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同时，阎锡山还十分重视了金融建设。他认为：“金融是经济之杠杆，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因而，1912年他从绥包返回太原复出山西都督后，即责成原晋泰官钱局（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在山西设立的官银号，太原辛亥革命中曾被抢劫一空）总经理渠本翘将局中之内外欠帐作了清理，其后，去掉“晋泰”，冠以“山西”，成了督军可以直接掌握的“山西官钱局”，新绛人王化南为总办，随即恢复营业。“山西官钱局”成立后，由山西省军政府陆续拨给官款，至1913年底，先后共拨款30.8万多两白银，并从成立之后即开始发行“银票”，到1917年底，山西官钱局在外纸币流通额“计大银元票53723元，小银元9097元”（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200页）。
“山西官钱局”成立后不久，1917年，阎锡山又筹设了“晋胜银行”，任贾继英为行长。阎锡山之父阎书堂为董事长，这是一个私资性的金融机构。该行设于太原帽儿巷，它在大同设有分行，在京、津两地设有办事处。其股金来源，一是忻代宁公团于民国元年撤消时交给阎锡山分肥的四五万元，一是阎锡山于1911年撤退太原时，他在军款截旷项下拨出的两三万元分给了赵戴文、黄国梁、徐一清、张玉堂等，作为晋胜银行的股份。此外，还有阎锡山每月交给该行的军费，调拨支付，作为流动资金，周转运用。晋胜银行除开展一般金融业务外，还通过阎锡山与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关系，代办了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它与山西官钱局相互扶助，勉力为阎锡山维持金融。
金永在晋期间，掌握了山西财政大权，以往山西官钱局作为阎锡山支付一切费用的供给机关，“凭条上只要有阎的图章，即可提出款来”，而这时，“阎所领者只不过将军署额定经费而已”，从此，不但过去阎锡山为照顾革命出力人员而设的若干空名义完全被取消，就是实缺原官，如“秘书长”等亦予裁撤。在此情况下，虽有晋胜银行尚可稍资挹注，但因其局面不大，所以，使阎锡山在经济上感到十分拮据。1917年，阎锡山兼山西省长后，面临的经济状况如前所述并不乐观，而他为“保境安民”和“充裕民生”，又要扩充军队，并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因此，如何聚敛财力，活跃金融，不能不是他考虑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他瞅准时机，办起了一个铜元局，以解燃眉之急。原来，辛亥革命后，币制统一改为银元，山西田赋自1913年开始即改征银元和银元以下的辅币，此种辅币便是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制钱即铜钱。阎锡山看到把从民间收购到的制钱和废铜，改铸成铜元，可以从中牟利，于是，以解决修械所经费不足为由，于1917年设立了一个铜元局，从杭州订购了一批制造铜元的旧机器，开始铸造铜元。“阎锡山筹谋以‘三九’制钱（将含铜量99.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铜钱的铜钱一枚”，“币制即扩大5.8倍”，“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有50亿文，改铸铜元19亿枚，可当制钱340亿枚，……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而“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划不过250万元，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的垄断经济》第199页），后来的事实虽然没有像阎锡山“筹谋”的那样理想，但从改铸铜元中却也获得了350多万银元的巨额利益，为解决修械所经费和其他方面的开支，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靠改铜元牟利，终非长久之计，考虑到今后全省军政和其他费用的开支将会日益增加，同时，“山西省官钱局”即不适宜发行全省统一的“纸币”，又难以统制全省之金融，为了代理省金库和发行省钞，阎锡山遂决定接受原山西省官钱局的全部人员和物资，筹组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山西省银行。
经过一番筹备，1919年8月1日，山西省银行正式成立，当天在太原傅公祠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出席大会的股东达245户。会上选出了董事（阎锡山任董事长），并通过了“山西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省行的资本预定为300万元，当下实收股本117.785万元。
