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动空间上看，这诗意还多表现为与城市的疏远——和自然之亲近。杜甫草堂、陶公柴舍、东坡西子、都德的磨坊、华兹华斯的木屋、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施特劳斯的森林……都是典型的诗意之居。这些从庙堂或沙龙退出的名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某片袤野间搭木结绳，逐水草而居……那原本狂躁的政治理想和名利欲望，一下子变得温润、安谧，像含饴的婴儿。那薄细如瓷的艺术心灵，在大自然的体贴下，也日渐饱盈，焕发出曼妙的光泽……在这儿，他们迎来了最唯美的人生蜜月。
这种离群索居的隐，喻示着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的叛离：从中心走向边缘，从拥挤走向孤独，从集体走向自我，从杂芜走向纯粹……然而，藉此便高枕无忧了吗？
这毕竟还算不上本体意义上的“家”和精神宿地（仅仅在感官体验和风物气象上酷似而已，充其量乃一临时避难所），在心灵寂静的背后，依然可找到隐约的空虚和感伤，那淡淡的乡愁仍在——像一记小小的蚊叮，不时让主人从梦中惊醒，辗转反侧。
乡关何处？家园何在？
那漂泊的精神需要一个更大的场来承纳。一座山林一片湖塘显然太狭仄了些，清淡寡欲的野菜日子固然迎合一时的落魄情怀，但新鲜劲一过，寂寞和厌倦便油然而生。也不难看出，士子中的多数正是在时遇不济的景况下——为“避”而非“求”才寄身于此的，乃“颓”之倚而非“志”所向。
事实上，士子们即使与竹林拥衾而卧，也免不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自哀。经国大业乃天下第一要事，几拎山色湖光就想留客长宿也太难了。
我以为，诗意的第一要义即自由——精神自知自足，内心不挣扎不焦虑，不东张西望，没有被捆缚和憋屈的感觉。而在古今隐士身上，我总觉那诗意是打了折的，浓度不足。
徐霞客、张岱、李渔、陆龟蒙、皮日休等人倒让我另眼相看，那份“朝碧海而暮苍梧”的行者豪迈，那种“茶淫橘虐”“书蠹诗魔”的人生坦荡，都让我隐隐动容。其生涯有共同特质：一生沉于迷恋之物，如痴如醉，不哀不怨，天真到老……在其身上，你感受不到分裂、紧张和焦灼，那股静气与定力，不是装出来的，甚至不是学习来的，而是气质和性情使然，源于生命本色和欲罢不能，乃性所养而非势所驱。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命不就是一次长长的出远门么？功名利禄不过浮世尘埃，弄一身脏又有什么意思呢？
午夜狂奔走向远方吧，你的生命不在这儿。
在每一个写诗或不写诗的“诗人”心里，几乎都可找到这个激动的念头。有时候，它来得那样猝然、猛烈，像一场危及生命的“疟疾”。
对生存现状的强烈憎恶、对辽阔未知的巨大渴望，冲击着他的精神堤坝，逼其作出抉择，做出一生中最重大的动作。
再不能犹豫下去了，再不能失掉可能永远失掉的机会了——1910年10月的一个夜，风烛残年的托尔斯泰，乘一辆马车悄悄离开了庄园，朝茫茫地平线驶去……他并不清醒将去哪里，只揣着一个空洞的愿望：去别处！他用衰弱却不容置疑的声音催促车夫：快，随便去哪里，摆脱这儿！摆脱！
什么样的恐惧使老人如此荒不择路？什么样的启示让他大梦初醒、挣扎着去追那个几乎追不上的光点……“逃亡”和“奔赴”竟如此模糊地纠缠一起。
一匹追赶和被追赶的马。一个决心与旧生活决裂的老翁。像一片疯狂的树叶，擅自溜下了一生的枝头，离开家却去寻找家。
以那个大家族的目光看来，这无疑是背叛。他要的正是背叛。半个月后，在一间简陋的车站，老人因肺病辞世。
他终于没能走出太远，却兑现了那个长久以来的暗愿：到远方去！他拼尽最后气力做了一生最想做而一直不敢做的事。
