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唐到明清，各个朝代都很重视思想教化的作用，想方设法加强思想统治。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纱帽”为香饵，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按照“统治天下需要什么--科举考试就考什么--读书士子就学什么--整个社会就信奉、遵循什么”的思路，使儒家经典成为士子的必读书目，使儒家思想成为天下的主流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体都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冲锋在前、拼杀在前、流血在前的是农民，最后的成果却让大地主、大豪强或大官僚享有。因王莽改革失误而引发的农民起义，同样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其起义的果实被南阳大地主刘秀夺走了。
刘秀建立东汉后，在政治方面，为强化皇权，严格防范功臣参与政事；严格防范皇亲国戚结交宾客，发展个人势力；严格防范“三公”权力过大，采取保留其地位、削弱其权力的方式，将政务大权移交给了官秩较低的尚书台。在经济方面，为发展生产，缓和矛盾，解放奴婢和奴隶，增加社会劳动力；采用赐爵和“假民公田”①的办法，鼓励和稳定自耕农民和流民从事生产。刘秀之后的汉明帝、汉宣帝、汉和帝继承和发扬了这些好做法，从而使东汉王朝进入了一个“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的兴盛时期。
遗憾的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从汉和帝开始，包括以后的汉安帝、汉顺帝、汉质帝、汉恒帝、汉灵帝等，由于都是幼年即位，国家政权又被外戚和宦官集团控制，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越来越激烈，政治越来越黑暗，民生越来越痛苦，最终官逼民反，于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②，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
黄巾起义爆发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地方军阀和豪强势力却借着镇压黄巾起义壮大起来，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相互攻伐后，最终曹操、刘备、孙权三人胜出，建立了魏、蜀、吴三国政权，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这种局面相持了几十年后，先是蜀国被魏国灭了，接着是魏国被西晋取代了，吴国被西晋灭了，最后由司马氏一统江山。
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统治，在经济上实行了占田制，即由政府规定不同人群的人均占田标准，允许农民在标准限额内垦荒占田，按比例交纳田租；根据占田数量，规定每户应当交纳的绢、绵数量。这一制度既限制了土地兼并，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
可遗憾的是，司马炎在经济改革方面虽然取得了好成绩，但在政治改革方面却开了历史的“倒车”，他重蹈西汉的覆辙，不仅恢复了分封制，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为王，而且还给了宗室诸王很大的军权，最终导致“八王之乱”③，使他亲自建立的西晋王朝只存在了五十一年（公元265年至公元316年）便寿终正寝。
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时期，即南北朝时期。在南方地区，司马睿在琅琊郡大族王导的帮助下，建立了东晋。东晋王朝维持了一百多年后，于公元420年被刘裕所代，改国号为宋。南方的历史由此进入南朝时期（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王朝，最后，陈朝被来自北方的“狼”--隋朝吞灭。
在北方地区，也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六国”时期，前后大约一百三十多年，这期间北方地区先后出现了成汉、汉（前赵）、后赵、后燕、前燕、北燕、南燕、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凉共十六个政权。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珪乘前秦政权瓦解之机，在盛乐称代王，重建政权，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方的历史进入北朝时期。北魏之后，先后有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公元581年，北周被隋朝取代。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用《红楼梦》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最后收场做总结的，则是隋文帝杨坚。
杨坚，生于公元541年，死于公元604年。他在位期间，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又一次的统一，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使隋代获得了“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赞誉，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杨坚建立的隋朝和秦始皇建立的秦朝，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流星”。其相同点主要有三：都是在中华民族历经长期的大分裂、大割据之后于金戈铁马中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权；都很短命，只延续了两代；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为中国改革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坚、杨广父子改革的“亮点”主要包括建立三省六部制、创建科举制等。
1.建立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强化君权
这个制度是隋文帝在综合秦汉以来各代中央职官特点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三省，即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内史省主要负责起草和颁发皇帝的诏令，属于决策机构；门下省主要负责审核政令，属于监督机构；尚书省主要负责全国各项政令的落实，属于执行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省，包括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刑部）、度支（民部）和工部。
相比于三公九卿制，这个三省六部制主要有两个优点。首先，有利于强化君权。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太大，容易威胁君权。设立三省，让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其实质就是把相权一分为三，相互牵制，便于皇帝操控。其次，有利于科学施政。从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能分工看，实质上是把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分开了，这样有助于更好地避免决策失误、执行失效。
除了改革中央职官制度外，隋文帝还精简了地方行政机构，改进了官员管理制度。
（1）减少行政层级。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后来隋炀帝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较好地解决了地方行政层次多、机构多、官满为患的问题。
（2）上收官吏管理权限，改变秦汉以来地方官由本地聘任的制度，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朝廷的吏部任免，同时规定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重任。
（3）降低郡守的级别，规定“上郡太守为从三品，中郡为正四品，下郡为从四品”，防止他们位高权重不听话。另外，在每一郡设置都尉，掌管兵事，从而把军权从郡守手里剥离出来。
2.创建科举制，进一步改进选官方式
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拔官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为政之道，要在得人”。
从魏晋到南北朝，选用官吏采取的都是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00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创立的。具体做法为，由朝廷委派一个德高望重、有才有识的人到州、郡担任“中正”，负责对本地的士人进行考察品评。品评的内容包括门第、德行、才能等，品评的结果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士人获得中中的品级后，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和条件。这一制度刚刚实行时还比较公正，但越到后来，越被世家门阀大族所操纵。这样，官吏的来源完全被他们垄断了，贤能之士的出路完全被他们阻断了，国家的执政权力也就很轻易地被他们把持了。
隋文帝深切地看到了这一制度的危害性，于是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公元583年，他首先宣布免去州郡“中正”考察品评人才的权力，把他们由领导职务变成非领导职务。公元587年，他再次下诏废除九品中正制度。三年后，隋文帝提出了科举取士的试行办法，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登基后，开始设置进士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录取优秀人才。至此，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隋朝的科举分两种，一为特科，主要是朝廷根据需要临时设置的，类似后代的制科、恩科。一为常科，如秀才、明经、进士等科。
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用人制度的重要变革。其优点主要有四个：
（1）增加了选人、用人的公平性。科举制一举打破了官僚贵族、门阀大族垄断做官的局面，它意味着任何一个寒门士子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做官的机会，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2）扩大了帝国政权的阶级基础。科举制在为平民百姓和庶族地主打开“仕进”之门的同时，也相应地赢得了他们的拥戴与支持，从而使帝国政权由单纯地依靠豪门大族转为依靠社会的多个阶层，进一步扩大了阶级基础。
（3）增强了统治思想的导向性。从隋唐到明清，各个朝代都很重视思想教化的作用，想方设法加强思想统治。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纱帽”为香饵，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按照“统治天下需要什么--科举考试就考什么--读书士子就学什么--整个社会就信奉、遵循什么”的思路，使儒家经典成为士子的必读书目，使儒家思想成为天下的主流思想。
（4）优化了执政队伍的结构。官员队伍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执政成效，据统计，科举制实行一千三百多年来，一共选拔了十万多个进士，一百多万个举人，这一百一十多万个进士和举人，就构成了自隋唐以来各个政权的执政骨干体系。这些人中，有相当比例是来源于社会底层，他们怀着“兼济天下”、“忠君爱民”的理想，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政权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尽心尽力地维系着政权的运转。
3.改革府兵制度，进一步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