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箭加身的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公元前381年），战国初期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曾先后为官于鲁国、魏国、楚国，屡立战功，并着有《吴子》-书。吴起具有一心报效国家的品格，百折不挠的意志，身体力行的精神以及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是战国初期着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尤其是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深受后人的称赞，其军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广泛且深远。梁启超称赞吴起是“我国第一流名将”。
人们还常常把吴起与历史上另两位军事家——孙武、孙膑相提并论，合称为“孙吴”。
吴起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时期。当时，秦、齐、楚、魏、赵、韩、燕等诸侯国都在酝酿着变法革新、富国强兵，进而争夺天下霸权，实现全国的统一。每个诸侯国都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间无休止地攻城略地，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出现了弱肉强食、七雄争立的局面。
吴起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并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报效国家。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发展，吴起曾经四处奔走，广散钱财，游仕立业。他在交游中极为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做事一丝不苟。一次，他出门遇到一位朋友，约好晚上到他家吃饭，不料那位朋友因有事未来，吴起竟连晚饭都没吃，直到第二天找来朋友，才与朋友一道进餐。
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地，也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吴起到鲁国后，便投在曾申（孔子学生曾子的儿子）的门下，刻苦研读儒家经典。有个叫田居的齐国大夫来到鲁国，发现吴起好学上进，才华出众，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了妻子。事隔不久，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信守誓言，始终没有回国奔丧。曾申见吴起如此不孝，无法容忍他的这种行为，便和吴起断绝了来往。从此，吴起离开曾申，索性弃文习武，苦读兵书，军事知识大为长进。三年之后，在鲁穆公的相国公仪休的推荐下，吴起当上了鲁国的大夫。
周威烈王十六年（公元前410年），强大的齐国出兵攻打弱小的鲁国。在这危急时刻，鲁穆公很想任用吴起做将军，相国公仪休也赞同。但是，由于吴起的妻子是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儿，鲁穆公对此颇存戒心，怕吴起临战不坚，因而犹豫不决。吴起得知缘由，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不贰，狠下心来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借此表明自己与齐国之间无任何牵连。鲁穆公解除了疑虑，立即拜吴起为将军，命他率兵去抵抗齐国的进攻。吴起面对强敌，施展谋略。他摆出一副软弱怯战的样子，提议愿意同齐国谈判议和，然后把老弱病卒置于中军，将精锐部队埋伏在两翼，乘齐军松懈无备之时突然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鲁军大获全胜，吴起得胜而还。
吴起初战告捷，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然而，他非但没有因此而得到重用，反而招致齐国的离间和鲁国大臣们的诽谤。这些人攻击吴起猜忌残忍，为求取功名而倾家荡产；为成就功名不惜杀妻拜将，私欲极强；其母逝而不奔丧，不重孝道。这些人还借吴起大破齐军而谗陷吴起，“即使吴起打败齐国，也未必对鲁国有利。鲁国弱小，却因此有战胜大国的威名，这样必会引起列国的不安，那么它们便会联合起来对付鲁国。再者，鲁国和卫国本是同出一系的兄弟之国，若大王重用卫国的杀人犯，无异于抛弃了友好的卫国，这实在是太不值得了”。鲁穆公听信了流言，对吴起逐渐疏远，并最终解除了吴起的兵权。吴起认识到自己在鲁国不可能有所作为，又听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礼贤下士，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鲁国，投奔到了魏国。
魏国在战国初期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一个。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人，最先实行变法革新，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在此基础上积极向外扩张，极力谋求中原地区的霸权。吴起到魏国后，魏文侯特意到大臣李克的府邸，向他打听：“吴起是一个怎样的人？”李克答道：
“吴起贪名而好色，虽然这是他的缺点，但是若论他的军事才能，即使是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大将）也无法胜过他。”魏文侯求贤若渴，听了这话，便任用吴起为大将，委以重任。公元前409年，魏文侯命吴起率军攻打秦国，连下秦国五城，战绩辉煌。