一个落日般悲怆而辉煌的句号。
“烈火般的风暴在临终时骤然旋转，他要创造生命而不仅仅是重复生命。”罗曼·罗兰这样评价。
橄榄树忘了何时何地听过那首从海岛飘来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澈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
我想当时自己一定被深深感动了，否则不会把它抄在小本子上。多年后，它居然还留着。
怀念源于逝去。这是一首悼词。尽管她美丽异常。
从何时起，我们成了自己的垃圾场？故园何处？谁毁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田亩？幸福是什么？梦想在哪？
只有天真未凿的远方，只有生息着羊群、草原、流云、飞鸟的远方，才是唯一值得去的地方；只有双脚不停地流浪，才能一步步靠近心中故乡……我想起英国诗人库柏的话：“上帝创造了乡村，而人类创造了城市。”
还有谁好像说过：“乡村有一副灵魂，而城市只有一副面孔。”我开始怀念乡村，并陷入无望的忧伤。
“现代化”缔造了千篇一律的都市，到处是刺眼的玻璃幕墙和钢筋水泥，到处是人的碰撞、推搡、挤压和叫嚷……全是交易，全是有形无形的柜台和兑换，每根神经上都叮满了事务争斗与利益的鸟粪……生活就像一只团团转的发条玩具，脾气越来越坏，簧片越拧越紧，脚爪越忙越乱……人生太忙了，忙得忘了为何生活，忘了生命的真相和细节，一切被偷梁换柱、移花接木。
草原失去了植被，身体失去了心灵。这分明不是我们渴望的那种生活，却又束手无策，还得一溜小跑追上去，否则连杯冷羹都分不到了。
惊人的——可怕的——相似的——生活。
我们成了我们自己的垃圾，自己的垃圾场。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让贪婪成为石油，让饥饿成为粮仓；给挥霍者颁发奖状和权力，刺激、刺激、再刺激——口红刺激嘴唇，香水刺激欲望，悬赏刺激胆量，隐私刺激听力，利润刺激金钱……人们比何时都更接受“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肉体和精神，俨然同父异母的两个孩子，一个锦衣玉食、脑满肠肥，一个饥肠辘辘、衣不蔽体……可悲的是，骄横的父亲压根就不认那个可怜的弃儿。
年代变了，变得飞扬跋扈。生命变了，变得没有灵魂。
古典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唯美主义、君子主义……皆不见了。剩下的是物质主义、权力主义、恶奴主义、泼痞主义、噤声主义、谄媚主义、“人生得意须尽欢”主义……这是一个最缺乏诗意和理想根基的糨糊年代。
现代诉讼
1
近来有本书成了炙手货。一本遗书。
余纯顺徒步独闯西域，终于倒毙在罗布泊无人区。他使我想起了海明威那只被冻僵的豹子。
放弃现代车马，孑然一身，向着茫茫空旷，像一根坚硬的楔子……这究竟要表达一种怎样极端的意志和信念？
我想世人对余纯顺是有误解的。出版商和猎奇者把其行为同“登珠峰”“征南极”混为一族，无疑是糟蹋东西。
我始终觉得，余纯顺乃一位纯粹的理想者，更是诗人气质的生命践行者。他的远行，实际上是刻意出走，呈示着对现代生态圈、对都市流行价值的反驳与疏离，他为生命选择的沿途是荒凉和寂静的空场，这多少像是一种“纠正”——用行为（而非理论或宣言）反击那些由城市欲望所导演的噪音与图像。
为着梦。为着冲动和尊严。
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伟大探险，所谓“人定胜天”纯属荒谬。余纯顺虽不乏坚韧和自信，但其姿态绝非狂徒式的挑衅，不是那种居高临下对自然的轻慢。他要做的不是什么征服，恰恰相反，是朝圣，是投奔和皈依，是对大自然最虔敬的朝圣。这与那些功利的征服表演判然有别，若哗众取宠，那完全用不着拿生命去赴约，凭偷工减料的技巧就够了。
