块儿来北京吧！我要让九妹在北京上学！”
五月的北京，正是春夏交替之季。公寓前的几株杨树，又结出了满树的“树毛”，无风时幽幽然轻落，有风时便悠悠哉起舞。沈从文正望着这捕捉不到的花絮，突然听到一声阳雀般欢快的呼喊：“五哥！”
他欣喜万分地回过头来，看到一个身材娇小面容清秀的姑娘正拉着母亲的手朝他走来。
沈从文擦了擦眼睛，快活地大声喊：“妈！九妹！”
他走过去，走到母亲和九妹身边，久久地看着她们：“妈，您怎么这么瘦？”
“妈病了。”九妹在一旁说。
“没什么，就是有些咳嗽。”母亲说话间又咳嗽几声。
沈从文赶忙过去，扶住母亲。
“不用你扶，没什么。”
母亲挣开儿子的手，跟着他走进公寓的小屋。母亲看着儿子，看了很久，才低声地说：“你也不比以前胖。”
“五哥比以前白净了许多。”九妹望着沈从文说。
母亲看看床，看看那张窗前的书桌，再看看没什么剩余的地方，不由得把担心的目光投向儿子。
沈从文读懂了母亲的担心，笑着说：“这间是我住的，前几天，我已经在隔壁又租了一间，给你跟九妹住，我这就带你去看看。”
“我们都饿了。”九妹在一旁说。
“饿了就先去吃，今儿就让五哥给你和妈好好接接风。走，吃馆子去。”
“别破费了，还是在家里吃，我来做。”
“这有什么破费，就一顿饭，你们又刚来，以后有的是饭让你做。”沈从文劝母亲，给九妹一个眼神，让她帮自己说话。
九妹果然一点就通，过来拉着母亲说：“这回就让五哥破费一点，从明儿起，我们就自己做。”
母亲看九妹一眼，不再吭声。
沈从文见母亲答应，脸上露出微笑说：“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让他们一道去。你们等等，我这就去叫他们。”
说完，沈从文不等母亲和九妹说话，就匆匆地来到胡也频和丁玲的房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胡也频的文章就开始有了更多的出路，到今年，每月也能挣到二三十元稿费，如今丁玲的文章又开始发表了，俩人的生活有了些保障，便又有了新的想法。沈从文进来时，他俩正在设计今后的生活，丁玲首先说：“我想我们应该多念些书。”
“这想法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看，鲁迅、郁达夫这些名家，都是留日的，我想我们最好也去日本留学。”
“这想法我也赞成，日本离得近，去日本少许多路费。”
“虽然少些路费，但还是要许多钱的。”
“钱可以挣，我俩拼命写，慢慢的名气大了，写出的文章更容易发，稿费也多一些，钱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日语，我们都还不懂。”
“不懂可以学，我倒是不担心日语，只担心钱。”
“钱不用担心，可以挣。”
沈从文进来，他俩都对沈从文点点头，然后继续说，直到胡也频说完这一句，才停下来问沈从文：“你说是吗？”
沈从文连忙点头说：“是，钱可以挣。”
胡也频得到沈从文的赞同，得意地看着丁玲。
“你来，是有什么事吗？”丁玲看出沈从文像是有什么事，这才望着他问道。
“我是来请你们出去吃饭的。”
“不是说好今晚在我们这里吃吗？为什么要出去？”胡也频问。
“该不会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吧。”丁玲说。
“不是。”
“大作家了，动不动就上馆子。”
“确实，确实是大作家了，集子都出来了。”
丁玲和胡也频一人一句，沈从文急了，大声说：“我妈和我九妹来啦。”
“啊！”胡也频和丁玲都高兴得叫起来。
当丁玲看到九妹时，眼睛睁大了，把妹妹看了又看哥哥，把兄妹俩都看了一遍，对沈从文的母亲伸出大拇指说：“伯母，你老真有福气，有这么俊美的儿子，又有这么仙女般漂亮的女儿。”
沈母笑了，咳嗽几声过后说：“你这姑娘，真会说话。”
“真的，我说的全是实话。”丁玲说着，拉起九妹芊芊小手问道：“好妹仔，你今年有多大了？”
“十五岁。”
“以前来过北京吗？”
九妹摇摇头，秀美的眼睛低垂着。
“这会来了，就多住些日子。”
“不是多住，是长住。”沈从文对丁玲说，“我要让她在北京读书，受系统的教育。”
“真的？”丁玲问。
“当然，你不知道，我九妹自幼聪明好学，记性特好。以前我妈让三弟背书，背到中途便忘了。九妹便在一旁笑他，完了把那课文便一字不差地一口气背完。妈，你说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的九妹就是聪明。”沈母说着无比眷恋地拉了拉自己的女儿，咳嗽几声才接着说，“可惜她长大时家道已经败落，再没钱去供她上什么学。”
“没关系，九妹年纪还小，现在补还来得赢。”沈从文安慰母亲说。
“只是，在北京上学，怕是要许多钱，你供得起我吗？”九妹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很快地看了沈从文一眼，轻声细语地说完，又把眼睛垂下去。
“供得起。”沈从文坚决地说，“供不起也要供，我拼命写作就是。”
九妹岳萌，是沈家九个儿女中最小的一个，1912年出生，比沈从文刚好小十岁。少小时的九妹，聪慧快乐又讨人喜欢，母亲把她当成心肝宝贝，全家人也都宠爱她。沈从文不仅在《玫瑰与九妹》中直接写九妹，在《炉边》里也让九妹当主角，后来的名篇《边城》，都有九妹的影子。
岳萌喜欢玫瑰，人比玫瑰更美，常“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又把许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给在长沙读书的大哥”；当二哥、三哥被卖小吃的吆喝声诱惑露出馋相时，九妹就去“游说”母亲，以满足哥哥们“馋嘴”的欲望。稚气可爱聪明痛人的九妹，是家庭充满祥和快乐的宝贝，更是沈从文心底最疼爱的人。
