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19日，乡下人沈从文几乎乘坐完了当时所能有的所有交通工具，也还要靠步行，花了整整十九天的时间，完成了2328公里的长途旅行，间或在那辆老式火车烦人的“哐当哐当”的呐喊声停止了之后，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离乡漂泊的原因或许各不相同，但换个环境发展自我的目的，应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伴随着人类文明而诞生的城市，越来越无情地垄断了单个人发展和升迁的诸多可能。一些个不甘于命运摆布又还有些自信的乡下人，就像沈从文这样，抱了个天真而又执著的梦想，大胆地离开故乡，千里迢迢地奔大都市而来了。
沈从文是直接从湘西极偏僻的保靖小城奔北京来的。在小城时，作为陈渠珍身边的一个书记员，他替“湘西王”保管着一大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书籍、古画、古瓷和铜器，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
正邪相兼连跨三个朝代的湘西山大王陈渠珍与当过袁世凯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以及后来成为文学巨匠的沈从文，一起被后人称为“凤凰三杰”。这位乱世中拼杀出来的一枭雄，不仅是擅长山区作战的高手，而且对于诗书古玩也情有独钟。因为这方面的兴趣和雅好，陈渠珍对当时已然初小文化且读过《辞源》《史记》《汉书》和一些西方小说、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又听过一个进士谈“宋元哲学”、“大乘”与“进化论”的沈从文，便很是喜欢和器重。
如果沈从文就这么跟着陈渠珍干下去，结果很可能就如他1931年动笔在《从文自传》里写的那样：“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有些财产的商人女，我一定做过两任县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这里，沈从文所说的“命运的折磨”，是指他生活的理想与他的军人生活之间发生了矛盾，产生了距离，而这矛盾与距离的产生，又全因为他从军以后养成的嗜书如命的习惯所致。
《围城》说婚姻中人，进去了想出来；外面的又想进去。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围城”现象实在太多。
沈从文在学校读书的十一年（五至十六岁）里，就从来不曾认真地读过书。
五岁时，他就上了私塾。由于年纪最小，总是“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间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时间多”。而后转到管教更严的私塾，一颗心也“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不断地逃学去享受这些新鲜玩意儿。
十三岁时，沈从文插班进了新式的文昌阁小学就读。新式学校不用背诵经书，老师也不随便体罚学生，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书桌边，每星期还放假一天。这一时期，沈从文虽不再逃学，可他还是感到“在那学校照例也就什么都不曾学到”，每天上课时照例去上，放学时常常绕很远的路，去看城里城外的许多新鲜有趣的人和事。
作为沈从文的邻居又曾是同他一样天天走着同样路程去上同一所小学的作者，在这事上可以做些说明——
文昌阁小学，坐落在镇竿城南面南华山的山脚下。沈从文的家，正好在学校对面的南门沱，中间隔着一道用糯米拌着石灰砌成的红石块城墙，一条小河及河两旁的两条小街，然后再是一段不太长的坡路。
要经过的这些，都非常的小巧精致，实际路程也就三百米远。可因为这一路都是处在城里城外的交通要道上，沿途自然十分热闹，除了一路上两旁各色的商铺，还有卖“百糖饺”“云片糕”“灯盏窝”及“小糖人”“葵花子”“酸萝卜”等等的各类小贩，再加上一场木偶戏几个逗蟋蟀逗鸡的擂台，一些拉二胡唱苗歌的快乐人和一些在门前下棋看棋摆龙门阵的闲汉，确确实实又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到处都透着一个“趣”字。
如果沿直线走看得腻了，往西可从西门进城，往东可从东门进城，城中东西和南北两条直街，无论从哪儿走回沈从文的家，都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路程。抄远路之后，沿途的人文景物虽然大同小异，但其中还是各有侧重，一个“趣”字，却总是牢牢地镶嵌在其中。
也正因为如此，对这一段时光里的生活，沈从文后来在自传中说：“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玩地方尽我捡选一种，直到如今还觉得不必看这本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这样的日子于沈从文其实只有两年多，到他十五岁时，刚升入高小的沈从文，在继续读书的同时，征得母亲的同意，参加了当地开办的一个预备兵技术班。
这次预备兵技术班的训练历时八个月，其间沈从文参加了三次补当地守军缺额的考试，均未被选拔上，直到第二年——1918年8月21日，预备兵技术训练班结束，家里又因父亲逃亡已完全衰落，加之母亲认为沈从文不易管教，就让他辍学参加一支由亲戚杨再春带领的土著军队，开始了十六岁小青年的军旅生涯。
