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又称告发，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他人的隐私或言行，以博取上方青睐。在某些历史时期，告密大行其道，“文革”便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告密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多数情况是上方得到汇报后，在被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调查，没问题则罢，有问题就整你。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亲戚等关系之间，都有可能告密或被告密。被害者轻则挨一顿批评教育，重则甚至可能断送身家性命。结果弄得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不敢轻信任何人。笔者在干校期间，亲历的告密事件就有三起，其中两起涉及我本人，足见当年告密有多盛行。
一件是我与汪友泉阿姨在水塘边洗衣服时的对话被人告发，本文“50年代老‘海龟’”一节有详细记录，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要讲的是另外两起。
一天，军宣队李指导员把我母亲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说：“这是有人交上来的，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母亲紧张得心怦怦跳，赶紧拿过来仔细读。原来这封信是我的一个朋友写来的，当时他在河北农村老家插队。通篇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只是诉说在农村生活的孤独、苦闷心情，发发牢骚而已。诸如“干不完的活儿，叹不完的气……”李指导员质问写信的是什么人，为何要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母亲赶紧解释说：“这只是个年轻人，不懂事，我一定负责批评教育……”她被吓得心惊肉跳，回到宿舍立刻查看这个人写的其他信件，结果发现那些都没什么问题，仅此一封有消极倾向。由此推测，告密者一定是读了所有的信，单挑这封“有问题”的上交。由于担心军
宣队会继续追查，母亲找到好友聂宝璋伯伯商量对策，问是否有必要把其余那些信都交上去，以证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问题。聂伯伯认为不妥，你觉得没问题，人家会拿放大镜找，说不定就找出更多的“问题”。不如以静制动，等这件事慢慢冷下来，在此期间千万别再出岔子了。事后我们猜测究竟是谁把信偷走上交的，估计是同宿舍某某，可又没有证据。况且，即便知道是谁，也奈何不了人家。
另一个告密事件发生在二排（政治经济学组）。陈某某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干校的精神生活极为贫乏，有个收音机听听挺解闷，大家都很羡慕。一天，同在一个排的何某某向他借收音机，他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收音机还回，他一打开，里面传出：“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陈某某一听，这不是苏修敌台吗？他二话没说，捧着收音机直奔军宣队，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军宣队很重视，马上严厉追查，在二排召开批判会，并责令何某某写检查。
他们质问何为什么要偷听敌台，何只好解释说因为生活太寂寞，才随便听听的，他因此被狠狠整了一顿。事后一定很后悔吧？怪自己不识人，没料到陈某某会为一己之私而告发他；后悔粗心大意，还收音机之前没把调台旋钮转一下，那样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陈某某告密事件发生后，有人如法炮制。统计组贺某请吴敬琏叔叔帮他修理收音机。几个月后，吴叔叔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时，贺某向军宣队举报说，之前他从吴敬琏那里取回修好的收音机，打开后发现那个台是“美国之音”。结果“偷听敌台”就成了整吴叔叔的罪状之一。
虽说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检举揭发他人“反动言行”的做法受到鼓励，甚至可能因此获利。可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告密者就是小人，为人们所不齿。这两起“偷听敌台”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大家心中暗想：今后对陈、贺二人可得敬而远之了，千万别让他们也咬一口。这一看法很多年都未改变，几十年后人们提起这些事还摇头，你说他们是不是亏大了？
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准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持这一看法的人大概不知道，在那个告密盛行的年代，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准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左”的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本上写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考虑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在日记中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写些官方语言，使内容都能“摆到桌面上”。
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因此，当我们今天读这些文字时，应当时刻不忘当时的特殊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