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作品很有一些与国民性批判，与左翼文学靠拢的内容。但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些。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中，对凌宇提出的“您在作品中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无共通之处”，沈从文的回答是“毫无共通之处”。沈从文依然拒绝被纳入到主流话语之中，即使不被认同，他也不愿放弃自我。他认为鲁迅“一切都以自己私人爱憎为中心。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却丝毫不曾感觉得到他的称赞为荣”(《致沈岳锟》.《沈从文全集》26卷.482.)。对“鲁迅”的拒绝中包含着对“权威”，对“定于一尊”的文学格局的反感。如果文学只能以这种方式生存，他宁愿自己与这文学无缘。新时期的沈从文文字里充满了这种拒绝的声音。
当然，这个世界永远有他拒绝不了的东西，那就是自然。《凤凰观景山》里记述了各种鸟声，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沈从文已经八十岁了。那些鸟声非常的真切和细致：
先是冬晴天气，每个人家两侧上耸高墙和屋脊上，必有成群结伙的八哥鸟，自得其乐的在上面歌唱聒吵，有时还会摹仿各种其他雀鸟的鸣声。到春天来时，即转向郊外平田飞去，跟着耕田的水牛身后吃蚯蚓，或停在耕牛背上或额角间休息。人家屋脊上已换了郭公鸟，天明不久就孤独地郭公郭公叫个不停。后来才知道是古书上的“戴胜”。春雷响后，春雨来时，郭公也不见了。观景山则已成一片不同绿色作成，丰丰茸茸的大画屏。有千百鸣声清脆的野画眉，在春光中巧转舌头。随后是鸣声高亢急促，尖锐哀鸣的杜鹃，日夜间歇不停的，尤其是在春雨连绵的深夜里，这种有情怪鸟鸣声特别动人。住在城中半夜里，唯一可听到远处杜鹃凄惨的叫声，时间可延长到夏初。早上则住城内的最多是燕子，由衔泥砌巢到生子“告翅”，呢呢喃喃迎来了春夏。(《凤凰观景山》.《沈从文全集》12卷.356－357.)
这些鸟声时时在他耳边萦绕，萦绕了八十年。自然有灵，已经深深得嵌入了他的生命。还有这首《漓江半道》：“绿树蒙茸山鸟歌，溪涧清润秀色多，船上花猪睡容美，岸边水牛齐过河。”(《漓江半道》《沈从文全集》15卷.315.)自然的优美、和谐与生趣尽在其中。就是因为这些难以抗拒的美滋养着他的诗情，滋养着他的生命，安慰着他充满艰辛的人生。
还有一点谁也拒绝不了，那就是死亡。很多人沉浸在迎接回归的喜悦中，沈从文那一代人却时时直面死亡。他总是去参加同辈人的追悼会，很多人的生命都磨损在那个时代了，活着的人也已是“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复沈虎雏》.《沈从文全集》24卷.410.)，生命的耗损太大了。“生命的火焰可说已近于‘炉火纯青’，同时也近于行将在平静中燃烧将尽。”(《致巴金》.《沈从文全集》24卷.466.)虽然他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做点事情，但是生命的衰竭感已追随而来。他觉得“生命在衰退，正式敲了警钟”(《致张允和、张寰和等》.《沈从文全集》25卷.49.)，很多计划中的事情恐怕都来不及了。对于生命的局限，谁也没有办法反抗。他面对死亡的时候，虽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尊重和辉煌，但他最强烈的感觉却是无比的苍凉。晚年，他在感觉上已经泯灭了世俗的一切，包括文学，包括他一直操着心的政治，他甚至感觉到了冥冥的存在，“大块”才是真正的主宰。在他最后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颗苍凉的心，“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只有死才是解脱。劳碌终生，他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他为自己的创造得意，这就够了。他说“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致凌宇》.《沈从文全集》26卷.550.)。在沈从文的心中，人生的一切都是难免的，他相信自然的力量，但他不会向任何的人事妥协。我们可以从他这些超脱的话语中看到很浓的怨气。沈从文一生都是乐观的，总相信会有一个“明天”等着他，在那个“明天”，作为理想的化身的“他”会回来。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他终于感觉到，那只是一个“永远的等待”。“忘我”，就是努力忘掉一切，只要有一根弦和这个世界连着，他就不可能忘我。沈从文终于准备向这个世界闭上眼睛了。可悲的是，当然这是这个世界的可悲，在他的生命离开之前，他的心灵就向这个世界彻底得关闭了。我甚至听到了“咣”的一声。冷冷的世界和一个远逝的冷冷的背影，定格在我的心中。他是爱这个世界的，非常非常地爱。可是，到最后，他不知道拿什么来支撑这种爱了。他晚年以道家自诩，老子和庄子是否定现存世界的，老子的最终出走就是一种姿态。
