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罹祸的晁错
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
晁错青年时跟随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等法家的“刑名之术”。晁错学习刻苦，能够举一反三，因而深得法家思想精髓。汉文帝即位不久，诏令大举天下贤才，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史记·晁错列传》）。当时的“文学”系指历史文献学。而“太常”是朝廷的九卿之一，主管宗庙礼仪、意识形态；“掌故”是“太常”的属官，掌管历史文献典籍。
这是晁错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均对秦朝的灭亡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强大的秦王朝，东征西讨，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而至公元前207年被推翻，仅仅存在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认为，秦之所以灭亡，在于“攻守之势异也”而“仁义不施”（贾谊《过秦论》）。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改朝换代之后早期的皇帝相对比较开明，高明的统治者也总是采纳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学说作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汉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
汉高祖刘邦于马上得天下，“本不好儒”，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则致力于“尊儒术”，任命“叔孙通略定礼仪”。
汉文帝也极为重视历史文化。一日，汉文帝听说山东济南有一位叫伏生的老先生是秦朝的“博士”，通晓《尚书》，却因“年九十余，老不可征”，遂特“诏太常，使人受之”。
晁错以博学多才而被选中，被派往山东跟随伏生学习《尚书》。这样，伏生通过口授，晁错加以笔录整理，才有了流传至今的《今文尚书》。可以说，在焚书坑儒、项羽焦土之后的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书能够劫后余生，晁错为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晁错还朝后，将《尚书》进献给汉文帝，受到汉文帝的赏识，诏命晁错先后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
晁错自己求知非常严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时地向汉文帝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针对皇太子刘启等浮躁、不求甚解的学风提出严厉批评。在《上书言皇太子宜知术数》折中，晁错认为皇太子等人“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以晁错看来，读书在于从中领悟治国之道，在于参悟其中的内涵。反之，则“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汉文帝对晁错切中要害的恳切言辞极为赞赏，并特拜晁错为太子家令。晁错的奏折有理有据，一片至诚。皇太子等人知道此事后，不但未怪罪晁错，反倒更加敬重晁错，并进而尊称晁错为“智囊”。
汉文帝求贤若渴，诏命天下推举“贤良”之士。晁错被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何、平阳侯曹窑、延尉宜昌、陇西太守公孙昆邪等推举为“贤良”。从此，晁错得以用“贤良对策”的名义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
晁错在呈进的《贤良对策》中，首先对秦王朝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暴政是导致秦灭亡的直接原因，“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前车之鉴未为远也。
相比之下，汉王朝“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则在于汉文帝“未之躬亲”。由此可见，晁错将心中所想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且对汉文帝的过失毫不隐讳，这种敢逆龙鳞的做法在古代的所谓诤臣中也是少见的。
随后，晁错笔锋一转，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希望汉文帝效法古之“五帝”，“躬亲”国家大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以明于治国大体。希望汉文帝效法古之“三王”，以民为本，“节其力而不尽”，“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生而不伤”，所制定的法令要“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役使百姓应“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希望汉文帝效法古之“五霸”，提拔任用“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的“方正之士”，并为之营造“直言极谏”的政治环境以“补己不足”。
所提拔任用的“平正之吏”，“其立法”不是“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而是“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其行赏”不是“虚取民财妄予人”，而是“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其行罚”不是“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而是“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从而做到“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同时，当法令不合时宜时，“请而更之，不以伤民”；当国君行法过于残暴时，“逆而复之，不以伤国”。通过“直言极谏补其不逮之功”，以“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无邪僻之行，外亡骞污之名”，进而达到“德匡天下，威正诸侯，功业甚美，名声章明”。
在一百多位“贤良”中，晁错以语言中肯、切中时弊、见解独到而名列第一。汉文帝由此诏命晁错为中大夫。这样，晁错进入了汉王朝的“领导层”，得以参与研究国策，而这也为晁错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平台。
