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捐躯的史可法
史可法（1602～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明末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为万历十年（1582年）举人，曾作过沁州（今山西沁源县）和黄平（今贵州黄平县）知州，但因为官清正，并无多少积蓄。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与母亲尹氏均体弱多病，又谋生乏术。因此，当史可法出生时，其家境已经十分窘迫了。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名义进攻明朝，明军节节败退。崇祯三年（1630年），辽东抗金主将袁崇焕被崇祯冤杀后，明朝边防日下，朝不保夕。之后，后金军队在皇太极带领下，多次挥兵人关，连克明城，逐渐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心脏北京。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时时觊觎、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
明王朝此时则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宦官专权，土地兼并，赋税日重，起义不断。史可法在风雨飘摇的明朝末期，伴随着明王朝的衰亡，走上了坎坷的政治生涯。
史可法走入仕途，不能不提到与其有知遇之恩的良师左光斗。左光斗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官至左佥都御史。
天启元年（1621年），左光斗奉命视学京畿。一日，左光斗微服出游，遇一古庙，偶见庑下小屋内一书生伏案酣睡，身旁放着一篇草就的文章。左光斗欣赏之余，极为高兴，竟将自己所穿的貂服脱下披在书生身上，悄然退出。经向寺僧询问，才知此书生名叫史可法。至左光斗主持府试时，亲点史可法，对之审视良久，定为第一，并鼓励史可法：“年轻人，努力吧。前半截事在我，后半截事在你。”此后，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月支薪米给史可法奉养父母。天长日久，两人遂成忘年交，时常抵掌而谈，通辩古今，意趣相投。左光斗为能有像史可法这样的学生而高兴，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们的几个儿子都属庸碌之辈，将来能继承我的志向与事业的，惟有他（史可法）了。”一次，稚气未脱的史可法趁左光斗不在，偷偷地穿上了左光斗的官服，恰巧被左光斗撞见了。史可法为此既害怕又难为情，而左光斗却笑着说：“这算什么，你将来是当宰相的料呢！”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专权，陷害忠良。左光斗曾参与杨涟弹劾魏忠贤有三十二斩罪。天启五年（1625年）左光斗遭迫害，被陷下狱，惨遭炮烙（用烧红的铁块烧烙犯人）。
史可法不顾牵连，以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舍身探视。受刑后的左光斗，面额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眼睛已然睁不开，左膝以下筋骨全脱，其状况惨不忍睹。史可法看到老师遭受如此酷刑，不禁跪在左光斗的身旁，用手抚着左光斗的膝盖失声痛哭。左光斗从哭声中听出是史可法，用手指奋力扒开眼睑，犀利的目光直视史可法，严厉斥责道：“国家腐败糜烂至此，我的生死已算不了什么，你又何必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撑？还不快走。否则，不必阉人构陷，我先打死你。”无奈，史可法挥泪离开。左光斗不久被害。恩师之死，使史可法看到恩师“忠而被谤，直而受诬”的悲惨结局，痛定思痛，史可法陷入深深的思索：“泰山其颓，吾将安仰？
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吾将安放？”在皇帝昏聩、宦官专权、党派纷争的情况下，史可法简直无路可走。左光斗遇害，虽然更加坚定了史可法为国效命的决心，从而不负师托，不孚国望。然而，史可法左思右想，报国无门。冥冥世界中，史可法仅存一线希望，“濡首深思，每怀靡及，窃愿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在封建制度下，史可法空有满腹才学，一腔正气，但又能怎样呢？一介书生，最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昏暗的仕途上，寄托于恩师罹难的腐败官场中。
天启七年（1627年），史可法乡试中举。崇祯元年（1628年），史可法殿试中进士，被授西安府推官，不久升迁为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崇祯即位后，为收揽人心，铲除了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阉党，魏忠贤畏罪自杀。同时，崇祯给左光斗平反昭雪。加之史可法科场得意，使史可法在内心中对崇祯帝充满感激之情。他要做一番事业，以报答崇祯的知遇之恩。
明末，特别是至崇祯时，政治更加腐败，连崇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或官吏行酷，暗害民生”，“或绅袴土豪，骄暴侵霸；或藩王宗室，暴虐恣睢；或勋戚及内外官，肆行扰害”（谈迁《国榷》卷九七）。致使百姓“有以石为粮者”，甚至“民相食”，“死者枕藉，臭气熏天”。百姓走投无路，各地起义不断。
