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拉萨的天空就有那么蓝，蓝得简直不真实了。但在日落时分，天边却布满富有质感的云朵，激起我的千种思绪，向我询问一些奇怪得无法回答的问题。
就在夕阳点燃的云朵映衬雪峰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一种美，是隐匿在那片墓地中的美——拉萨西郊烈士陵园，我的姑妈不止一次领我去过那里。
小钟开车把我和平儿拉到陵园，我的姑妈竟然真的在这里。她在扎西和达珍的陪伴下，正为一座座无名墓拔草、添土、祷告。用我姑妈自己的话说，她是在跟墓地下面的人握手。正是她这样的握手，表达出的不尽爱意使这片墓地独拥了一种美——千朵爱心满园绽开。
姑妈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她招呼我和平儿也来跟墓地下面的人握手。她说，康康，我就知道你能到这儿来找我，你当然可以找到我。你不是在写西藏吗？跟这些人握握手，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唉，我老了，记忆力也差了，来这儿跟他们一握手，好些事就又想起来了。早先，这方法还是你爸教我的呢。你看能不能这样，我在拉萨治病的这段时间，我们每天傍晚来这儿一趟，我把我知道的这些人的事，能想起多少就跟你讲多少。我们是不该忘记这些人的，这些人呐……你瞧，这么些人连个墓碑也没有，现在想补都不知该怎么补……你要不来，我就只能讲给扎西和达珍听了……
刚做完白内障切除手术的姑妈还戴着墨镜，但我依然能感觉到慈爱的目光。我没法在这时候对扎西和达珍发火，只能随着我姑妈的目光朝这一大片无名墓浏览过去。顷刻间，一阵阵神圣的感动向我走来，走来，经久不消地向我走来。
姑妈说，很多人都知道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的事，但在那期间还发生过一些事，至今没有被人提起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那些事太小太小，不足挂齿，可是，那些事对你们这些西藏军人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件大事。至少，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婆是这样认为的。
姑妈说的那一年是1958年。在内地，人们正热火朝天地搞“大跃进”，而在西藏，人们正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争辩不休。
为了缓和西藏的紧张形势，中央决定暂时停止西藏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主席曾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向全国各族人民宣告西藏至少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西藏由于条件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以实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1957年4月22日，在拉萨各界人民庆祝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一周年的集会上，张国华正式向西藏人民宣布，西藏至少六年内不实行改革，并自我检查了由于对西藏全区的客观情况分析研究不够，过早地着手了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在筹委会的工作中协商不够，没有充分发挥藏族干部（包括在筹委会工作的上层人士）的积极性，使工作受到了一定影响。他还告诉大家，筹委会正在进行紧缩机构、精简人员，将一批汉族工作人员调回内地。以后，西藏工委又发布了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宣传提纲，并在《西藏日报》上发表。接着，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离开西藏，调回了内地。
尽管“六年不改”的方针付诸实施了，也多次向西藏人民宣布了，但西藏的一些上层人士仍是不满意。对于中央的让步等待，有的人甚至以为是他们终于等到了“捏软柿子”的绝好机会，狂喜得热血沸腾，很快成立了“曲细岗珠”（意译为“四水六岗”，是古代藏文典籍中对青、康地区的总称，包括金沙江、黄河、怒江、澜沧江四大河流上游和色莫岗、绷波岗、马杂岗、木雅岗等六大高地。西藏叛乱武装取名“四水六岗”与古义不同，而是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地区，即所谓的“大藏国”地区）叛乱武装组织，要求中央明确宣布“西藏永远不实行民主改革”。
一天下午，西藏军区党委办公室里气氛严肃，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正准备召开紧急会议，桌上摆着一份情况通报——
7月21日，叛乱武装在拉萨以东仅二十余公里的争莫寺附近伏击汽车第十六团运输车辆。
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六位医护人员乘汽车去日喀则进行体检工作，行至麻江遭遇伏击，十六人全部牺牲，汽车被焚毁。