沈从文始终是被遗漏的那一个。他曾经用无限高的热情拥抱过这个新世界。他认为自己是一架不怕磨损的机器，“从习惯中我恰如一个结构简单，用油省，效率高，经久耐用的机器，经常只要擦擦油，稍加修检，就可以在较高速度下，维持运转正常的习惯，而远多过许多牌号新，外表美观的什么扎实得多！”(《致沈龙朱》.《沈从文全集》24卷.505.)也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生命都能放出光芒。但新时代并不接受他。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被作家队伍遗漏；“文革”时，他被下放，又落入了没有位置的尴尬境地中，“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只好于岁暮严寒雨雪霏微中，蹲在接待站前空坪里，等待发落。”(《致张兆和》注释.《沈从文全集》22卷.246.)总是没有位置，总是等待发落，生命真的被连根拔起了吗？即使死后，为他定位都是一个难题，“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也是来得如此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北京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了。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评价存在困难。”(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琐屑》.《比我老的老头》.117.)沈从文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早就不在乎那些外来的评价了，所以这身后的“尴尬”也早就在他的拒绝之列了。但我们无法拒绝他，沈从文留下的财富和魅力是无法拒绝的。
结语脱开时代，面向未来
结语脱开时代，面向未来
沈从文始终站在时代的边缘，站在新与旧之间，由此而形成的中间视野是他精神世界的窗口。在他面对乡土的时候，这种视野意味着博大和包容。在都市世界的复杂面前，他关闭了自己的心灵。在不能面对自然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深地走入了自己的心灵世界，企图构筑起关于生命和美的新的神话。其实他构筑的是一个纯美的世界，又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世界。“神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处处都看见神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先、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明智的人的心中，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作品的深处见出它。”（施勒格尔：《思想集》）在那个世界中，女性的美充当了神的载体。在都市世界中，这是他唯一可以寻找得到的美。沈从文沉醉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四十年代，他已经走向了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处，孤独的体验也许是一条狭窄的路，把他的创作生命引向绝境。新中国的种种内外的考问，让他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心灵世界。在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涅槃之后，他开始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对待一切。那种乐观原本就是这颗孤独而伤感的灵魂的另一面。永远的悲凉和永远的乐观，就是沈从文心灵世界的两级。但新中国的到来打乱了他自制的安宁。几乎是强行地打开了他所有的窗口。让他的心灵暴露在烈日和风雨之中。这对一个重视个人精神世界的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他感到了极大的恐惧和被迫害感。在新社会，他极力调整自己的生命，极力让自己融入人民，融入那个抽象的“群”。但他逐渐发现努力的徒劳。自己终于和时代合不上节拍，精神世界消除不了那种浓郁的孤独感的侵袭。在与时代和历史的疏离中，他完成着对自己的生命、对文学、对知识分子群体，对整个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在一个近乎封闭的精神空间里，保存着对世界的责任、热情和洞悉。
他的精神世界不断经历着开合，不是循环，是生命的不断调整，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他以自己的人生和创造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创造者生命的强度、韧性和完整。纵观他的一生，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一个微笑着试图承担一切苦难的沈从文。沈从文本人确实有一种居变不动的定力。看他的照片，除了那张摄于军中的照片含着倔强和逼人的英气外，其余的都是微笑，那种处事不惊的微笑，饱经沧桑的豁达。一位与他相隔了三十年的朋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是：“笑呵呵的，好像一切还是那么‘照例’、‘照旧’。”《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1页他用仿佛退却的方式坚守了自己的阵地。他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事情，在一个又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顽强地生存，顽强地完成自身的价值。在这个表面平和的人灵魂深处，有一种非常刚强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让我们这种看起来很柔和的文化永远地延续下来，并永远地延续下去。这可以说是沈从文贡献给我们的精神力量。他代表着某种我们也许永远也接近不了的“永远”。这可以让他的作品真的脱开时代的束缚，面向那个他期望中的有人会懂得他的永恒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