在以后的两年中，吴起奉命出征，占领了秦国的全部西河（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公元前406年，吴起与其他将领一起平灭了中山国。接着，吴起又率军与韩、赵联军配合伐齐，打到灵丘（今山东滕县东），取得出战的胜利。
此后，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即魏国西河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担负着同秦、韩两国作战的任务。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仍然重用吴起镇守西河，一直到公元前383年吴起离开魏国时为止。
吴起在魏国的二十七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先后领兵与各诸侯国打过大仗七十六次，其中有六十四次是大获全胜，其余十二次也是胜负未分，从来没有损兵折将打败仗。这期间，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吴起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吴起不仅战功赫赫，在镇守西河期间，还把自己的作战经验写成一部兵书，即着名的《吴子》。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共有四十八篇，可惜今已全部失佚，仅存的六篇也是后人假托吴起之名而作的。
吴起在诸多战役里取得胜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身体力行，与士卒共劳苦。“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在等级观念极其强烈的情况下，对于在外指挥作战的将领吴起来说，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吴起之所以战功卓着，还与他严格治军的思想密不可分。根据《吴子》、《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的记载，吴起的治军思想十分精湛且独具卓识。他认为，兵不在多，“以治为胜”（《吴子·治兵》）。所谓“治”，就是要通过严格选拔和刻苦训练，建立起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
吴起曾经引经据典地向魏武侯阐述他的这个思想。他说，从前，齐桓公招募五万勇士就称霸于诸侯；晋文公集中四万精锐士卒就实现了争霸中原的夙愿；秦穆公选出三万敢于冲锋陷阵的猛士就制服了周边的强国。因此，他建议魏国也必须精选士兵和良将。这一建议得到魏武侯的赞同。于是，吴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挑选士兵，根据其不同情况和特长，分别编队。他把有胆量、体质好、力气大的人编为一队；把忠实可靠、乐于为国捐躯效命的人编为一队；把善于登高眺远、能急行快跑的人编为一队；把犯过错误、丢掉官职而想立功受奖的人编为一队；把打过败仗而想报仇雪耻的人编为一队，然后分别施行严格的训练。吴起认为，人们在战场上的失败和牺牲，往往是武艺不精、战术不佳造成的。因此，他强调要先教后战，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吴子·治兵》）的办法，做到人人精通战术，武艺高强。在吴起的苦心经营下，魏国的军队被训练得非常出色：平日居止时，一切行为举动都有规矩准则和礼节；战时发动起来，勇猛威严使敌人望而生畏；攻击时锐不可当，退却时敌不敢追；前进、后撤、左移、右转，都有严明的节制，无不合乎指挥的要求。即使大阵被敌人割断，各部仍能组成小阵作战；即使小阵被敌人冲散，士兵们仍能组成行列进行战斗。因此，魏军的战斗力很强，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有一次，吴起率领经过严格训练的五万精兵，打败了秦国的五十万大军。所以有人称赞说，如果让吴起率领七万精兵，必将会无敌于天下。
吴起非常重视信赏明罚，要求士兵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他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的一个烽火亭靠近魏国的边境，吴起很想拔掉它，但又不值得征调大军。于是，吴起把一个车辕放在城的北门外，下令说：谁能把它搬到城的南门外去，就赏给他上等田宅。开始没人相信，后来有一个人试探着搬了，吴起果然按照命令赏了他。接着，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挑到西门外去，同样赏给他好田宅。这次相信的人多了，人们都争着去挑，吴起又按令行赏了。之后不久，吴起下令说：“明天进攻秦国的烽火亭，谁首先登上烽火亭，不仅赏给他上等田宅，还让他做大夫（官职）。”第二天，士兵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去，一个早晨就攻克了秦国的烽火亭。还有一次，吴起带兵与秦国打仗，两军对峙后，还没等吴起下达命令，就有一个士兵非常迅速地冲入秦军队伍，砍了两个秦军士兵的脑袋回来。吴起当即下令斩了这个勇敢杀敌的士兵。他严肃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任意行动非杀不可。据说，吴起制定的军法军纪实行三年后，魏国的士兵一听到秦国军队进犯的消息，立即穿戴盔甲，做好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就奋起抗敌，而且视死如归。