史可法一人仕途，就在平灭农民起义中以“平剧盗”而“能者大着”。
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遭受旱灾，“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不聊生的饥民发动首义并得到广泛响应，队伍迅速壮大。第二年，起义扩展到甘肃、山西。崇祯六年（1633年），起义军进入河南，危及北京。明政府调集各地官军，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围剿，企图扑灭起义烽火。
史可法“奋然自请”，官升至右参议，分守池州（今属安徽）、太平（今属安徽）。同年秋，史可法协助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任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史可法“日不暇给，筑城疏壕，措饷筹兵”，“终年拮据，无日不以贼为事”。崇祯十年（1637年），由于各地“剿匪”不利，史可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府四府及河南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蕲州、广济、黄梅，江西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可法东西弛御，贼稍稍避其锋”（《明史·史可法歹|』传》）。在“剿匪”过程中，史可法“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可法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篷，冬不裘，寝不解衣”，“以故得士死力”（《明史·史可法列传》）。史可法所以竭心尽力的原因，惟“恐上负朝廷，下愧吾师也”。
史可法在“剿匪”的同时，实行安民措施。史可法“奏免被灾田租”（《明史·史可法列传》），并筹集粮米，赈济灾民。对疏于职守的官吏则严惩不贷，“劾罢督粮道三人”。史可法还整治漕运，“增设漕储道一人，大浚南河，漕政大厘”。史可法秉承了其恩师左先斗正直廉洁的德行，且勤于政事，凡事皆躬亲处置，从不怠慢。为此，百姓十分尊敬和拥护史可法，甚至为他修建生祠．足见对史可法拥戴情意之深切。
然而，此时的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虽然崇祯皇帝一即位便铲除魏忠贤阉党，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可是，明王朝已积重难返，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崇祯皇帝一人所能挽救的。
明末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震撼着明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崇祯七年（1634年），农民起义军以闯王李自成及张献忠等为首聚会荥阳，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制订了协调作战的计划，加强了各路起义军的团结。尤其是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义军攻陷洛阳，擒杀福王朱常洵。之后，起义军一路过关斩将，势不可挡，直指明王朝的统治心脏——北京。
内忧的同时，外患也是崇祯的一大心病。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以来，屡败明军，野心日明。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军由墙子岭、青山关分两路入关，大举攻明。同年腊月，正在“剿匪”前线的史可法率两千余人北上赴援。途中，史可法在给被清军围困的父母及夫人的信中说：“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见便是万幸。万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万万不可贪生受辱也。”为“尽忠报国”，史可法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自己要“尽忠”，而且要求家人“守节”．史可法在率军渡过黄河后，由于清军退回了关外，史可法“奉旨止回”。因父亲亡故，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按封建礼制，在家居丧三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史可法居丧期满后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史可法被授南京兵部尚书，参与军机，自此走上了抗清的第一线。
为平伏内忧外患，崇祯于万历年间在每年加派五百二十万两“辽饷”的基础上，加派“剿饷”、“练饷”。“三饷”总数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超出正赋二百多万两，以致“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地主又千方百计将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出现了“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的现象，从而加剧了地主政权与农民的矛盾。
