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各国都一直在惊叹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中国追求GDP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空气污浊，水被污染，垃圾遍地，沙尘暴肆虐，资源被严重破坏。据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污染问题，每年因空气及水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620亿元人民币。严重空气污染导致每年35万至40万人早亡，连同室内空气污染及水污染问题，估计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还有六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的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的老百姓也已渐渐走出了“GDP崇拜”，懂得GDP不是目的，而是方式。但是长期以来呼声很高，要求重视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节约资源，但收效却并不大，因此在传统GDP受到置疑时，“绿色GDP”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绿色GDP核算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能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核算体制。说白了就是要从当年的经济产值中扣除资源和环境的成本，看看净产值是多少，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
为此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7日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研究报告说，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项目评审专家组认为核算技术和方法体系基本科学合理，为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于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而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但受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所限，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二十多项，而此次仅核算了其中10项。但即使在已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着低估和缺项的问题。即便如此，核算出的损失也已经占到GDP的3.05％，数字非常惊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核算还对污染物排放量和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如果使用现有治理技术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而中国在“十五”期间的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差距很大。
一直大力支持此项工作的学者型环保总局官员潘岳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不能承受资源衰竭造成的风险；社会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体系，就无法完成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
当时两部门都表示，正在研究的2005年的数据会很快向公众发布。2007年3月份，课题组成员向媒体透露，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已经完成，当年环境污染损失要高于2004年，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统计表是这份报告的“最大突破点”。2005年度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在官员口中从“春节后发布”到“两会后发布”，再到“搁浅”、“不能够公布”，至今也未发布。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此后一直再也没有公布过。
有关环保官员表示，国际上尚无真正意义的此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或许绿色GDP的确不是个规范说法，不过国际上并非没有类似的核算方式。譬如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建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是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芬兰也紧随其后，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这些核算方式或许叫法各不相同，但实质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但以绿色GDP没有“国际惯例”来否定绿色GDP，而且是在已经公布过一次之后再来否定，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即使真的没有国际惯例，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中国为何不能进行大胆的创新和试验呢？今天我们国家不是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和勇于创新吗？国外没有的，难道中国就不敢为天下先吗？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当时也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
“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这是一个研究项目。这本身就决定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必要非等到国际上设立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再来开展核算。“绿色GDP”，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核算指标，我们就无法全面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协调发展。
“绿色GDP”研究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表示：报告搁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向两部委施加压力”。
在中国，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级别较低，而地方政府的某些领导权力更是远大于它。虽然环保部已经由局级升级为部级单位，并在国务院拥有表决权，但仍然是个小部门，而且对各地环保局没有管辖权。各地环保局仍然由地方政府控制，帽子和票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所以他们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各种利益集团也不会等待削弱自身既得利益，早已不断捕获和游说政府官员。否则某些地方政府公开利益不但受到巨大损失，更会触及幕后的巨大黑利。幕后往往都存在惊人的权钱交易，成为政府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在唯GDP崇高和由此寄希望得到职位提升的体制下，更会遭遇强大阻力，因此其胎死腹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绿色GDP其阻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典型的就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这种利用往往导致资源环境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却屡禁不绝。近日，国内媒体大幅报道了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事件，据该县知情人士透露，其财产大概有2亿元。已公开的有限信息表明，县里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或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繁峙是一个矿产大县，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钼、锌、硫铁、石灰岩、云母、褐煤等27种，矿点98处，其中金矿储量居山西省之首。该县近年矿难不断，当地滥采滥挖，超计划开采，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众多，手染矿工鲜血的黑心老板，为保住非法所得，自然会向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司法机构和各级“现官”“进贡”，“反贪局长”仅是其中一位“大仙”。
涉矿官员的屁股不干净，当然情愿以钱财买平安，心甘情愿受“敲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员参股煤矿的治理也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屡下最后通牒，限于某年某月某日撤资撤股，可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一些矿产大县涉矿官员之众、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日甚一日，查不胜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接受反贪局长的“敲诈”，与其同流合污，要黑一块黑，如此才能多一方保护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阻力之大，确实令人震惊。
绿色GDP造成地方这么大的震动，成为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触及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痛处。有触痛，就说明这项研究还有点用。
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很多官员都口头上表示支持科学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真正触犯了小集团、部门和个人私利的时候，就往往极力阻挠。可持续发展正遭遇着空前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