吴起为了带出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还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搞好内部团结。他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严刑厚赏来管理士兵，主张“明耻教战”，对士兵“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励士》）。他提出“四和”的重要原则，即“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吴子·图国》），把协调一致，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作为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为了增强内部团结和做好政治工作，吴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吴起爱护每一个士卒，赢得了士卒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见到士兵背的粮食太重，就分出一些自己背上。有一次，一个士兵皮肤肿烂，吴起看到后，毫不犹豫地用嘴为士兵吸出脓水。这个士兵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却难过得失声痛哭起来。旁人见状，劝慰她说：“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士兵，而吴起贵为将军，他为了你的儿子这样做，你应该感激他才对，为何却哭呢？”士兵的母亲解释说：“你们有所不知，吴起以前曾为我的丈夫吸过脓疮，孩子他爹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勇猛杀敌，不久就战死在沙场上。而今，吴起又为我的儿子吸吮脓疮，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哪天也会像他父亲一样战死沙场啊。”吴起关心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从而激发了将士们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他带兵打仗能够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在作战指挥方面，吴起非常重视知彼知己，因敌制胜，掌握战机，坚决果断，并总结积累了大量具体经验。他说，凡是敌人出现队形混乱、松懈麻痹、疲劳饥饿、人马疾疫、涉水半渡、险道狭路、精神恐惧等情况，都是虚弱和不利的表现，要大胆进攻，急击勿疑。对于不同的敌人，吴起主张灵活用兵，采取不同的谋略：可诈者则诈，可贿者则贿，可困者则困，可离间者则离间，可恐吓者则恐吓，可截击者则截者，可诱前者则诱前，可进攻者则进攻，可水淹者则水淹，可火烧者则火烧，可偷袭者则偷袭。吴起对战机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要求指挥员要善于掌握“气机”，即恰当地掌握士气，在关键时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使部队具有压倒敌人的气概；要善于掌握“地机”，即正确地利用地形，使之有利于己，不利于敌；要善于掌握“事机”，即通过使用间谍、采取佯动和巧妙伪装等各种办法迷惑、破坏敌人，夺取主动，陷敌于被动；要善于掌握“刀机”，即充分发挥武器、技术、装备和战术的作用，把人和物结合起来，以便有效地战胜敌人。吴起还特别强调指挥作战要机智、果敢，“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吴子·励士》）。同时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励士》）。这些吴起在作战指挥上的主要理论，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军事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军事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以及政治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吴起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初见魏文侯时就曾援引古代的历史教训说：从前，承桑氏（远古时代的部落）的首领只讲文德，废弃武备，结果灭亡了；有扈氏的国君（处于夏禹时代）依仗兵多而好战，结果也灭亡了。英明的国君有鉴于此，就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治理好国家。有一次，魏武侯西巡，与吴起共同乘船顺黄河而下。武侯眺望着两岸如铜墙铁壁般险峻的壮丽河山，不禁由衷地感叹：“这真是我魏国的国宝啊！”吴起却答说：“一个国家的强固与否，并不在于山河的险要，主要是看一国之君能否以德治理，遍施德政。上古部落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鄱阳湖，自恃山河的险要而不知讲修德义，结果最终被大禹平灭了。还有夏朝国君桀，其国左有黄河和济水的天险，右有泰山和华山为屏障，南有龙门山牢固，北有羊肠坂险要，可夏桀自恃险峻的山川形势，只知暴虐百姓而不修仁政，结果被商汤放逐了。还有商朝国君纣王，其国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黄河，四面依山傍水，国土险要无比，也是因为残暴无比，结果与周武王战败自杀。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固与否，主要在于国君讲修德政，而并非系于山河的险峻。倘若大王您不修德政，那么即使现在在同一条船上的人都会背叛您。那样的话，纵有再险固的山河又有什么用呢？”武侯听了深受启发，对吴起大加赞赏。还有一次，魏武侯问吴起，要想使军队作战时阵势稳固，防御时牢不可破，进攻时克敌制胜，应该怎么办？吴起回答说：如果能使德才好的人处于上位，德才差的人处于下位，军队的阵势就自然稳固了；如果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并同各级政府的官员很亲善，军队的防守就自然牢不可破了；如果能使老百姓都赞美自己的国君，讨厌邻国的国君，战争的胜利就肯定无疑了。这就是吴起重视德政、重视民心向背的思想。吴起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先进性，是吴起能够取得辉煌业绩的前提条件。