崇祯刚愎自用，多疑善忌，不纳忠臣而近阉宦，在位十七年共撤换了五十多个阁臣。在对待内忧外患的态度上，其重点在于镇压农民起义，而抗清策略则摇摆不定，朝令夕改，频繁调换将吏，乃至中反间计而误杀边关支柱袁崇焕。
之后，边事大坏。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使明王朝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危机四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自缢煤山（今北京景山）寿皇亭。
此时身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正忙于“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听崇祯吊死的消息，北向恸哭三昼夜，以头触柱，血流及踵，为不值得同情的崇祯帝“缟衣发丧”。
史可法这种“愚忠”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渊源的。他受其恩师、心中偶像左光斗影响甚深。左光斗虽含冤屈死，临刑前嘱命史可法报效国家，这对史可法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对于起步仕途、临危受命且步步高升的一介书生来说，惟以忠君报国、扶稷安民为己任，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史可法摆脱不了的。史可法称农民起义军为“匪”、“贼”，让他加入反对腐朽的明王朝的行列更是不现实的。让史可法痛心疾首的只是皇帝的昏庸，地主阶级的贪婪，宦官的专权，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等等。对于这些，史可法感慨万千，明王朝“岂气数如此，人力不可挽耶？可为浩叹”。他要挽救这腐朽的王朝，虽“不自量力”，但史可法这样做了，并最终导演了一幕历史上悲壮的惨剧。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镇守辽东主将吴三桂降清并引清兵入关，在击败农民军后占领北京。面对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地主阶级不甘心，地主阶级中一些开明之士、报国之臣如史可法等对此也是不能坐视忍受的。崇祯皇帝已死，由谁来主持朝纲？对这一问题，遗存的统治阶级上层中发生了分歧。大臣张慎言、吕大器、姜日广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涝，虽然其为神宗侄儿，但因其“贤明当立”。福王朱由崧，虽然其为神宗嫡孙，“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明史·史可法列传》）。史可法同意并支持立潞王朱常涝。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为首主张立福王以窃取权柄。福王在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后逃到淮安，被马士英接住凤阳。马士英见福王昏庸可恃，有利可图，决意立之。当马士英询问史可法欲尊谁为帝时，史可法“以福王七不可告之”。在两派观点不合的情况下，马士英先发制人，率黔军抢先将福王护送至南京，并勾结拥有兵权的高杰、刘泽清，勋戚内侍刘孔昭、韩赞国等迎立福王，强迫史可法等接受既成事实。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史可法等为顾全大局，最终被迫认可，还错误地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这种妥协的态度是导致史可法悲剧的重要原因。
福王于五月十五日即位，年号弘光，是为弘光帝，从而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福王既立，召众臣举荐阁臣，众人推荐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而勋戚内侍刘孔昭自荐人阁，被众臣以明朝没有勋戚人阁惯例制止。刘孔昭勃然大怒，说：“既然我不行，马士英为什么也不可以入阁？”这样，马士英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同时人阁。史可法仍旧掌管兵部事，马士英仍总督凤阳军队。
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日事报复，招权罔利”（《明史·奸臣列传》）。入掌中枢后，结党营私，排挤忠良，“独握大柄”，内用宦官，外结勋戚，以致“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明史·奸臣列传》）。
马士英人掌中枢后，首先密以“七不可立”书呈上。结果，五月十五日福王即位，第二天马士英人阁，十九日史可法即被排挤出南京，督师扬州。时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还我史公”的呼声。然而，福王昏庸，不思振作，马士英等奸臣愈发猖獗，“可法去，士英、孔昭辈益无所惮”（《明史·史可法列传》）。随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些正派的大臣如吕大器、姜日广、高弘图等被一一排挤出朝廷，而阉党余孽如阮大铖、张捷、杨维垣等却被重用。为此，人们送给这个政权一首民谣：“都督多似狗，职务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恰到好处地讥讽了这个腐朽的政权。
