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再次专门讨论和谐社会建设，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局面新态势所作出的理性判断和深谋远虑。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和谐之音，也都存在各种矛盾和隐患。今天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未来中国社会矛盾的自动和全部消除。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部分不和谐有其哲学合理性，也有现实社会的共同无奈性，但这并不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现存矛盾的借口。
30年来的快速发展非常可喜，但同时不协调、不均衡的趋势也十分突出。根据官方统计，过去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共收到来信来访的陈情数量上升了500倍，2005年发生了3000万起上访事件。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2006年到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数据，但从近期的事态看不容乐观。
最典型的当属贵州瓮安事件。2008年6月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针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开列的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的接待过程中，一些群众冲进县公安局和县政府。随后，少数群众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瓮安之所以发生暴动，是信息不透明所致。当地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在长达6天的时间里，由于死者家属怀疑李树芬被奸杀而连续上访上诉，但警方没有及时公布信息，致使谣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级为暴乱。
此外，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也造成八千多台出租车停驶2天，全城出租车业务中断，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薄熙来与重庆“的哥”及市民代表的这次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了全程直播。
构建和谐社会，既有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和谐时期只占据少数，而不和谐和准和谐却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人类历史上的不和谐时期也是历历在目，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非常庞大的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构建和谐社会，一种方式是通过剧烈的变动来实现，一种是通过渐进积累的方式而完成。目前中国决策层采用了后一种方式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目前中国社会的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群体的矛盾。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利益受损群体和利益受益群体矛盾尖锐，对立情绪严重。
二、城乡矛盾。中国社会城乡差距位居世界前列，拉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改变，某些乡村和城区的凋敝十分严重。
三、区域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区域差距拉大的趋势突出，相互分割现象严重，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产业结构重复问题成为痼疾。
四、劳资矛盾。一边是某些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过度攫取利润，一边是工人微薄的待遇，以及各种权利难以得到保护。
五、民主与专制、人治和法治的矛盾。是人民做主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剥夺人权，是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还是在政治权术中活动，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往往以贬低和否定前者而结束。
六、信仰之间的矛盾。社会的日益开放与包容，使不同信仰、价值和观念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相互激荡、相互融合的态势此起彼伏。不同年龄人群之间的差异尤为突出。
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引发了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化匮乏和全民娱乐化、精神退化的诸多弊端。
八、政治建设与其他建设的矛盾。金钱、道德和信仰的介入有时往往异化政治文明，扭曲政治规则。
九、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攫取和破坏，缺乏必要的保护，引起生态恶化，环境质量下降。
十、社会细胞——家庭的矛盾。中国社会目前的离婚率居亚洲第一，超过原来的日本和韩国，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公民自由选择幸福权利意识的提高，应该值得肯定；但同时也折射出家庭内部矛盾的突出。
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和谐，从浅层次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重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忽视共同富裕。
三、重先富裕地区而轻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
四、重城市发展而轻视乡村发展。
五、重资本利益而轻视甚至漠视工人群体利益。
六、重整体增长而忽视利益的协调分配。
七、重国权、公权而忽视私权。
八、重人类自身利益而忽视自然界的利益。
九、重社会的庸俗稳定而轻视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稳定。
十、重破旧而忽视立新。
十一、重人治政策而轻法治和德治，重法治而又轻视德治。
中国改革基本上采用渐进式改革，避免了社会的巨大动荡，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改革进程在初期较为顺利，但是长期的渐进式改革在带来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其中，改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网，一些非法途径和逐步硬化的利益集团并不愿看到预期改革损害其既得利益，腐败官员、暴发财团和其豢养的知识分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一部分因循守旧、腐朽的旧势力和旧思维，僵化保守、视野狭窄，也成为不断改革推新的巨大阻力。
从历史上看，改革错过了最佳匹配期，启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历史上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张居正改革失败之后，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了。久病之人，一剂猛药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则必定加速其亡……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改革”总是被“弊政”所消除，改革来复去，弊政却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们看到了这一点，谁还去费力推动“改革”。于是，整个国度里曾经被改革一时振奋起来的心志，就会突然崩溃坠地，被极度的厌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过且过，玩世不恭、纵情逸乐、犬儒主义，都成了基本的时代特征。毛泽东同志在其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指出矛盾一定要防止质变，质变后将失去解决问题的一切机会。
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和谐因子，除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浅层因素外，还应解析更为深层的因素。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综合起来无非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最后是人自身的和谐。目前社会的不和谐根本是未能有效处理好人类三大系统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生态、人类内部各个子系统及个体之间的复杂矛盾与冲突，以及人自身内部的不和谐，酿成了目前的不平衡和不协调，这才是问题根本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