省行成立之初，采取公私合办的形式，私股预定为100万元。在1918年省行筹备期间便开始招募，下令各县公款局、商会、钱业公会、粮食公会等机构发动认股。在公股方面，除官钱局转交的30万元外，其余由财政厅筹措。阎锡山之所以采取这种公私合办形式，一方面是由于公家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辛亥革命时，阎锡山为解决当时军政府急需，曾向一些巨商进行过劝募，如向祁县渠筱洲（渠本翘之父）劝募过白银13万两，其他辛亥革命军也有不少向地方劝募过款项和物资。阎锡山为履行自己当初所讲“日后必还”的诺言，遂于1913年将这些劝募来的款项一律作为无息公债发给地方和原主，称为“善后公债”，准备分年抽签偿还。省行成立时，即将此项公债收回，折合成以元为单位的股票，作为银行的私股投资，按股票额由省财政厅垫付现金，这样既壮大了省行的资力，也可取得民心。
但是，这种公私合办的形式，没有维持多久，到1923年，随着全省财政状况的好转，阎锡山便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由，把私人股票一律收买，给予票面十足现金，从而使山西省银行成为完全公办的金融机构。其实，阎锡山这样做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银行既有商股，必有商股方面的董事和监察人，对阎的任意运用省行资金，多少也有点不便”。而对于那些私股持有者来讲，没想到当初劝募的款项不仅变成了公债，并且从无利公债变为有息公债，而今又能获得十足现金，自然十分满意，从而使“阎锡山不骗人”的话，很快流传开来，这样反而使省银行的信誉更为昭著（南桂馨：《一九二0年以前阎锡山的“经济措施”》、《山西文史资料》第5辑，第61页）。以后，山西省银行所发大量省钞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由于政府的支持，所以在存放款业务方面很快扩展开来。当时，全省银行业的总资本额为300余万元，山西省银行一家即有240万元，占到总额的80%；在存款方面，全省往来存款总额是130余万元，山西省银行即吸收了83万余元，占到63%左右；放款方面，省内各银行放款总额为840余万元，省行就达590余万元，占71%左右，其中信用放款全省总额为67万余元，而省行就达59万元，占88%，由此可见，山西省银行在全省金融中的地位了。
山西省银行在维护阎锡山政权的财政金融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它代理了省金库。山西省银行成立后不久，根据阎锡山省署财政的需要，在其所属之太原分行下设立了“省金库”，它作为银行业的专门机构，不仅代财政厅收发各种款项、支付军政各费，而且兼管发行和兑换“金库券”。这个“金库券”是阎锡山的创意，它实际上相当于国库券、公债券等，也是山西发行地方公债之始。金库券的发行数额，全由省财政厅决定，省银行只按财政厅的支款凭证开付而已。“金库券”为半年期，到期方可兑换，并且在推销此券时，阎锡山采取了硬性摊派的方式，其对象主要是军政人员。按每月 薪饷的五分之一搭配发放，6个月后兑现，每月每元六厘利息（当时银行放款利息为每月每元1分1厘），如果到期不兑，过一个月，则要多加一个月的利息。这种“金库券”的发行，自然使军政人员吃亏不小，因为每月每元的利息就比存入省银行少了五厘，但是，通过“金库卷”的发行，却使省财政的资金周转变得更加灵活，也大大方便了军政各费的支付，从而为阎锡山政权的财政金融提供了有利保证。
其二，大量发行省钞，从中聚敛财富。阎锡山为使省银行成为发行省钞的专办机构，首先统一了全省钞票的发行权，亦即省银行发行省钞的垄断权。鉴于当时使用的货币银钱和制钱，在计算单位上极不统一，在银钱上有的以银元为单位，有的以银两为单位，在制钱上有的以一千文为一吊的，有的则以 960文为一吊，还有以820文为一吊的；同时，各地的私营商号，只要有些资本和信用，就发行银钱票子，即所谓“钱帖子”，而其发行量又因大多超过商号的兑付能力，往往导致亏空倒闭，使商民受害；不仅如此，有些商号往来交易时，不用现款，而是通过钱庄过拨，即所谓“拨兑钱”的，这样，无形中又增加了货币暗通的数量，凡此种种，都造成了金融货币市场的混乱无序，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省银行成立后，阎锡山即以省长或其他名义，发布了《划一币制暂行规定》、《山西省发行铜元规则》、《山西省长阎颁布发行镍币条例》、《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等一系列法规。在《划一币制暂行规则》中就明文规定：“凡山西境内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银元、铜元”；“铜元以每十枚为一百文，每百枚为一千文”，“白银按七钱二分折银元一元”，《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开宗明义地声明：“本规则专为禁止各县商号发行银元纸币而设，凡违令发行者，应受本规则之惩罚”，同时，明确规定：“凡私发银元纸币经委员查出者，按照所发数目每一元处以三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罚款”。