人的兴趣就是这么奇怪，命运安排他专心读书时，沈从文不爱读书；当命运让他去腥风血雨中讨生活时，他却又变得嗜书如命，成了书迷——从《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到《辞源》《史记》《汉书》以及一些西方小说一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沈从文见到就看。
总之，沈从文步入军营之后不久，就从一个厌烦读书的人变成了一个见书就想读的人。这事看起来有些奇怪，其实世上的事情大都这样。结果，嗜书如命的沈从文慢慢地成了一个方面的人才。
20世纪初的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识之人”一致认为是武人造成的。结果，武人遭到贬斥形象每况愈下。于是乎，武人专政乱政的说法被普遍认同，“去兵”“废兵”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文人自然被抬举起来。在当时民众的眼里，学生自然要比大兵强出一百倍。这是当时社会对读书人的一种普遍认同，已然成为书迷的沈从文，对此当然更是心向往之。在面对学生时，他从内心感到艳羡和羞惭。
随着阅读量的增多，沈从文与身边人渐渐变得不尽相同。日益增多的阅读使沈从文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而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也不同于周围的人。他开始“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色光，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于是，他不想成为一个地方知识分子或乡绅，而总是想着能有另一种生活——脱去军装，在新世界里做一名学生。当这样的想法日益浓烈时，碰巧又发生了三件看似无关却紧密相连的事情。
就在他来北京前的两个月，“因气候变化无常，且工作太劳累，沈从文得了一场热病”，这一病就是40天。刚刚好转，好友陆弢在泅过新涨河水中被岸边旋涡卷沉淹死。
在沈从文生病时，陆弢没少照顾他，待他病好了，陆弢却离开了人世。一个比自己还强壮还年轻的朋友，转眼就这么没了。命运这般的无常，这般的残酷，让沈从文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由此他“痴呆想了整四天”。就在这时候，他刚好又听到了在北京可以“半工半读”求学的消息。
阅读最有价值的一个结果，就是让人变“呆”变“愚”，变得充满幻想，即成了所谓的“书呆子”。世人特别是功利意识重一些的人，总是自以为是地嘲笑这些“书呆子”。
殊不知，这些表面看似“呆”“傻”的人的心灵深处，是在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奇怪和质疑，是在思考、幻想、渴望着一种新的生活。他这么想得多了一点，远了一些，便与当下格格不入了。可就是这种格格不入，给他带来了生命的活力，带来了一种为理想而打拼的勇气，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并因此为自己带来了一种崭新生活的契机。
纵览一下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成长史，他们中有太多的人是从这“呆”这“愚”中走出来的。
就这样，“呆”“愚”的沈从文，毅然而然地下了一个让一般人惊诧的决定：为了独立，到北京去读书！
那是一个热得让人坐着不动也要流汗的夏日，沈从文来到军部，把一份刚刚抄好的文件送给“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的陈渠珍手上后，并不像往日那样行过礼转身离去，而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的军长。
陈渠珍立刻意识到这小子有事，便抬起头来打量着他，意思是让沈从文有话快说。
“我想……”
陈渠珍的眼睛瞪得更大一些，分明是在催促。
汗水从沈从文宽阔的额门上流下来，流过浓密的眉毛，快到眼睛时，沈从文用衣袖擦了一把。
“我想去北京读书！”
趁着擦汗水的那一瞬间，沈从文很快地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
陈渠珍闭上眼睛，马上又睁开。面对眼前这个小文书，他一直都比较看好，在那百分之九十以上文盲的年代，一个初小生还是很难得的，却万万没想到他会有这样大胆的想法。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尽干一些出格的事情！陈渠珍在心里喊道。
沈从文祖父沈宏富，曾为清末曾国藩湘军旗下的将领，因战功卓著升任贵州提督，却不幸在三十一岁时没留下自己的子嗣就因伤病死去。沈宏富的继子，原本是沈宏富弟弟沈洪芳的儿子，也就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便成了沈家的希望。沈从文的父亲之所以取名“宗嗣”，长辈的意思就是期望他能为沈家再添一个将军。关于父亲，沈从文在自传中说：
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气魄与气度两方面说来，爸爸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硕大，结实，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需的种种本色，爸爸无不兼备。
在家人的希望中，沈宗嗣年轻时便立志从军学武，渴望自己也能挣到一份将军的荣誉。后来，沈宗嗣确实做了军官，被派去镇守大沽炮台，他的部下在手握钢枪的八国联军面前已没有了往日虎狼之师的神勇。在1900年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时，炮台也相继失守。败军之将的沈宗嗣，再也无法继续他的将军梦想，失意地回到每年可收到一百多石租谷的家中。
