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3月，日方见对阎锡山用软的办法不成，便决定施用武力，给阎一点颜色，制定了“Ｂ号作战计划”，也称“对晋绥作战计划”。在3月中旬向阎提出最后通牒的同时，派轰炸机3架，轮番轰炸克难坡西南的黄河便桥，接着又对河津北部对岸之中央阵地进行炮击，以切断其与晋绥军的联系。3月25日，日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击，向黄河对岸之中央军进行炮击。在日军的逼迫下，阎锡山只好派赵承绶第二次赴太原，与日方商谈。但赵到太原后却受到日方的侮辱，花谷正说赵不能代表阎锡山，你还是回去的好，我们非和阎锡山亲自谈不可。赵在太原呆了10余天，毫无结果，苏体仁也认为阎若不表明态度，日本人决不会先付给武器装备，而且日方现今也没有那么多东西，于是赵只好返回克难坡，向阎报告情况，阎说：“他们不要你当代表，你回来就好了”，“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能。你想，咱到太原，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不能这么干”（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30页）。于是决定对日进行武力还击，发动“晋西大保卫战”，通过硬顶，抬高自己在双方谈判中的身价。1942年4月8日，阎锡山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集体宣誓大会”，并提出打死1个日本兵，赏洋100元。由于阎的鼓动，以及日军的轻敌，阎军在孝义县宋家庄、汾阳县华灵庙等战斗中给日军以较大打击，仅宋家庄一战，阎军骑兵与敌激战两昼夜，就将千余敌击溃。6月10日，阎军又在稷山县黄花峪，歼敌300余人，守军伤亡150余人。晋西大保卫战，是继1939年“冬季攻势”后，阎锡山被迫对日军进行的唯一一次规模作战。不仅如此，不久，阎锡山为抢征夏粮，还派骑兵前往日占区的平遥县净化村及其附近“突击粮食”。
虽然如此，日方从整个战局考虑出发，仍想把阎锡山拉回到谈判桌边，诱阎投降。4月2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电示第1军：“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军司令官负责进行，对交涉进展切勿过于急躁，应等待今秋全面谋略取得进展的时机”（《华北治安战》（下），第126页）。而阎锡山虽然几次拒绝与日军首脑会面，却也不愿意日军废除基本协定。经过苏体仁从中斡旋，4月29日，双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并且日军解除对晋绥军之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基本协定2至3年时间全部实行，分为三个阶段，分期兑现；会见前在孝义交付步枪2万支，在太原交付联银券600万元，会见时交付法币4000万元，联银券600万元；会见后双方问题商议完毕，阎长官应尽快发表独立宣言（郭彬蔚译编：《日阎勾结实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29页）。
会见地址所以选在吉县的安平村这个小山村，因为它是阎军前哨阵地，村南隔一道沟为日军防地，双方隔沟相峙，这样就可免除双方通过对方辖区时的诸多不便，同时也意味着“吉祥安平”。日方为了这次会见，曾派部队修整了河津至安平的公路，架设电话线，并在两军交界处架设了一座木制活动营房，以便让与会代表休息。5月4日，日方有关人员抵达活动营房下榻。因为克难坡距安平有100多里，又不通汽车，阎锡山为参加会议，也提前两天从克难坡动身，移驻于吉县城，从这里到安平只有30余里。会谈因而延至6日。6日一大早，日阎双方的警卫队都来到安平村。接着会谈开始，阎方代表除阎本人外，还有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梁綖武、刘吉迪。日方代表有岩松义雄、花谷正、安达二十三、茂川、三野、松井，林龟喜、苏体仁、梁上椿也列席。
会议前，阎锡山要求日方会谈时不能拍照，但日方未加理会，不仅拍了照，还录了音。这令阎锡山甚为不满。会议开始后，阎首先发言，大谈亚洲同盟，以及中日合作“要本着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办事，尤其是内政处理更为要紧”等等，因为阎每谈一段，再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翻译一段，占的时间很长，花谷正听得不耐烦起来，说：“我们是来开会，不是来听讲演”。岩松义雄未等阎把话全说完，就接过去发言，大肆宣扬了一番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促阎锡山立即“觉悟”，早日通电履行“汾阳协定”条款，希望阎认清当前形势，要阎立刻脱离重庆政府，“勿再犹疑”，并表示如阎马上表示态度，可立刻交付现款300万元，步枪1000支。阎锡山早已料到日方会让他马上表示态度，因而回答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装备起力量来，能对付了共产党的攻击，就可以推进孝义县”等等。花谷正听得极不耐烦，蓦地站了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跨，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花谷正口说手动，就要拉阎锡山起来，弄得阎十分难堪，不由皱起眉头。苏体仁见会议气氛如此紧张，会议很难继续下去，遂建议暂时休会（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33页）。
休会期间，阎锡山的警卫人员在村外望见山路上有许多日方人马向安平而来，阎听此报告，误认为日方因会议没有成功，要用武力威胁。其实这是日方运往会场准备交付阎的1000支步枪和600万元联币，再加上会议间花谷正的蛮横无理和岩松义雄的盛气凌人，因此，阎锡山觉得，这纯粹是个“鸿门宴”，再呆下去，凶多吉少，于是不辞而别，带着几名卫兵离开安平村，沿小道而遁，安平会议遂告破裂。事后，蒋介石认为阎锡山是晋文公，“谲而不正”（阎效正：《一些知名人士对阎锡山的看法》，《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第14页）。
安平会议后，日阎双方谈判暂时停止，但日方仍不罢休，先是将在会议上阎锡山与岩松义雄握手的照片予以加工，印成传单用飞机向重庆、西安等地散发，以引起蒋对阎锡山的不满，接着向阎锡山发出通告，废除与晋绥军签定的停战协定，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并要求阎锡山将汾河以南的晋绥军撤到汾河以北，企图以经济封锁和武力压迫相结合，逼阎就范，但阎锡山坚决不从汾南撤军，因为如果将晋西南这个主要产粮区让给日军，晋绥军将“不战而亡”。于是，日军开始进攻汾南，并扬言进攻吉县。