吴起镇守西河二十多年，由于他杰出的才能和显赫的战功，很受魏武侯的器重。与此同时，吴起的名利之心也不免滋长，或者说这种思想或多或少一直在吴起的思想里，从吴起在卫国时为求功名而四处游历乃至后来的母逝而不奔丧、杀妻拜将等等，都很清楚地反映了吴起的这种思想。在魏时，每到魏国宰相出缺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到了吴起，吴起自己也因功自居而满望拜相。然而，每次又都出乎吴起的意料而由他人接替了宰相。为此，吴起不免忿忿不平。一次，宰相再次出缺，却由吴起认为才能平平的田文接任了宰相一职。
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希望同您比论功劳，可以吗？”
田文说：“当然可以。”
吴起说：“统帅三军，能让士卒乐于争先杀敌，誓死不顾，使敌慑而不敢来侵，在这点上，我俩谁强？”
田文答道：“我不如你。”
吴起又说：“治理百官，亲爱万民，充实府库，在这方面，我俩谁强？”
田文答道：“当然我不如你。”
吴起又说：“镇守西河，使秦军不敢贸然东向，韩、赵也都诺诺服从，在这方面，我俩谁强？”
田文答道：“那我更不如你了。”吴起接着问道：“那为什么您的官位却在我之上呢？”田文回答说：“大王年少即位，国人疑虑不安，大臣未敢归附，百姓也不信赖，在这种时候要找一位能协和内外，巩固中央的宰相人选，我俩谁合适呢？”
吴起听了，沉思良久，说：“还是你合适。”
然而，就在宰相的人选问题上，吴起竞成了一些人排挤、谗陷的对象。田文死后，由魏国的驸马公叔接任了宰相。公叔因事附势，却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自知才能和功名都不如吴起，便因此在暗中排挤、谗陷吴起。公叔的仆人为他出主意说：“吴起廉直有节却好名，您不妨对武侯说：’吴起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魏国狭小，恐吴起会另有所图。‘武侯必问您何以才能留住吴起，您再对武侯说：t不妨试将公主许配给他以探虚实。’然后，您邀吴起到家中用餐，事先与夫人约好，让她在吴起面前侮慢您，让他知道自己与公主成婚后也会像您一样受到欺凌。像他那样好名又有自尊心的人，一定据此拒亲。这样一来，不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吗。”吴起果然中计，魏武侯也因此而逐渐疏远他。不久，吴起被撤去西河守的职务。吴起深恐这种事态继续下去会危及生命，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离开魏国，投奔了楚国。临行时，吴起悲痛地说：“倘若国君始终如一地让我施展全部才能，一定会灭掉秦国；现在国君听信谗言，不了解我的一片忠心，西河之地，不久势必被秦国所夺。”不出吴起所料，吴起走后，魏军连吃败仗，不到二十年，全部西河地区就被秦国占领了。
吴起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器重，被任为令尹（相当于相国）。当时，楚国虽为大国，但尚未革新变法，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军事薄弱。吴起虽年事已高，仍老当益壮，雄心勃勃。他不顾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极力推行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施行“明法审令”《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废除世袭分封、取消贵族特权、奖励耕战之士、严格整顿军队等一系列措施，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南平百越（当时我国南方各族的总称），北吞陈、蔡（今河南东南和安徽西北的两个小诸侯国），并击退魏、赵、韩三国的进犯，西北打败秦军，连战连捷，声威大震。
但是，好景不长。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吴起到楚国仅两年多，楚悼王病死。那些被吴起新法剥夺了权益的旧贵族们早已对新法怀恨在心，悼王还没有下葬，他们就发动了叛乱，并把矛头直指吴起。吴起走投无路，逃到了停放悼王尸体的寝宫。旧贵族们此时已怒不可遏，对趴伏在悼王尸体上以躲避围攻的吴起施放乱箭，吴起中箭身亡。
吴起既死，楚悼王的尸首上也扎满了乱箭。太子肃王即位后，追查此事，将参与或被牵连的旧贵族全部七十余家全部处死。
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旧事物的阻挠甚至对新事物的扼杀。吴起变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民对国家统一的渴望，楚悼王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愿望。然而，由于旧贵族的疯狂反扑，将代表时代潮流的革新者吴起射杀。
然而，新事物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秦的统一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出现，也是对这种新事物的总结和发展。吴起为这种新事物的发展用生命、用血做了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