12月18日，山南军分区某部营长杜效模带领一个连，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以及给泽当守备分队运送物资，行至贡嘎遭到伏击，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焚毁汽车七辆。
12月19日，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副团长殷春带领两个排在扎囊执勤时遭到伏击，牺牲副团长以下官兵五十六人，伤十三人，焚毁汽车两辆。
……
如此重要的会议，却有两个司、政机关的干部没有到场。谭冠三政委和张国华司令员追问陈明义参谋长，才知道那两个干部的孩子正在军区总医院抢救，陈明义特批他们去总医院守护孩子。
会议刚结束，谭冠三招呼张国华和陈明义跟他一起去总医院看看那两个病危的孩子。当他们赶到医院时，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谭冠三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已死的孩子，说，孩子才这么大点儿，真是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是有责任的呀。
张国华一边安慰孩子的父母一边对医院院长说，你们要尽全力啊，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后代，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这样怎么能让我们的干部安心工作？
院长告诉几位首长，这里还有几个孩子需要救治，他们在西藏一生下来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原缺氧使他们一得重病就危及生命。
几位首长心疼地巡看躺在几张病床上的孩子。陈明义提议，马上开会讨论，拿出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谭冠三焦急地说，别再开会讨论了，那样耽搁时间太久，要尽快把孩子们送到内地的保育院和八一校。陈5号（陈明义参谋长），这事你要抓紧办，越快越好。
陈明义答应着，却很为难地告诉谭冠三，现在的车辆相当紧张，一时还抽不出好的交通车。另外，川藏公路虽然修通几年了，但维护很困难，路况太差，并且叛匪活动频繁，孩子们的安全是个问题。
张国华果断地说，那就用马送。每个孩子配两匹马，从警卫营抽一个排，再请几个熟悉道路的藏族老乡一起护送。通知沿途的部队，注意加强保护。这次要下决心行动，首先是我们司、政、后机关干部的子女，不论年纪大小，一个不准留，统统给我送到内地去。今后，决不允许我们干部的任何一个孩子死在我的眼皮底下。决不允许。
姑妈还在无名墓跟前拔草——她似乎握住了一双手，是一双曾经抱过康康的手。姑妈的手因此而微微颤抖，再也拔不动一根草。
姑妈说，那时候多亏有那么多好的首长，有那么多好的战士，有那么多好的藏族老乡……姑妈细雨般的声音流泻在几十年前的那条川藏公路上——
那一天，十多个警卫战士和几个藏族老乡抱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骑着马行走在川藏公路上。当他们行至扎木西北二十公里处的倾多，只见一座木桥已被人破坏，这无疑是危险来临的暗示。果然，正准备涉河探路的一个战士被一颗枪弹击中，倒在河边上。河岸附近的树丛中埋伏着一群叛匪。警卫排长大声命令道，你们以最快速度把孩子们送过河去，不许让一个孩子受伤，有半点儿闪失我要你们脑袋。三班长，你们几个跟我来掩护。
一时间枪声大作，有的孩子吓得大哭，有的孩子想伸头看，战士们把孩子抱得更紧，用身体护着孩子往对岸迅跑。突然，抱着康康的战士中弹负伤，一个叫阿旺的藏族青年跑过去，从负伤战士的怀里抱起康康，翻身上马往对岸跑。阿旺把康康送到对岸，又返身骑马去救负伤的战士。当他把负伤战士扶到马背上时，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负伤战士和马。阿旺的眼睛突然改变了颜色——充满善良的爱的颜色——他不顾一切地朝叛匪跑去，边摆手边喊，咕叽叽（藏语：求求之意），咕叽叽，别打啦，这儿都是些小孩子，是小孩子，咕叽叽啦……
中弹的阿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嘴里还在念着“咕叽叽啦”。战士们高喊着“阿旺”，要阿旺快卧倒。
阿旺不卧倒，靠着一棵树瞪着前方，以最后的力气喊，不是喊，是念，别打啦，是小孩子，是金珠玛米的小孩子，愿佛祖保佑……金珠玛米的小孩子……
枪声停了。无数片树叶凋落在地，屏住呼吸看着阿旺靠着树干慢慢溜下去，闭上了眼睛。
叛匪已经撤走，战士们悲痛地围住阿旺。安全到达河对岸的战士和藏族老乡则伸着手大声呼喊阿旺，而那些得救的小孩子，那些金珠玛米的小孩子，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在自顾吃东西，有的在莫名其妙地四处张望，有的在鼾睡……
当地驻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负责护送孩子的警卫排长红着眼，请求他们把牺牲的警卫战士和阿旺的遗体送回拉萨。临行时，战士们向烈士的遗体致礼，几个藏族老乡向烈士的遗体鞠躬。稍懂事的几个孩子也学着他们的动作，有的致礼，有的鞠躬。警卫排长抱起康康，说，孩子，你要多看他们一眼，要记住他们，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长大以后，别忘了去看看他们。
康康太小，他听不懂警卫排长的话，只顾张望半山腰上那一串怪好看的五色经幡。
五色经幡哀悼着烈士，烈士仿佛就要于五色经幡下苏醒。
一幅清晰的画面映现在阳光照耀的一小块草坪上——五色经幡在风中摇曳，似乎想招引万物与它一起摇曳，于是，具有神性的它便摇成了搭在几根长长的铁丝上的尿布。
