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整理抽屉时，从一本七十年代的像册里发现一张旧粮票。这是一张红色的全国通用粮票，面值为一市斤。我的手突然象触电似地微微擅抖了一下。它使我封存已久的那些不堪的往事又一下浮出记忆的水面……
别看小小的粮票，它可却统治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正长身体的时候，也正赶上粮食紧张，粮票走俏。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粮票时代，缺的就是这东西；那时它的身价百倍，不仅仅只是购粮的重要凭证，而且还充当了那个“一般等价物”。尽管粮票上明文规定了不准买卖，但在那年月恐怕谁也没有认真顾及过那些规定，眼睛只是盯着“×市斤”几个字上。当时一市斤大米仅一角伍分钱，而一市斤粮票在人们手中买卖价格是二至四角。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于它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在中国，任何时间和空间里，你腰包里的钱无论有多少，可是没有粮票要活下去就难了；就是在商场里去买合点心也得要几两粮票。
上中学时，也是粮票的威望登峰造极之时。那时我的小皮夹里始终珍藏着一张面值一市斤的红色的全国通用粮票，舍不得用掉它。那是我在学校里省吃俭用节约了一斤三两大米拿到饭店换饭吃，只吃了三两面条，然后收费的大娘就找补给我一斤粮票。她的视力不好在木箱里零乱的粮票中翻了好一阵才递到我手中，问我是省粮票还是全国的，我说是全国的，她便要我退还给她，说全国粮票是不能随便找出去的。我知道全国通用要比省粮票用处大得多，我从来没有过一张全国粮票，于是我有意无意间攥紧了那张粮票，不愿意还回去。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僵持了好一阵子，她才不太情愿地咕哝着“拿去吧，拿去吧”。我把它放在皮夹的一层透明袋里，经常打开反复的看，反复地欣赏；中学都要毕业了我也没舍得用它。
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了一个衣衫褴褛、约有五十多岁的男人，把手伸过来向我讨要粮票；还一下子跪在了我面前，嘴里还大爷大叔地叫喊着，那肥胖的脸上有几块疤痕，我十分反感，根本没有理采他，径直回到学校去了。大约过了两三天，突然听同学们在议论说街上死了一个要饭的男人，下课后我忙跑去看。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群，都说是没有讨到饭饿死的，不信你看那张水肿的脸就知道了。我一看正是前两天碰见的那个讨要粮票的男人！我的心象被针扎了一样的难受。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是因饥饿而面色浮肿呢？当时还认为他长得肥头大耳是好吃懒做之人。我反复地责备自己，由于自己的无知不但错怪了一个可怜人，还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当时我如果把那一斤粮票给了他，也许他就能吃上两顿饭也许就不会饿死。
从此，我把那张红色的粮票放在了影像册里，作为那个饥饿年代的一个佐证。
粮票，它算什么东西？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它的的确确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人们的生存权，有了它就有了粮食，就能生活下去，没有了它就等于失去了起码的生存基础；不论你处在社会的哪一个层面。当年，同济大学一位教授、文物保护专家到古镇平遥，去说服那里的政府领导们不要拆掉古城，他苦口婆心地来回劝说、反复论证了好几个月，到了临走时才发现已经欠了店主二十七斤粮票，任他怎样的保证说回去后寄来，店老板就是不听，硬是把他当成无赖关在一间小屋里不让走，后来还是一个政府领导担保才放他出了门。还是粮票，在饥饿的年代里，大学教授也罢、专家也罢根本不值二十七斤粮票！
马克思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当时我总弄不明白；一提到物质就想了粮票；认为它才是第一性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人就不能生存，也就谈不上什么物质和精神了。学来学去，满脑子都成了粮票哲学。我的哲学课始终不及格。如今想来，又可笑，又觉得心里酸楚不已。
在粮票称霸的年代里，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谁拥有了它，就如同背靠了一个皇帝，就会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仿佛自己成了皇亲国戚，可以什么也不用愁了。钱买不来的东西粮票可以换来；从日常用品到“三大件”，都可用它换取；甚至可用粮票换老婆！这事儿在当年传遍了全国。我到军营后不久，有一个河北的战友给我开玩笑说：“你们四川的媳妇儿太便宜了，二十斤粮票就能换一个。”虽然这种事在我当兵前的确亲自遇到过，但这时候听起来心里就象打翻了五味瓶，仿佛用粮票换走的就是我的亲姐妹。顿时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心中一股无名之火直往上冲，我拼命地和那个战友撕打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别人打架。为这事我被关了三天禁闭。
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粮食多起来了，粮票终究失去了作用，变得一文不值，甚至只能成为后人们的一个笑谈而已。虽然如此，但它却象幽灵般驱之不散；在我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以至于二十多年后看到它，心中总有一种隐隐地恐惧和不安的感觉。假如它再走上历史舞台，那将又会使人苦难不堪。
如今再也见不到粮票的影子；由它而产生出来的故事已成了遥远的传奇。孩子们根本不相信他们的父辈所经历的那些往事；在他们心目中，纯属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于是我仍然把这张旧粮票收藏起来，我想还是让它去伴随着我面黄肌瘦的那些年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