这个腐败的政府一成立，不但不发兵抗清，反派使臣携金带银酬谢清军“助剿”，还将吴三桂封为侯。史可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仍抱有幻想，上书劝谏弘光帝励精图治：“愿慎终如始，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膺图受箓，则念先帝之集木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宴罢，则念先帝之克俭克勤，何以卒隳大业。战兢惕厉，无时怠荒，二祖列宗将默佑中兴。若宴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明史·史可法列传》）。这真有些“对牛弹琴”之意味了。
当此时，不知史可法对自身被排挤作何感想，对奸臣当权、公行无道有何感触。史可法对这些全然不顾，仍竭尽全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以“忠君报国”。
史可法督师扬州，所辖晚明史上的“江北四镇”的藩镇首领各有其特点。
被封为兴平伯的高杰绰号“翻山鹞”，原是李自成手下的将领，因与李自成之妻邢氏私通事发而携本部人马投降了明朝。李自成由河南攻陕西，高杰抵挡不住，率部下四万多人马由陕西、山西、河南直奔富庶的扬州。在“江北四镇”中，高杰所部实力最强。
被封为靖南侯的黄得功绰号“黄闯子”，是明军的一员宿将，但“粗猛不识文义”，因在江淮之间与张献忠等农民军的作战中立有战功，所部虽不及高杰部强大，但眼中却瞧不起高杰这个“降贼”，也想领兵抢占扬州。
被封为东平伯的刘泽清狡诈凶残，其人“将略无所长，惟声色货利是好”。
被封为广昌伯的刘良佐绰号“花马刘”，其人“贪财物，好妇女，为酒使色”，目不识丁。
刘泽清与刘良佐二人虽然实力不济，但仰仗有马士英做后盾，也在打扬州的主意。
随着清军的逐步南下，史可法感到“北事已急，讨闯失机”。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史可法接到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劝降书。在劝降书中，多尔衮把清军占领北京说成是“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且是给明朝“代为雪耻”。
如果南明“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若不归附，清军便与李自成联手消灭南明。同时，多尔衮以吴三桂为例子，用高爵厚禄诱降史可法。可以说，多尔衮的劝降书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对此，史可法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立场和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指出：“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法处今日，惟鞠躬致命、尽臣节而已。即日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史可法既驳斥了多尔衮的说教，又于情于理，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阴谋，表明了自己要“鞠躬致命”、“光复神州”的坚定决心。然而，史可法最忧虑的还是南明政权的腐败。他认为，当前形势，即使“卑宫菲食，尝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尚恐无救于事”，更何况“我河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且“兵骄饷绌，文恬武嬉”呢！他一再劝谏弘光帝“念祖宗之鸿业，怀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选将练兵，灭“贼”御敌。然而，由于马士英等奸臣从中作梗，史可法的奏疏多被押而不奏。
继多尔衮诱降史可法后不久，南明派去与清廷议和的正使左懋第被清廷扣留，议和副使陈洪范只身狼狈回到南京。
同时，清军步步紧逼，南明军队与清军在黄河南北对峙。
清世宗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一日，清定都北京，同时大举发兵南下。为抗击清军，史可法率军北征，收复了如宿迁（在今江苏淮阴西北）等失地，在邳州（今江苏邳县西北旧邳县）与清军相持半月，迫使清军后退。而马士英看了史可法送来的战报却“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马士英说：“君以为诚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叙功、稽算耳。”一边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出生入死，一边是在尽情享乐又百般掣肘，多么鲜明而又淋漓尽致的对照！马士英一向忌妒史可法的威望，为牵制、监视史可法，马士英将阿谀自己的卫胤文安插在史可法部下做兵部右侍郎。“胤文承士英旨，疏诮可法”。这样，既“夺可法权”（《明史·史可法列传》），又使“可法益不得展布”（《明史·奸臣列传》）。