这些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尿布生气勃勃，全属于金珠玛米的小孩子。当微风拂来，成串的尿布便随了稚气而整齐的儿歌声欢欣飘舞——
红公鸡，喔喔喔，
抓抓脸，笑哈哈，
笑我不劳动，
笑我不学习，
只知伸手要馍馍，羞呀羞死我。
……
这首儿歌是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和热爱学习的，它伴随十八军的干部子女至少有了十八年之久。在十八军官兵被藏族同胞尊称为“金珠玛米”以后，它虽然没有在藏区流传开来，但依然是西藏军区保育院的孩子们必唱的一支歌。
那时候的我们，每天唱着这首儿歌，竟不知自己笼罩进了幸福的荣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寓言般在我们父辈的心中绽开。而对于我的救命恩人，也就是那个牺牲的警卫战士和那个叫阿旺的藏族青年，这首儿歌应该是我唱给他们的一个庄严承诺——长大以后要去看看他们。
他们能否看见，长大了的我正跟我的姑妈在他们的墓前拔草？如此拔草的意义远不只儿歌中的“热爱劳动”，而是我以心书写的“报恩”诗行。可是，这一大片的无名墓，具体哪一座才是他们的？
也许他们不需要诗行，只需要一只舒软的枕头垫着他们永无知觉的头颅。我不清楚。但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应该用照相机摄下我姑妈跟扎西和达珍一起为烈士扫墓的感人情景。
这情景，正是由于这情景，满园俱寂的坟茔便镌刻了那样深沉的感动。
第二天的黄昏时分，一抹灿黄的夕照横过空气清新的拉萨城，我被什么给牵动着，背了照相机往西郊烈士陵园去。
这时候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大大小小的坟茔在晶亮的夕阳雨中静卧。
不知为什么，我的姑妈今天没有来。她跟我说过她今天要来的。是扎西和达珍不让她来？
我朝一块竖有墓碑的墓地走过去，用我变得混浊的眸子向四周无语的墓碑袒露灵魂深处的心事。我在想，这世上最优美动人的诗句，恐怕不在那些印刷精美的诗集里，而是在所有默默无语的墓碑上。
突然间，波涛般心跳的律动和着细雨响在我的脉搏中—— 一个带着哭腔的喃喃细语声从陵园西侧传来。我走过去，只见一位胸佩白花的老人蹲在一座坟前，以颤抖的双手不停拔草。一边拔，一边像孩子似地拿手背抹泪，嘴里念念有词。我不忍惊动他，但他看见了我——那一刻静止不动的注视，似乎使我感觉到了一种被感动打湿了的宽慰。
这位有着枯瘦身躯的老人是原西藏军区政治部的摄影干事、离休干部陈茵。他告诉我，这里埋的是他过去的老指导员，一起从淮海战场一直走到拉萨来的。我仔细看了墓碑，那上面写着“赵瑞亭同志之墓”，是原拉萨市委常委、拉萨市副市长，牺牲于1969年2月。
陈茵对我说，我每次心里有啥委屈了，就要到这儿来看看烈士，给他们说说话，拔拔草。这一拔草，就像握住了老首长和老战友的手，我的心情就好些，啥事儿也想通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老人，偶尔还会拉拉手风琴，唱唱流行部队的传统歌曲。至于委屈，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说到。我很想听听，却见他在墓前蹲下，握一把刚拔下的杂草向烈士发誓，老战友、老首长，你们牺牲的时候，年龄最大的也没超过四十岁。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陈茵也永远记着你们，你们好好安息吧。只要我陈茵活一天，就给你们当一天的守墓人，这一辈子再不离开西藏了……
我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这张有股信仰力量的夕阳照—— 一位身着呢子旧军服的老人在细雨蒙蒙中，紧紧握住已死多年的老战友的手，纵横的老泪挂着他矢志不渝的质朴信念。
现在我知道了，墓地是应该长些杂草的。由于这些杂草，有些人才有了更好机会跟墓地下面的人握手。在这些杂草的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够聆听到人间亲情的盈耳和声，并以此注解一个个亘古的生命密码。
在这里，还有什么值得我摄下来留作纪念的？
细雨纷扬的黄昏里，从陵园的大铁门处走来扎西和达珍。我正要迎上去，问问我的姑妈为什么没有来，却听陈茵有些激动地一声叫，哎呀，那……那不是……
那不是什么？从陈茵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好像认出了谁。可能是久没见面，他一时还不敢确认。
我看见达珍的身体哆嗦了一下，她定神看着陈茵，继而跟扎西低语几句，竟有些惊慌地跟扎西转身飞跑而去。是什么使这两个人像见到了天大的危险？难道是他俩怕见到陈茵？
我问陈茵是否认识达珍和扎西，陈茵的回答很让我失望，他说近几年视力越来越差，摄的有些照片都是模糊的，因为镜头焦距根本调不准，他可能是认错人了。不过，那个叫达珍的女孩子他好像很眼熟，但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
陈茵眯着眼回想一阵，还是没有想起来。他又蹲下去，伸着枯槁的双手继续在坟前拔草，跟他过去的老首长、老战友握手……将他此生最后的风烛残年握成一个个如诗如歌的温情节日。
我为此而感动，万千思绪始终萦绕于那几个湿润的夜晚——我写下了报告文学《残阳如是说》。我想，那些前辈们“一生求解放，至死为人民”的时代精神能否被后人继承下去也许还是个问题，但我们至少不该忘记它，那是曾经使人在黑夜中坚信黎明终会来临的熠熠闪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