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螺号的四周都是密实的冰墙，我们成了冰山的囚徒！加拿大人使劲地捶打桌子，康塞尔闷声不语，尼摩船长这时又恢复了往日的镇定，陷入沉思。鹦鹉螺号也停住不动。
船长终于开口了：“先生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种死法：一是被压死，二是在储存的空气被耗光时窒息而死。现在只能凿开冰层寻找一线生机。我会把船搁浅在下部冰层，探测到最薄的冰层后让船员穿上潜水衣去凿冰。”
尼摩船长说完就离开了。潜艇慢慢下沉，停在了1150英尺的冰层上。尼德·兰在这种关键时刻也不再抱怨，而是向船长毛遂自荐要去凿冰。我和康塞尔则在客厅的窗后紧张地观看他们的工作。
几分钟后，十多个身着潜水衣的船员下到了冰层，他们当中魁梧的尼德·兰在很好辨认，尼摩船长也在其中。经过一番探测，只有下层的冰最薄，仅33英尺厚，但粗略计算一下，要凿开能让鹦鹉螺号通过的大洞，至少要凿开230000立方英尺的冰。
尼摩船长命令在左舷后25英尺处的冰层上画一个大圈，船员们在圈上的几个点上同时开凿，每两个小时换一次班。我和康塞尔也积极响应，参与到其中。我在工作两小时后回潜艇上吃东西时，明显感觉船内的空气大大减少了，潜艇已经48小时没换过气了。
工作了12小时，我们才挖去了三英尺厚的冰。这样下去，要四天五夜才干得完！不仅储存的空气只够用两天，按尼德·兰的说法，我们就是凿开了冰层还得困在浮冰下，很久都不能与大气接触，这期间我们完全可能窒息而死。
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一早我穿着潜水衣到海水中时，发现两侧的冰墙又冻结合拢了一些。我不敢把这发现告诉同伴们，而是回船提请船长注意这危急的情况。
他听后依旧用那种镇定的口吻说：“我知道你所说的情况，如今之计就是要抢在海水冰冻前完工。”
求生的欲望支撑着我顽强地又挥起丁字镐继续凿冰。下午回船时，船内的碳酸气让人几近窒息。尼摩船长不得不又放进一些储藏的新鲜空气。
3月26日，我们开始开凿第五码的冰层，看得出两侧和底部的冰层都在加厚。它们一定会在鹦鹉螺号脱身前冻结合拢的！我一时绝望得连手中的铁镐都拿不稳了。这时正在指挥工作的船长走到了我身旁，我把那正在冻结的冰墙指给他看，他会意后便打了个手势让我和他回船。
“教授先生，我们得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船长沉默了一会，说，“沸水！”
“沸水？”我没有反应过来。
“先生，只要鹦鹉螺号不停地喷出沸水，提高周围海水的温度，我们就能延缓海水冰冻了！”
“好主意！不妨试试！”我赞成道。
此时温度计显示的海水温度是华氏19度。我和船长来到厨房，那里为我们提供饮用开水的蒸馏器正在工作。电池所产生的热能全部集中到蒸馏器里浸在水中的电热圈上，几分钟后，里面的海水就能达到沸点。
鹦鹉螺号开始喷出沸水，海水温度缓缓上升。直到夜间，温度上升到了沸水喷射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华氏30度，而海水要在华氏28.4度才会冻结，危险已经暂时解除了。
3月27日，我们只剩13英尺的冰要凿开了，这相当于48小时的工作量。船内空气状况越来越糟，下午三点我一回船就感觉呼吸困难，渐渐不支地倒下了。康塞尔也备受煎熬，却还拉着我的手不断地鼓励着我。
船里氧气稀薄，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去凿冰，因为从储气瓶里能呼吸到纯净的氧气。但各自的工作做完后，大家还是毫不迟疑地将氧气瓶交给了接替的同伴。这一天后，我们还剩下6英尺厚的冰层要凿开。
第二天，船内空气污浊，大家都因缺氧而痛苦，但都坚持着没倒下去。这已经是我们困住的第六天了。尼摩船长决定背水一战，用船身去压开我们下面离海水只有一码厚的冰层。
于是决定所有船员都回到船上，让潜艇先在我们挖掘的冰坑上方灌满了储水池，然后降到冰坑里。储水池的阀门大开，3500立方英尺的水涌入，船身增重了220000磅。所有人都暂时忘却了痛苦，屏住呼吸仔细聆听。
忽然，我觉得船颤抖着下沉了！冰层破裂那撕破纸张一样的声音传入耳际。鹦鹉螺号开始像铅块一样下坠。几分钟后排出储水池的水，潜艇就在一阵上升后顿了一下，开始向北驶去。这大浮冰下的航行要持续多久呢？我想着想着，在图书室中的沙发上失去了知觉。我两个忠实的同伴把自己气瓶中残留的一点氧气输到了我的肺中，我醒来想推开他们，他们却抓住了我的手。
这时是3月28日上午11点，鹦鹉螺号以40海里的时速在和死亡赛跑。在离水面20英尺的冰层下，船长下令用冲角狠狠地冲了上去。一次又一次，冰原渐渐破裂了。最后，鹦鹉螺号猛力一冲就冲破了冰层，跃上了海面！
嵌板打开了，新鲜空气涌进了鹦鹉螺号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