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伯伯的母亲一共生了10个孩子，他排行第五。在兄弟姐妹当中，他跟六弟陈敏之感情最好。
“文革”开始后，兄弟二人同时受难，分别在北京、上海遭到隔离审查，从此音信皆无。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陈敏之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赶到北京探望，阔别十年的兄弟终于重逢。劫后余生，万分激动。两天后，顾伯伯请六弟到前门烤鸭店吃饭。当晚他跟母亲说：“今天去
吃烤鸭，可是露了怯。我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在饭桌旁抱头痛哭，弄得周围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事。”
后来他们之间的谈话，不愿再触及那些伤心往事。顾伯伯建议六弟多读一些史书，特别是西方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马克思主义。”
陈敏之回上海后，他们开始鸿雁传书，直到顾伯伯去世。“其热烈程度简直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陈敏之语）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后，都毫不耽搁地立即回复。这些信件的内容，没有亲人间的家常琐事，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或现实问题的认真讨论，其中不乏六弟向五哥的求教。
1973-1974年间，应六弟的请求，顾准伯伯将他多年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加之那段时间的读书心得，写出一系列笔记形式的论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他将这些文章陆续寄给了六弟。
这些充满智慧与心血的文字，凝聚了顾准的思想精华。文章的一些内容涉及敏感问题，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一旦被发现，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感谢陈敏之伯伯，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论文保存了下来，之后又历尽艰辛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笔者第一次见到陈敏之伯伯是在1974年春。那时我患慢性肝炎在北京养病，久治不愈的肝病把我搅得心烦意乱。母亲让我去上海散散心，顺便探望外婆。临行之前，顾准伯伯托我带一封信给他的六弟陈敏之。信送到后，第二天陈伯伯和他夫人就来找我，一定要请我去他家吃饭，说顾伯伯在信中讲：“这个小姑娘和她母亲这些年来对我非常照顾。我客居此地，无法答谢，请你代我好好招待一下她。”
那天晚上他们夫妇竟为我一个人准备了一大桌菜。我生平第一次被人如此盛情款待，感动得不知所措。陈伯伯端起酒杯说：“咪咪，我要谢谢你，也谢谢你母亲，这些年来给予五哥这么多关照……”
19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工作。陈敏之伯伯这时再次去北京，在顾伯伯那儿住了几天。不久之后，我在兰州收到了顾伯伯的信，里面谈道：
“……说说我这次‘招待亲人’的感受。说实话，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我们在一起住了六天，六天后他移住我妹妹那里去陪陪老母亲，然而也还每天来我这里。所以，这一次我竟然得以过了足足二个星期的幸福生活，对我来说，这简直已经是异常的奢侈了。当然在过这二星期幸福生活的时候，我珍视这个‘现在’。他走了，这一段生活也就过去了，以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还是幸福的，这也就够了。”
读到这里，我心里阵阵酸楚，顾伯伯实在太渴望亲情了……
陈敏之伯伯离开北京后，又去了银川、兰州、西安等地。他到兰州就住在我家，我和父亲招待他吃饭，陪他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
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讲了这些情况，顾伯伯很快就写来一封信，表示感谢。信中说：
徐工并徐方同志：
徐方二十三日的信转给我，读过之后，对于你们二位对我的弟弟，对我如此盛情，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到你们那里，料想会被你们的隆重接待弄得团团转，这是他的事。我在这里，虽然到不了兰州，也必须趁他去的机会，写这封信，表示一下我的感激，因为你们的盛情是对二个人的，我虽未能身受，我自然并不是没有分的。
……
顾伯伯病重之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立下遗嘱，其中交代：“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
陈敏之伯伯接下这沉甸甸的遗稿，心急如焚。他深知顾准学术思想的价值，曾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更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他说：“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
陈伯伯没有辜负五哥的生前重托，在历尽坎坷18年后，终于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与读者见面。到了1994年，更出版了《顾准文集》，避免了一代思想家的思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