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才能、性格对于他的政治表现给予重大影响，使其政治表现赋有他的特色、他的形象。政治像人，也有鲜明的个性，雍正如果不是那样的性格，他的时代的面貌也将不完全是那个样子。
雍正处理事务，非常仔细认真。即使是细微之处，雍正也明察秋毫，屡屡发现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从事或掩饰过愆之处。雍正元年，年羹尧上一奏折，大学士已经议论回复；后蔡珽有同样内容的折子上奏，大学士没有察觉，呈交雍正，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
雍正六年，署理浙江总督蔡桂上奏折说明侦稽甘风池之事，雍正阅后批示：“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誊渎奏，是何意耶？”具体上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但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其前折倒是印象很深。
雍正办事之小心处处可见。
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惮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可见，他不是挑大臣们的刺，而是他本身办事认真精细的习惯使然，并不断以此要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
雍正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耽于朝政，败坏风俗，则是首先考虑的。担心官员们“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
由于官员们办事拖沓，因循迟延，加上个别怠惰早退，使雍正极为恼火，于是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就要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他们都住在城里，如此往返疲惫不堪。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不也如此吗？只要你办事小心认真，别人就抓不到你的把柄，反而会投给你以崇敬的眼光。
雍正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日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格外认真，处理及时。今天的事今天了结是雍正的风格。
如在河南巡抚田文镜雍正三年四月十七日奏折上朱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五月初七日田文镜回奏报告说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并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20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
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上奏说明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朱批中又问及道员佟世鏻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了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朱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朱批了。田文镜随后于二十一日向雍正奏报了佟世鏻的问题。这其中总共16天。
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来回3200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那样，可以日行达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16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
雍正一收到奏折马上批阅，随即发出。他常以不过夜的态度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因为是些平常的事情而拖延，可见行政效率之高。
对雍正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的作风，有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雍正胡子眉毛一把抓，太“烦苛琐细”，希望人君不要亲理庶务。
雍正对此辩解说，他是效法康熙60余年的勤政精神，并且强调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
他说，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努力做事，奏章再多，我个人也乐于浏览，并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如果众人都苟且颓唐，导致政务废弛，一天没有一份奏章，我心里倒是忐忑不安。
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把反对他躬理细务的人归之朋党，认为他们担心当今君主英明，只是想方设法蒙蔽君主来谋取个人的私利，实在可恶。
话都这么说了，谁还敢非议雍正亲理庶务？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雍正是当之无愧的。
雍正的性格刚毅果断，他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力求达到目的。
雍正五年，雍正朱批指出浙闽总督高其倬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写了一段话来训勉他，现在来看，雍正这个批示不仅道理讲得极透彻，比喻用得很好，且文字很是优美顺畅，逻辑性强。不妨全文录下，与读者诸君共赏：“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一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奈何！奈何！”与其说雍正在教导部下，不如说是雍正在勉励自己。教训手下不要优柔寡断，其意是在说明自己刚毅果断。
雍正性格的刚毅果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如果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
如实行摊丁入粮，又如倡议耗羡归公，最先都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但正是雍正的极力坚持，才全面推行。
雍正在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期间，大批地罢黜不称职官员，同时破格提升了不少人才，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但雍正对此毫无顾忌，坚持到底。正是雍正的坚毅果断，才使得他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能延续下来。
所谓物极必反，刚毅果断过头，不免要急躁匆忙。
雍正少年时代就有性格不定的倾向，忽喜忽怒，性格暴躁难以控制。康熙对这四王爷的性格不敢恭维，说他喜怒不定，并教训他要“戒急用忍”，后雍正把父亲的教诲置于床前，每日揣摩思考，以“动心忍性”。
后来，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怒无常，特向父亲说明，并请求不要把当时的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同意了雍正的请求，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于记载。
至于雍正是否已经彻底改变，或者仅仅是迫于父亲威严而动心忍性，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的执政倾向，不难看到年轻时雍正的影子。
当然，雍正是在努力改变他的急脾气，如在储位斗争时，雍正大搞佛学研究，大概也有动心忍性的意思。在当上皇帝以后，在给李绂的朱批中雍正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可见，雍正还是留心不犯老毛病，并且表示：“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看来，经多年磨砺，雍正的自控能力还是很强的。
然而，雍正的许多政策现在来看，往往有一时冲动的嫌疑。如强迫福建和广东人学习官话(看来，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到处宣讲他的《圣谕广训》，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等等，都是一时发怒的结果，并没有通盘考虑。
对待官员，雍正更是喜怒不定，让手下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伴君如伴虎”，此话不假，更不要说天性暴躁的雍正了。
如雍正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后因小事遭到雍正的破口大骂，过了十几天，雍正又重新夸奖起他来。雍正喜怒无常的性格由此可见。
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如此概括雍正的性格：雍正的自信心有助于他的坚强果敢，但是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了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刚愎自用，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等等。
有人说雍正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有一定依据，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雍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常常勇于承认的。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为了禁绝私钱，建议在甘肃开炉铸钱。雍正最初朱批不允，但不久，雍正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对于一向圣明的皇帝来讲，殊为难得。这样，雍正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标榜说：“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不可能事事都文过饰非、刚愎自用。但是他确实有许多过于自信而匆忙行动的措施。大概是由于改革心切而又未能动员各方力量所致，他的勇于认错也多少弥补了这点不足。
总之，雍正时代因为雍正鲜明的个性而打上强势改革的印记，这是后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