西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使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而“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晁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秦末汉初的连年战争，使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他们“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晁错《论贵粟疏》）。即便这样，统治者仍然“急政暴赋，赋敛不时”，致使一些农民“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为发展生产，晁错认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当务之急。为此，晁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减轻农民的赋税。晁错上书汉文帝，建议“勿收农民租”。晁错的建议被采纳，汉文帝“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景帝（刘启）即位后，晁错仍建议削减租税，也被景帝采纳。景帝在文帝“十五税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改为“三十税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发展，使土地开辟，人口增加，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的繁荣景象，在距今两千多年、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封建社会里出现，不能不说是奇迹。
（二）“人粟拜爵”。晁错认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这样做“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赋少，三日劝农功”。晁错的建议被汉文帝采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赋税的作用。
（三）打击不法商人。晁错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晁错《论贵粟疏》）。为此，晁错建议修改法令，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投机商人，以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作为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族，自战国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原各国防范的对象。汉高祖刘邦曾亲自率领三十万军队出击匈奴，却被匈奴骑兵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险遭不测，可见匈奴军事力量之强大。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再人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人陇西，杀吏卒，大寇盗”（晁错《上言兵事疏》）。
面对如此威胁，晁错建议汉文帝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
晁错认为，秦以“谪戍”来防范匈奴的做法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弊也”（晁错《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同时，汉初的戍边政策也不可取，因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习地势而心畏胡”。有鉴于此，晁错建议汉文帝“移民实边”，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秦即把中原百姓迁徙到边塞安家落户。对于愿意迁徙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在迁徙之地，“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做到“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且“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从而使迁徙者“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在此基础上，“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守城而在城上用以打击敌人的大石），布渠答（铁蒺藜），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遮护城堡或营寨的竹篱）”（《汉书·晁错传）。同时，为加强边塞联系，晁错提出在边塞实行“制边县”制度，“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为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汉书·晁错传》）。晁错的建议被汉文帝所接纳，从而使边塞的防务得以加强，并为汉以后特别是汉武帝时更为彻底地打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笼络将领大臣，分封了一些将领为王。西汉初期，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韩王信、衡山王吴芮。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
西汉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刘氏江山，刘邦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95年以种种借口剪除异姓王，先后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杀掉，废赵王张耳为列侯，韩王信被逼逃亡匈奴，只留下势力最小的吴芮。与此同时，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取代异姓王，即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和燕王刘建。诸分封王杀白马为盟，并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氏的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了，其实却不然。这样的一个个分封国即是一个个诸侯，对中央集权必然是离心力。
