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每个干过辽东总督、蓟辽总督岗位的兄弟们，下场都很惨，没有得到好死的，因为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成为朝廷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承担的岗位职责很多，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成为靶子的蓟辽总督，做的事多，就容易出差错，被别人抓住小便根子，锒铛入狱也就在所难免。苦命的差事轮到了孙承宗头上。当时御史左光斗，推荐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熹宗准奏，遂命承宗为兵部尚书，当然也高了把尚方宝剑，发觉明朝的宝剑特别多，发给大臣竟然成为一种惯例了。
孙承宗（1563年—1638年），活了77岁，寿命满长的，保定高阳（今河北）人，胡须张开像戟一样，声音浑厚。粗犷外表下的孙承宗书读得很好，获得全国考试第二名，从翰林院编修干起，而后转拜中允，教导太子。因为做过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教导皇帝太用心，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得到最高领导的信任，成为新的蓟辽督师。孙承宗上书给皇帝朱由校说这几年没怎么练兵，军饷也难以核实，用武将上阵杀敌却用文官指挥，文官的权利太大，对作战极为不利。建议朱由校应该加大武将的权利，并且选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武将，给他假节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任命帐下的偏将。朱由校在孙承宗的建议下，抚恤辽东百姓，精简京师军队，增设永平大帅，修建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等。
孙承宗自请为督师，从国库带走八十万钱，还让蓟、辽等原来的将领监管各处，见机行事时不必受到其他人的限制。孙承宗用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又用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孙承宗上任后，让江应诏制定军事编制，让袁崇焕建造营房，李秉诚训练火器装备，鹿善继、王则古处理军需物资，沈棨、杜应芳维修甲仗，孙元化修筑炮台，宋献、程仑购买军马，万有孚采伐树木，祖大寿辅助金冠守觉华岛，陈谏助赵率教守前屯，鲁之甲拯救难民，杨应乾招募辽人编制成军队，忙得不亦乐乎。
几天转下来之后，孙承宗发现士兵军纪涣散，腐败严重，有大量的不符合条件的人冒领军饷，于是开展机关作风专项整治活动，真刀真枪地干，不走过场，将河南、真定等地不符合条件的士兵全部遣回。越是穷人越能打仗，苗子正，不怕死，因此在穷苦的难民中扩充军队，挑选七千人驻守前屯。积极落实“以辽治辽”基本国策，派杨应乾招募当地辽人部队镇守宁远。同时积极打点关系，开展多边外交，让朝鲜在后金后方骚扰，犒赏东江镇的毛文龙，让他继续在敌后坚持抗战。
朱由校这位皇帝很关心军国大事，虽然孙承宗是自己的老师，那也要防备着，想来想去想到自己儿时的玩伴魏忠贤，他让魏忠贤的东厂爪牙经常去前线慰问军队，然后将边关的事情上报给朝廷。魏忠贤办事不含糊，也不甘心寂寞，派遣自己的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带着数万武器装备来到关门，供给边关军队，又用白金十万，蟒、麒麟、狮子、虎、豹等银币赏赐将士，表面上是慰劳军队，实际上是窥探军情。孙承宗不知道脑袋怎么想的，认为蓟辽是自己地盘，不想让他人掺和，写报告给领导朱由校，说不能让宦官监军。朱由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心想你们这些边关大将，万一拥兵自重怎么办？你这个老头子打得啥算盘，我还不知道吗。？
因为控制与控制工作争斗不休，魏忠贤势力没能渗透到辽东军队中，想收买孙承宗没有成功，那就只能把他当作政治对手了，记恨孙承宗。魏忠贤指使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上书诋毁孙承宗；天启五年（1625年），给事中郭兴治请求朝中大臣讨论孙承宗的去留问题，很多人都弹劾孙承宗说他冒领军饷，而吏部尚书崔景荣支持孙承宗，朱由校于是下诏让孙承宗继续督师辽东，却让孙承宗精兵简将，减少军饷。天启四年（1624年），宁远城修复，关外的守备器械也已建造完毕，孙承宗上书朱由校请求发军饷二十四万，这样就可以大举进攻了，但兵部和工部却横加阻挠，劝谏朱由校不能给钱，孙承宗上书催促无果，孙承宗大军因此没有出征。孙承宗派遣诸将分别驻守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石屯等地，扩张二百里，将尤世禄、李秉诚等将罢免，裁剪军队一万七千人，节省开支六十八万。
同年九月，孙承宗误信降人降将刘伯漒，派鲁之甲、李承先袭取耀州，中计身死，损失四百余人。于是魏忠贤党羽趁机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孙承宗于是强烈请求辞官，十月，朱由校同意孙承宗辞官，让兵部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
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莱、天津屯驻军队，不仅可以严防来自海路的进攻，更是可以随时通过水军袭击后金后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关正兵的进攻。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总体思路还是先守后攻，守，在明朝连丢失地、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为防守中心；攻，等兵马、器械、粮草集结配备完毕，寻找到后金的破绽所在，情况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关大军为正兵，堂堂皇皇杀出关外，吸引后金主力，而登莱大发舟师直奔敌人的后方，攻其必救，动摇其根本。前后夹击、内外开花，后金必败无疑。可以说，登莱、天津与山海关的三方结合，“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表面上平淡无奇，实则为一招毙命的凌厉杀招。
俗话说，打仗打的是金钱、后勤保障等综合国力的竞争，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熊廷弼知道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所以，他为国家省军事开支，制定“三方布置”者，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
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孙承宗却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不分青红皂白，全一古脑赶走了。
孙承宗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自称防线由宁远又推进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可是，对于孙承宗的做法，使得军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而且自八里铺到锦州修“四十七城堡”、“台”数百座，工程浩繁、宏大，耗费庞大。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来支持孙承宗构建这条庞大的关宁防线，天启朝几乎年年追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约800万两。辽东用钱，钱不可能是皇帝老子自己掏出来，当然就从全国各个地方征收钱粮，同时提倡精兵简政，裁汰冗员，官员减少开支待遇等等。减少官员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触犯他们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比触犯他们灵魂还困难，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纷纷将但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李自成这位兄弟光荣下岗了，因为政府要节约开支，他属于冗余人员，分流自己就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李自成再就业的工作就是闹革命，饭都没吃得了，还跟大明王朝混什么呢？因此他选择了与大明王朝背道而驰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孙承宗辽东政策的衍生物、赋予产品。
当然，朝中也有不少有志之士深深为辽东战事忧虑，特别是军费激增担心，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书痛斥孙承宗祸国殃民，他说，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处的十万军队，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四百万，而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协助辽事单位不得不跟着增兵，又得加饷近一百二十万，两项合计足有五百二十万之巨，逼得“百姓敲骨剔髓，典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方有度一针见血地指出辽东问题已成明帝国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矣，成功预言了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