但由于日军在南洋的战事日趋吃紧，又不得不对阎锡山的态度放缓。不仅恢复了物资交流，而且1944年1月，还为满足阎锡山“剿共”与“征粮”的需要，允许阎派4个师移驻浮山、安泽地区。之后，日阎双方虽然仍保持着联系，但无积极的进展。1945年4、5月间，随着欧洲战场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阎锡山认为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为了利用日军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于7月间由隰县西坡底移驻孝义樊庄。日军为了逃脱彻底灭亡的命运，并伺机死灰复燃，遂派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与阎接洽，请阎作蒋日之间的桥梁，从中斡旋，之后，阎锡山与高桥坦在孝义瑶圃村会见。高向阎提出，不久日本即宣布投降，“但希望避开同盟国，直接投降中国”，而阎也正想利用投降日军为其服务，于是便向高提出了“寄存武力”的问题，即“日本军队只改番号，日军仍可保有日军武器”，然后阎以“二战区长官的名义，分别改编，给以暂编番号”（《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43页）。瑶圃会见仅两小时。这是日本投降前，阎锡山与日方的最后一次会见，也是最后一次勾结。这次会见，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事实上，日本投降后，阎锡山还是想法“寄存”了一部分日军武力。
纵观抗战期间阎锡山与日本勾结的史实，可以清楚阎日勾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阎日勾结既有其共同的目的，也有各自的企图。这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反共、“剿共”，而这也正是其共同的阶级立场使然。所谓各自的企图，就是日本所以要勾结阎锡山并非真正地要帮助阎锡山，而是要利用其身份、资历和所处地位，通过给他一些物资和军事上的帮助，促使其迅速发表“独立宣言”，脱离重庆政府，在其整个政治诱降活动中发挥作用，并与日方共同合作，成为日本维持其占领区统治的工具，更好地落实其“以华治华”的既定政策。而阎锡山与日本勾结，则是想要借助日本，在共同剿共的同时，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其经济、军事实力，以便更好地维持其对阎统区的统治。这表明阎锡山勾结日本，更多的是为了“自存”、“自强”的，从当时赵戴文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则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他们的道路”的这段话中（杨怀丰：《赵戴文家世及生平事迹》，《山西文史资料》第38辑，第152页），不难看出阎与日勾结的真实想法，而阎一直强调的“内政自理原则”，更反映出阎锡山不愿当日本傀儡，要求自立、自主的精神。日阎双方各自的这种居心，它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正因为存在着这种民族与民族间的矛盾，所以，日阎勾结，就不可能十分紧密，而是时断时续，时紧时松，有时表现友好，有时反目成仇，甚至大动干戈。而双方的矛盾、冲突，则是围绕着日方要阎迅速发表声明，而阎锡山则坚持要求日方全部履行“汾阳协定”中所答应的物资、兵丁、经费，否则就不发表声明这个焦点来展开的。这也是日本要利用阎锡山，阎锡山也要利用日本人，“利用”和“反利用”斗争的集中表现。因此，阎日勾结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为国内主要矛盾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一个反映。
从阎日勾结的轨迹来考察，也可看出，在双方勾结中，何方居于主动，何方处于被动，是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应当说，从“白壁关会谈”直至“瑶圃会见”，日方一直是采取主动态度的，而这种主动既有自愿的一面，也有被迫的一面。日本为了筹划太平洋战争并服务于这个战争，主动与阎锡山勾结，进行白壁关会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迫不及待地与阎签订“汾阳协定”，这都是自愿的，而1943年之后及日本准备投降前的瑶圃会见，则是被迫的。在阎锡山来说，他虽然在日阎双方勾结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但实际上，他却掌握着很大的主动权。这个主动权就是用要日方答应他的全部条件作“要挟”，不答应就不发表宣言。阎锡山所以敢于如此坚持，一方面他从对整个局势的分析中，认为日本方面需要他，离了他，山西、华北乃至重庆政府的问题就不易解决，可谓“待价而沽”；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答应给他解决一些困难，而这正是他急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筹码与经济上的支持，使阎锡山对日方的逼迫予以软磨硬顶，甚至暂停谈判。而1943年之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阎锡山更硬气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虽然与日本勾结不断，并且在日方的强大压力下，作出过妥协，但他最终没有向日本投降，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阎锡山与日本的勾结，无论怎样， 由于他毕竟是与当时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在勾结，因此，这种勾结不能不对中国人民的抗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涣散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产生了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更重要的是他对日本的妥协，既增强了日本侵略和灭亡中国的野心，也使日本通过与阎的“合作”，可以用少数的兵力对山西进行控制，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日军加紧对中国侵略，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作用。同时，也使中共领导的山西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承担了来自日、伪、阎双方的压力，付出了重大代价。
但是，由于阎锡山一直拒绝发表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这就无形中破坏了日本的“政治谋略”，延缓了日本建立“华北国”的步伐，维护了当时国统区的统一。而“汾阳协定”签订后，阎锡山一直没有离开晋西南，并且在1942年发动了“晋西大保卫战”，则打破了日军占领吉县，进而渡河西进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