刘邦在“大封同姓”时规定，各诸侯国的太傅和丞相须由中央委派。没有中央的虎符，各诸侯王不得擅自调兵遣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诸侯王的权力。因此，最初的封国尚起到了屏蔽中央的作用。然而，到汉文帝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壮大，各封国“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各封国还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政治野心也日趋显露，“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到太原反击匈奴之机发动叛乱，从而开诸封侯王反抗中央之端。三年后，又有淮南王刘长步刘兴居之后尘。这两起叛乱虽然都被平息，但有迹象表明，新的叛乱又在酝酿中，最危险的是势力强大的吴王刘濞。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兄刘仲的儿子。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年方二十的刘濞因在平叛淮南王黥布的过程中有功而被封为吴王，统治东阳、鄣、吴三郡五十三座县城。在刘濞封官受印后，刘邦要看看刘濞。见面后，刘邦仔细端详了刘濞一会儿，对他说：“你长有造反的相貌。”刘邦虽有悔意，但已然封官，碍于皇帝“一言九鼎”，无奈地对刘濞说：
“汉朝创建五十年后东南将有乱事，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同姓皆为一家人，希望那时造反的不会是你，你要谨慎，可不要造反啊！”道出了刘邦对刘濞的不信任和忧虑态度。然而，刘濞并没有将此话放在心上，而是随着封国内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其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已经并非其封国所能满足的了。
文帝时，刘濞的儿子进京，在与太子喝酒博弈时两人发生争执，被太子打死。此后，刘濞“失藩臣礼，称疾不朝”。
在吴王刘濞的使者朝觐的时候，文帝曾责问使者刘濞不上朝的原因，使者说：“吴王其实是没有病的。皇上拘留吴国的使者并加罪于他们，使吴王很恐惧，所以称病不上朝。有句话说：’能看见深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就好比皇上能觉察臣下的阴私是不吉祥的一样。现在吴王称病不上朝，在被察觉后，生怕皇上杀他，所以就想造反。”这只道出了刘濞造反的原因之一。刘濞封王后，由于封国内地广物博，所以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政治野心日增月长，造反之心由来已久，其子被打死准确地说不过是刘濞造反的导火线。因为刘濞势力强大，文帝被迫采取妥协政策，除赏赐刘濞物品外，还允许他至死可以不必上朝。这种养痈遗患的做法使刘濞更加趾高气扬、跃跃欲试了。
各封国的日益强大和叛乱的时有发生，对中央政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十分忧虑。文帝时，梁王太傅贾谊上《治安策》，认为当时形势有“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强大难制。对此，贾谊痛心疾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的主张。文帝因此将一些封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以为屏障。
可见，面对封国的强大，文帝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这种状况一天不改变，中央政权便一天也不会稳固。
鉴于这种形势，晁错曾上书三十篇给汉文帝建议削弱诸封国，但都没有被采纳，倒是太子刘启“善错计策”。景帝（刘启）登基后，任命晁错为内史。景帝非常赏识晁错，常常在闲暇时与之交谈，对晁错的建议也多半采纳，从而更定了很多法令。为此，晁错也招致了很多臣僚的猜忌。
作为丞相的申屠嘉对晁错受宠很是忌妒，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和力量来诋毁晁错。申屠嘉不甘心，不时地寻找时机。内史官府在太庙内垣墙外游园地的中间，而门却开在东边，出入很不方便。因此，晁错命人在垣墙上凿了两个门，改为从南边出入。申屠嘉见晁错竟敢“太上皇头上动土”，以为有机可乘，欲以“大逆不道”之罪陷晁错于死地。晁错闻知，连夜进宫禀明了景帝。等申屠嘉奏请景帝杀晁错时，景帝却说：“晁错所凿并非庙墙，而是庙内垣墙外游园地中间的垣墙，所以没有触犯法令。”告状不成反憋了一肚子气，申屠嘉追悔莫及，对人说：“我本该先斩后奏，这次不但没整治了晁错反被他先告了一状，实在是大错特错。”
由于景帝的信任，加之吴王刘濞的叛乱形迹越来越明显，晁错向景帝建议“削藩”。他认为，吴王刘濞不思改悔，且“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刘濞列传》）。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刘濞为首的诸侯叛反是必然发生的，而正确的办法是在“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的情况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削弱诸封国以促使其反叛，而其反叛越早则越容易平息，对巩固中央政权也就越有利。
晁错“削藩”的建议首先遭到自己父亲的反对。其父听说晁错的建议后，特意从外地赶回来，对晁错说：“景帝刚刚即位，你受信任被委以重任处理国政，却想削弱诸封国的力量，疏远刘氏家族的关系而被别人议论遭到埋怨，你图什么呢？”晁错说：“事情本当这么做，若不如此，那么天子不受尊崇，宗庙也不安稳。”其父说：“照你的想法做，刘氏家族倒是安稳了，可是晁氏家族却充满危险了。你如果不改变态度，我就离你而去了。”老人后不久便自杀了，临死前对晁错说：“我不忍心看到祸患降临到我身上。”虽然如此，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晁错上奏景帝说：“从前，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因兄弟少，儿子又弱小，所以才分封了同姓的人为王。可是，如今吴王刘濞因其子被杀的缘故，以此为借口而称病不来上朝，据此依照古法就该诛杀。文帝不但不加罪于他反而赏赐他物品，对他的恩德已经非常优厚了，而刘濞非但不改过自新，反而愈加骄横。”因此，在“削亦反不削亦反”的情况下，早削更为有利。景帝也深为诸封国的叛乱问题所困扰，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
景帝二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借楚王来朝之机收回了楚的东海郡。同时，削弱其他各诸侯王，先后削除了赵王的河间郡、胶西王的六个县城等。“削藩”使诸封王极为惊恐，特别是早有反心的吴王刘濞更怕削地不止。同年，刘濞联合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僻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共同起兵叛乱。因有七个封国参加，历史上也称“七国之乱”。