大漠孤烟，空谷足音……完完全全看不到技巧。
一个黑点，一匹从世俗生态的围栏里逃出来的骆驼，像一滴纯净的水珠，冒着被吸干的危险，挪动着、跳跃着、闪烁着——这仿佛一个神性的仪式，一次挺举着火炬般优美脊梁的朝圣。
他填充了一处空白，又留下了更大空白和遗址。伊达·那慕尔说：我将穿越，但永远不会抵达。
2
不久前，我从一本文化杂志上看到：一名叫谢德庆的行为艺术家，台湾人，现“非法”羁留美国（据称，“非法”亦其另一项艺术行为），1981年至1982年，他做了一桩惊人的生存试验，一年内，他拒绝进入任何有遮蔽物的场所，包括房舍、地下通道、洞穴、帐篷、车辆等，风餐露宿，踯躅纽约街头……开始我不以为然，觉得无非又是黑色幽默，又恐自己的严肃落入骗子之手，反被同情一把。后来想着想着，便觉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没那么简单。
它究竟传达了哪些信息呢？
首先，它提出了对“家”的质疑。
谢氏行为最显著的即拒入所有与“房”有染的物质壳体。一般说，在世俗心态中，“家”之概念和其物质载体“住宅”（邮编、街道、单元、户型、面积等）几乎画上了等号。“人—宅—址”，这种契约关系早就被几千年的定居文化给注册了，尤其在现代严格的生存秩序下，更是昭然。若谢氏充分觉出了这一点，那么，他对“房”的拒绝也就演绎成了对世俗之“家”的摒弃。或者说，他压根就不承认那个地理和物质属性的“家”，那个人云亦云的“家”。他的潜台词是：无家可归。
他的露天流浪又为何呢？若非无聊的话，其出路只有一个：寻找真正心灵意义的家！我想，谢氏的行为指向恐怕在这儿。
当然，栖居方式只是他首当其冲的靶环而已，推而广之，使其厌倦和无法忍受的则是整个现代生存体系和价值樊笼……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氏是一个敢于对周围说不——敢于精神造反、敢于破坏社会纪律和集体规约的叛逆者。
可以想见，其行为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他最终也要回到原先的笼子（房子）里去，重复和常人一样的生活。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项诉讼，尽管作为原告，他提供的证据似乎还不够，还无法令人信服，还不足以支持开庭。
其次，它还苟意贬谪了肉体的地位。
现代生活的主特征之一，即强调感官和物欲，不择手段地迎合肉体之需，挖掘肉体潜力，而精神与心灵却遭冷落和放逐……若没有猜错，谢德庆的行为恰恰发轫于此，他要借惩诫肉体——为倍遭虐待的心灵讨回公道！以抗议“物”对人的统治和占有（比如房子对人生的剥削和占有）！他在表现一种忏悔的力量与决心——让我做给你看，昏庸的享乐者们！
他扮演了一个受难者和自虐者的角色。既偏执又光荣。他是阴郁的，也是热烈的。他身上有股生命的火药味。
3
如果说，余纯顺的苦旅，更着意渲染了“人—自然”的美学关系，还尽可能地显现一种暖色追求和骑士理想，那么，谢德庆的行为则尖刻地讽刺了“物”对人的统治，露出一种冷调的绝望和乞丐的诅咒。
前者不乏明亮的抒情，后者带有发泄、颠覆的迹象（令人想到波德莱尔的“毒花”及萨特的“厌恶”）。
他们都借流浪表达了某种抗争，一种吉卜赛式的边走边唱，都在用一个迷惘而苦执的声音究问：
家园何处，乡关何处……1996年12月
（二十八）当死亡被模拟
1
那是怎样的瞬间？
死神的谶符突然跃出了地面，犹若一抹惨白的闪电，照得生灵呆滞无言，一秒、两秒……大地又安泰如初。
一个灿烂的秋日，空气中微凉有棱。
9点钟，铃声响过，我刚离了教室，一个影子颤颤跟上来，“老师……”她欲言又止，一脸的激动与惶恐。“您没觉得，地，地在晃？”我皱眉，茫然地盯着这个奇怪的女生，她耷下头，满脸通红，急急逃跑了。