1915年，父亲刺杀袁世凯失败流亡在外，家道逐渐败落，1918年刚满十六岁的沈从文也不得不去当兵。每当有好友回家，沈从文总要叮嘱他去看一看九妹。堂兄见他思念九妹的可怜样，便安慰他说，“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也可以回家探亲，那时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
九妹深藏在沈从文心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而她自己却一生艰难坎坷，以致发疯，最后在凄凉中死去。这是后话。
正因为沈从文对九妹有比一般哥哥更深的疼爱，加上沈从文自己又常有一种婴儿般幼稚的梦想，对于深爱的妹妹，沈从文希望她去过一种上流人的生活。基于这么一个美梦，加上自己对法国文学的喜爱，沈从文在为九妹安排教育的时候，便替她选择了法语专业。
此时的岳萌已经十五岁，天资虽然聪慧，却没受过正规教育，对法语当然毫无基础，沈从文替她做这样的选择，无疑很费力，而就业前途又充满风险。尽管如此，沈从文还是信心十足地替九妹操办了这事，专门请来了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来教岳萌，只希望有一天她能到法国去深造。
而这时的胡也频和丁玲，却在为去日本留学作积极的准备。他们寻遍了所有直接打交道而又能教他们的朋友，结果发现竟没有一个是学日文的。失望之际，胡也频的一个朋友告诉说，他的一个叫冯雪峰的朋友精通日语，俩人听了皆大欢喜，立刻请这位朋友约了冯雪峰来。
冯雪峰的一番谈吐，使得丁玲眼睛一亮，为冯雪峰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从灵与肉方面都深深地爱上了冯雪峰。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冯雪峰必须马上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一次丁玲虽没有得到一个教日语的老师，却得到了一个终生的爱。
若干年以后，丁玲在与美国作家斯诺夫人一次谈话中，还对这次见面无比深情地回忆说：因为想学日语，“一个朋友的朋友（指冯雪峰）开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但是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丁玲对冯雪峰的一见钟情使胡也频感到非常痛苦。他在文章中写道：
呵，我的隐痛，如深谷之黑暗，永不见光明来抚摩；倘若我公布了这衷情，当使那灿烂之朝霞，变成初死之少女的乳白之颜色，为悲悼我的命运之表征……
丁玲与冯雪峰的感情，当然不会有结果，晚年丁玲却还是坦率地说，我这一生交结的男人：
最值得纪念的人是胡也频，最怀念的人是冯雪峰，最后悔的一段感情是冯达。
在丁玲对冯雪峰一见钟情的同时，沈从文的家突然遭到北京警方的搜查，他本人也被警察局传讯，原因是沈从文曾与武汉革命党人有私人的书信来往。
沈从文于是有了想离开北京这个政治味太浓之地的想法。这时候，上海的文学事业正在蓬逢发展，大有超过北京的态势，加之沈从文与上海的《小说月报》已有很深的联系，他常发评论的阵地《现代评论》也迁上海，再加上北京的学人纷纷南下的影响，沈从文终于作了个决定：到上海去发展！
1927年12月下旬，沈从文留下母亲和九妹，还有刚从湘西来投奔他需要治病的哥哥暂住北京，与胡也频和丁玲告别，由北京经海路，只身先行前往上海。
关于这段往事，沈从文在《忆丁玲》中写道：
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我觉得我在上海即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从容些，至少在上海也当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尽在北京住，作过去日本留学的空想，就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过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开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
在北京漂泊，转眼就过去了四年零四个月，这是一个学子读大学本科的时间，沈从文却因为自己的勤奋加天才以及最难得的独立精神，完成由一个初小学历的乡下人到在中国最大的两个都市——北京和上海都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的转变。
沈从文此时的物资生活已无比拮据，可他的心却已无比地丰盈而自由。
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人的潜能，使人有所创造。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有那些自由选择自己人生的人，才必定是人生意义非凡的人。
保持平凡而高贵心灵的沈从文，此刻对创作充满热情，一心要积极地做好自己想做和能做的这件事情。
到了上海，他能如愿以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