马士英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起朝中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极大愤慨。巡按御史黄澍“面数士英奸贪不法，且言曾受张献忠伪兵部尚书周文江重贿，为题授参将，罪当斩”（《明史·奸臣列传》）。并“举笏直击其背日：‘愿与奸臣同死’”（《明史·奸臣列传》）。守备何志孔“亦论士英罔上行私诸罪”。对于如此被人痛恨、误国误民的奸臣，本该严惩，弘光帝却只“欲令士英避位”了事。受马士英贿赂的宦官向弘光帝求情：“上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
且马公去，谁念上者？”寥寥数语，弘光帝“即慰留士英”。
其昏聩至此，南明不灭亡岂不是怪事了。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南明军队内讧又起。史可法督管的扬州“江北四镇”中惟一抗清的将领高杰为叛将所杀，部下为争夺领导权，混乱不堪。
史可法流涕顿足叹日：“中原不可为矣。”史可法刚刚将此安抚妥当，南明朝内又闹起了“大悲案”、“崇祯太子案”和“弘光童妃案”。一时间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一和尚法名“大悲”，俗家姓朱。潞王朱常涝笃信佛教，为此与大悲和尚认作本家。崇祯帝吊死后，东林党人如张慎言、吕大器等，包括史可法在内，主张立潞王朱常涝为帝。
因为这种原因，福王朱由崧即使在被马士英等拥立后，仍对潞王心存戒备。因此，当大悲和尚到南京后，弘光帝以其为潞王刺探情报为借口，将大悲和尚投入监狱，定成死罪。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自称为崇祯太子、被吴三桂放走于民间、名唤朱慈烺的人从北方到了南京。弘光帝派佞臣杨维垣等人审问朱慈烺，说他是驸马王呙之侄王之仁而冒充太子，将其关进监狱。
在李自成农民军攻下洛阳后，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从洛阳出逃，在开封结识周王宫女童氏并私通。朱由崧即位后，童氏寻至南京。弘光拒不相认，将童氏也下了狱，直至童氏死于狱中。
上述“三疑案”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马士英等人借题发挥，在“大悲案”后趁机编造了“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黑名单作为大悲和尚的同党，而将史可法列为“十八罗汉”之首，其他有一定名望的东林党人也均被位列其中，意欲清除异己，为能够进一步左右弘光帝扫平道路。
“弘光童妃案”使人产生弘光帝也是假冒之联想。人们认为弘光帝惧怕童氏道出真相，所以才杀人灭口。
驻守武汉的左良玉以“崇祯太子案”为借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兵进军南京，声讨马士英，挑起了内战。
史可法被诏命督军人援，抵达浦口时，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史可法欲入朝见君面陈大计，却受到马士英等人的阻挠。昏庸的弘光帝遂降旨，命史可法回防。
无限忧伤的史可法登上燕子矶，面对如画的江山将失，仿佛心在滴血，醉人的景致，诱起百般愁肠。恸哭之余，史可法口占一绝：
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还有什么比此情此景更为悲凉、凄惨的呢？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三日，史可法回到扬州城。
十五日，清军前哨部队已进至扬州西北郊的斑竹园。对朝廷心灰意冷的史可法在写给老母、妻子的信中清楚地反映了自己以死殉国的坚定决心：
不肖儿可法遗禀母亲大人：儿在宦途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儿可法泣书。
恭候太太、杨太太（史可法岳母）、夫人万安。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并嘱咐她们：“死葬我高皇帝陵侧。”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
明降将李遇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对史可法喊道：“先生忠义名扬华夏，却不见信于朝，这样死了，不是太不值得了吗？”史可法愤怒至极，弯弓射之。对清军所下劝降书，史可法连封都不启，接到后即付之一炬。二十四日，清军开炮攻城，明军虽拼死抵抗，无奈寡不敌众。史可法见大势已去，拔刀自刎，血染衣袂却未绝，被清军抓获。
清豫亲王多铎对史可法肃然起敬，待之以礼，劝降说：“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报。”史可法答词掷地有声：“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说：“君不见洪承畴吗？降则富贵。”史可法更是斩钉截铁：
“我怎肯效其所为！”多铎拔刀欲砍，史可法迎刃而上。多铎连退数步，口称“好男子！”终知史可法志不可夺，乃说：
“既为忠臣，当全其名。”史可法厉声说道：“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城百万生灵不可屠戮。”随后慨然授命，年仅四十三岁。史可法死后被肢解。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扬州人民在扬州城外梅花岭上为史可法筑起衣冠冢。《明史》赞日：“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史可法的历史悲剧，悲得惨烈，悲得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