穿过楼下草坪，我看见鸟儿嬉戏，马蜂追着花朵，紫槿懒懒地吐着红粉……我没觉得什么“地在晃”。40分钟，我一直站着滔滔不绝，加上熬夜的后遗症，神志恍惚，哪顾得上什么脚底。
午饭时，一条爆炸性新闻从当地电台冲了出来：今日8时40分，本市发生里氏3.2级地震，震中位于50公里外的A县。
天哪，地——在晃！我仿佛挨了一闷棍。
如果，不是3.2，而是……想起1976年的唐山、前不久的日本神户……想不下去了。
释迦牟尼有一日问众人：生命迅忽到何等地步？一名弟子道：生命在呼吸之间。
是啊，这就是生命的最大真相。
我欣赏那些生命印象清晰、知觉敏细，又敢于对“安全日子”提出质疑的人。比如那个怯怯地称“地在晃”的女生——她肯定觉得有责任向老师汇报该异常，想到她我便觉得愧疚。想想吧，当时她坐在教室里，突然，脚底颤了一下，又一下……她微微扭头看别人，渴望有人响应，盼着能从伙伴那儿得到点什么。（要知道，她只是从地理课上听说过“地震”，1976年唐山罹难时她还未出生呢）突然脚下又猛烈一颤，一股莫名的恐惧疾电般咬住其神经，她差点要尖叫了，急急掩住口，像《侏罗纪公园》里遭遇恐龙那样。
那是怎样招人怜爱的情景啊，一个孩子，脸色苍白，她不敢断定发生了什么，只隐隐感到身边潜伏着一头怪兽，生活正面临某种凶险……除了惊骇，还有孤独，她要靠自身的意志对抗那莫名恐惧，在那间课堂上，没人能帮她，没人和她在一起。还有自卑，当一份特殊体验得不到承认和支援时，她会沦为大家眼里的荒谬，沦为畸零和异数。在惊诧与怪罪的目光下，她将羞惭地低下头……而我，一个为其信赖的成年人，一个她本想求证和求助之人，又回馈了她什么呢？这个人的麻木和不耐烦曾怎样伤害过她！
2
关于地震的猜测沸沸扬扬，有人发现井水变浑、老鼠搬家，有人目睹大群蛤蟆拥上公路……人们如临大敌，生活像被什么猛然一推，趔趄起来。
平庸的城市被恐怖气氛和种种传闻充斥着，体积一下子变大了。接下的几周里，我发现市民生活有了诸多反常：走路、骑车、踩楼梯、拿东西，人们都变得小心翼翼、轻手轻脚，生怕惊动或冒犯什么似的；许多行业的服务心不在焉，差错不断；商厦、餐厅、影院冷冷清清，楼层越高生意越淡，有的干脆歇了业；相反，大排档、冷饮摊、露天夜市、路边台球和烧烤，皆火爆得不得了；大家的作息也变了，睡得晚、起得早，甚至取消了午休；中小学也调了课程，增加了体育课时和室外活动。
户外一下子冒出那么多人，城市突然拥挤起来。熟人的见面机会大大增加，走在街上，你随时可能撞上一个消失多年的人。
夜总会、洗浴城几乎全关门。街边那些叫“梦露”“小芳”“火玫瑰”的洗头房，也成了真正的空房，平时浓妆艳抹的女孩们，如今素面朝天、神情忧郁，坐在店门口发呆。
当然，意想不到的好事也来了：天蓝了许多，通透了许多，流贯全城的老运河清了许多，呛鼻的腐酸味闻不到了。原因是：十几家化工厂、味精厂、纸浆厂临时停业，给职工暂放假。据说上次地震时，这些企业皆无觉察，让人后怕。
还有更令人鼓舞的：地震以来，本城一向不良的社会风气陡然好转，盗窃、抢劫、斗殴、赌博皆大大减少，“110”出警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过去，我楼下的自行车几乎每周失踪一辆，现在连锁都不用上了；人们之间突然文明起来，菜市场的吵骂不见了，连讨价还价都少了；在单位，上司和颜悦色，同事彬彬有礼；街坊邻居也空前团结，鸡毛蒜皮无人计较，彼此见了嘘寒问暖，车子歪了有人正，孩子摔了有人扶，当你背煤气罐爬楼时，总有只手悄悄送你一程……总之，大家都像换了个人，生活成了另一个样子。
真是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啊！
我忖思，莫非正应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