刘濞将自己封国内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男子编成军队，自恃兵强马壮，宣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汉书·荆燕吴传》）。充分暴露了刘濞蓄谋已久、早欲谋叛的政治野心。
七国叛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来势汹汹。景帝在仓促、无计可施中，想到了此时废官在家、过去曾做过吴王刘濞家相的袁盎。景帝问袁盎：“现在，用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刘濞等的叛乱呢？”袁盎说：“请陛下屏去左右的人。”景帝照办，只留下晁错在身旁。袁盎又说：“我说的话，是不能让陛下的大臣所知道的。”进而又支走了晁错。
晁错与袁盎两个人早在文帝时就有隔阂。以致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去；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离开。两个人从未同堂谈过话。景帝登基后，晁错当了御史大夫。因袁盎做过刘濞的家相，晁错便以袁盎收受吴王财物将其定罪，奏请将袁盎贬为了庶人。
袁盎见景帝求计，随之产生报复心理，对景帝说：“现在只有一计，就是将晁错杀了，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过，恢复他们被削夺的土地，从而不必流血就可以将叛乱平息。”景帝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真能如此，我将不惜晁错来告罪天下。”袁盎说：“我的办法只有如此，没有别的计策，望陛下仔细考虑。”景帝听从了袁盎的话，授袁盎为奉示宗庙的太常官，吴王刘濞的同宗弟子德侯被任作掌管同姓及异姓亲属的宗正。这样，晁错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袁盎与景帝谈话后十几天，景帝派人让晁错“觐见”。
毫不知情的晁错刚到东市，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刽子手用铡刀“腰斩”于路上。“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刘濞等叛乱的借口，晁错虽死但叛乱未息。当袁盎见到刘濞并让他接诏时，刘濞却笑着对袁盎说：“我已经成为东帝了，还要向谁跪拜呢？”景帝无奈，才下最后的决心派兵讨乎叛乱。“七国之乱”经过三个多月就被平定了。之后，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汉书·诸侯王表》）。同时，“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汉书·百官公卿表》），各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此后，各封建国实际上变成了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单位，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从这里可以看出，“七国之乱”并非缘由晁错而起，而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晁错却功不可灭。
晁错被杀后，参加平叛的将军邓公向景帝禀明战况。景帝问他：“你从叛乱的战场来，听到晁错已被杀死的消息后，叛军罢兵没有？”邓公说：“吴王刘濞蓄意造反已经有数十年了，因为削夺封地而恐惧，所以用诛杀晁错为借口，然而他的本意并不是只诛杀晁错啊！再说，因为诛杀了晁错，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敢向皇上进言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恐怕诸侯强大，没有办法加以控制，所以请求削减各封国的土地，这实在是万世的大利呀！计划刚施行，却竟至身遭杀戮，对内封住了忠臣的口，对外反替诸侯去了心病，这实在是亲痛仇快呀！我私下觉得陛下实在不应该这么做。”景帝听完，静默了许久才说道：“你所说的实在不错，我对这件事也感到悔恨。”
晁错的冤案归纳起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晁错之死，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袁盎的报复行为。
如前所述，袁盎因做过刘濞的家相，被晁错上奏后贬官为庶人。在景帝与之求计时，袁盎认为“只有一计，就是将晁错杀了”，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在当时景帝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无疑是将晁错送上了不归路。
（二）争权夺利。晁错因受宠而遭到许多人的忌妒。晁错在景帝初登基时为内史，而受信任程度远在当时为丞相的申屠嘉之上，不免有“越职”嫌疑，而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容的。
（三）景帝是非不辨是晁错冤死的主要原因。“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刘濞造反的借口。刘濞欲反，早在文帝时就有迹可查。加之袁盎做过刘濞的家相，景帝对于袁盎与晁错有矛盾也是清楚的。在此种情况下下诏将晁错骗出加以杀害，景帝恐怕不光是不明辨是非，而且是糊涂之至了。
晁错的“削藩”主张，为加强中央集权作出了贡献。晁错是我国古代西汉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其着述很多。另外，为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晁错写了《言兵事书》、《募民实塞书》；为抑制兼并，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写了《论贵粟书》等等。鲁迅很欣赏晁错的文章，评论晁错的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西汉文帝与景帝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为统治思想，采取“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外，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的一些严刑酷法，如黥、劓等刑罚。对于西汉出现的这种相对于秦朝的繁荣景象，旧史家称之为“文景之治”。
之所以能出现“文景之治”，相对于我国古代诸多皇帝来说，汉景帝应该是较为开明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一言九鼎。如果能以诛杀晁错为代价换取吴王刘濞不叛乱，景帝势必“不惜晁错”，即使这样做是错的。对于封建社会的帝王来说，他的言行永远“无错”。如果景帝真能在事后感到为“错”杀晁错而“晦恨”，那么这起冤案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