1911年民国成立后，沈宗嗣竞选湖南省议员失败，一口气跑到北京。1915年5月，他知道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气愤不过，与同乡阙耀翔组织“铁血团”，密谋刺杀袁世凯。可惜行事不周，被袁世凯的密探侦知，阙耀翔被捕，沈宗嗣连夜逃亡关外，在中国最偏僻的满蒙和西藏一带改名换姓，重新开始戎马生涯。
直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以后，沈宗嗣这才开始跟家人通信，让家里把田产抵押汇钱来供他还债。在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完之后，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总算找到父亲，把他接回湘西老家，安顿在沅陵。
“你这个沈从文，文书当得好好的，口袋里又没有几个铜子，却要跑去北京读什么书！”
陈渠珍虽然嘴上对沈从文这么嚷着，心里对他却还是有点儿佩服，因为凡是大胆妄为的人，陈渠珍向来是有一些佩服的。何况在他看来，读书确实是件好事。如果沈从文是他的儿子，他一定让他去读书，而不是留他在军营。只是，他父亲刺杀袁世凯事情败露逃亡之后，家道败落得已经什么都没了，甚至连祖房都卖掉了。这么个经济状况，能去北京读书吗？这么想着，陈渠珍看着沈从文问：
“你能行吗？”
“我想去！”
沈从文说完，低下头来。陈渠珍望着他，心里明白：这小子虽然长相待人都很和气，但骨子里却非常的倔，他想要做的事，是一定会去做的。
“想明白了？”陈渠珍目光罩着他，又问。
“我已经痴呆地想了整四天。”
“既然这样，你到军需处去，支取三个月薪水。”
就这么，沈从文在许多人惊诧、费解的目光中，告别“湘西王”，从湘西军营来到北京，进到一个他“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沈从文是1902年12月28日凌晨出生在距保靖百余公里的一个极美丽的古城——凤凰镇竿城里，到北京时，他还差四个月零九天满二十一岁。
他全部的打拼“本钱”，除了年轻，就只有一个八年私塾和插班小学就读三年的初小学历，以及四年多的当兵经历。
沈从文出生的那座用红石头砌成的镇竿小城，是个一家炒辣椒全城人都要呛得咳嗽的地方。相比之下，北京真是太大了。而他自己呢，又实在是太嫩，特别是“本钱”太少。
他能在北京拼出一番事业来吗？这是谁都会怀疑的一件事情。可他自己，却在1923年8月的这一天，像一只南方杂草丛中的雏鸟，大着胆子一下子就飞进了无边无际的北方林海中。
与沈从文同行的，还有他从小一块长大的感情比亲兄弟还好的满叔远。
出了车站，他俩兴奋地打量着车站附近宽敞的大道，浏览着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起来都像家乡的山峦一样总也望不到边的楼宇。当沈从文的目光转到巍然屹立在车站前面装饰豪华的前门时，心里不由得一喜，两眼灿灿地发光。
有一小中年拉了辆拉猪的排子车过来问：“你们是要住店？”
“想找一处最便宜的。”
“上来吧，我拉你们去。”
“去哪儿？”
“西河沿的小客店，是全北京最便宜的。”
沈从文感激地点着头，与满叔远一道，坐在了车夫身后。中年人一躬腰，说了声：“坐好呃！”拉了车飞跑。
北京的夏末，暖洋洋的让人舒畅。街边不远处，匆匆走过一位穿了开衩很高旗袍的女人，她那白嫩的双腿，随着她一歪一扭地向前，一闪一亮地露了出来。满叔远看了，有些惊讶，便兴奋地扭头去看沈从文，却见沈从文的目光只往远处里看去了，压根儿就没看见眼前那双白嫩的腿。
在镇竿那个小镇里，只有那沱江边的“万寿宫”才配着红墙黄瓦，可在这里，放眼望去，金灿灿的阳光下，触目皆是。沈从文的心，被这么多的红墙黄瓦感动了，一下子就陷入了遐思。
满叔远的目光到底还是惊醒了他。沈从文定了定神，看见满叔远兴奋的脸上那双充满灵气的黑眸在暗示他身边有什么，便顺着满叔远的肩膀望去，立刻也兴奋起来，快乐地说道：“能做个学生，真好！”
满叔远掉过头来，只见刚才那位穿旗袍的女人，已经被一群穿着中山装和短衣宽裙的男女学生给淹没了。
不知为什么，这些学生都很激动，一个个争着要说话，似乎在讨论着什么。沈从文望着他们，心里非常向往。他此刻当然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已与学生无缘，反而有幸要做这些学生的老师，而促成这一巨大变化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正是他离开湘西的那天，从英国的首都伦敦返回中国，而今天又从上海来到北京的一位天才诗人。
这个人叫徐志摩。他这次来北京，是受聘西单的松坡图书馆外文馆去担任英文秘书。不久，他便在北京创办了新月诗社，从此每两周聚餐一次，席间吟诗作画。
这个风度翩翩的天才诗人，比沈从文大五岁，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一个殷实的商家，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他与沈从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似乎都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个人。
然而，人与人相识、相交、相互欣赏倾心，就有这么的奇怪。这看似天上地下，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路人，两年后却交上了朋友，而且相交得很真诚很温馨，很让人动心，以至于多年以后，沈从文还十分动情地说过，特别是徐志摩，如果没有他，“我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