《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指出“本省境内除中国银行、山西省银行经国府、省政府分别令准发行纸币外，其余公私商号一概禁止发行”。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多次召开全省商界会议，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政府法令法规。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全省的钞票发行权逐渐集中于山西省银行之手，并使其发行省钞合法化。
为使发行纸币有足够数量的准备金，阎锡山在筹措省钞准备金方面，也是煞费苦心。在他专门组织的财政会议上讨论准备金的问题时，阎锡山为了军政各费的灵活运用，主张准备金越少越好，而曾在清末即任职于财政机关，对财政业务十分熟悉的省财政厅科长仇曾诒，则主张必须十足，即发行钞票额与准备金的数目相等，经过激烈争论，在准备金问题上财政方面一再让步，最后以准备金至少必须达到钞票发行额的70%议决。但不管怎样，有了这70%，说明省银行当初发行之钞票还是有相当准备金的，因此，尽管1919年省银行一开始发行纸币时，曾出现了人民由于不信任、不习惯，而随到手、随兑换，“增发和回笼，每天都有”的现象，但是，通过比较，人们发现，中国、交通两行发行的钞票，因袁世凯帝制后，不能兑现，经常是四折五折，而山西省银行则“十足兑现”。由于省行信誉昭著，所以，“人民持券保存，反而不去兑现，它在邻省虽无分号，但钞票通行京、津、绥远，甚至远走宁夏一带，以此获利很厚，股票每年利息在一分四五”（《山西文史资料》第5辑，第60页）。当初山西省纸币的发行如此顺当，其中的原因，除了有比较充足的准备金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发行量还不算太大，1919年时仅为40万元，其后虽有增加，但截止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1300万元，平均每年也不过130万元。因此，在兑付上还有一定的保证，“一度时期一元晋钞可以兑换一元白洋”（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印：《山西金融志》（上册），第42页），这就使省钞的发行更有了市场。
阎锡山在山西财政金融建设上的努力，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以往“各商号滥发钱贴，几成不兑现之纸币”那种金融上的混乱状态，统一了货币发行与金融管理，使山西的金融业迈入了现代化的轨道，而且，也较好地改变了山西财政金融的窘迫局面，并由此而促进了山西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以山西省银行为中心的财政金融建设，对山西社会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小的。由于山西省银行发行了大量省钞，这就使阎锡山更有资力进行扩军和扩大军火生产规模，此举虽然巩固了阎锡山政权的统治，并在“保境安民”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却也滋长了阎锡山向外扩张的野心，并因此而导致了山西的灾难。特别是通过北伐，他的势力发展到平、津、绥远、察哈尔和河北，已然成为“华北王”之后，省钞的发行量到1928年即已飚升到900万元，是此前近十年平均发行量的7倍多，到1929年，更激增至1300万元（《山西金融志》（上册），第42页），及至中原大战前夕，阎锡山允诺70万联军的军费由山西来解决，于是又督促省银行加快省钞发行。但由于阎冯联军的失败，发行的省钞中，有7500多万元，随着联军的溃退一同流回山西，加之京、津、绥、察及河北地区的商人也把省钞一批批贩回山西，借兑现之际，从中牟利，因此，原先发放且有信誉之省钞，急剧贬值，最高时省钞30元才能兑换一元。并且，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广大持有省钞的百姓，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许多商号纷纷倒闭歇业，加之退入山西的客军的滋扰，使山西的经济几乎崩溃。
8、全面发展教育事业，山西的教育处于全国前列
清朝末期的“百日维新”和推行“新政”期间，山西虽然在筹办新式学校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经济的落后，环境的闭塞诸原因，总体来看，全省的教育事业依然相当落后，各级各类学校极少，文盲大量存在，可用之才稀少，民众愚昧无知的问题尤其严重。这种状况，直至辛亥革命后，仍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