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大环境下，对我国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历史机遇。他认为，对发展社会主义有利的新事物、新趋向也是一种机遇。如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对我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就是个有利条件。
他还认为，我国与周边国家谁可能走前面，占据有利位置，谁就可能真正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这对我们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机遇。
第二，如何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在邓小平看来，首先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作为事物发展的有利条件，机遇具有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它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没有机遇意识，就不可能认识、把握、利用机遇，就会丧失大好历史机遇。其次，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机遇问题。抓住机遇是为了加快发展，只有从战略高度来把握，才能抓住大的机遇。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来分析问题，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兜圈子。再次，要有科学预见，当机立断，真抓实干。仅仅有了机遇意识，认识到了机遇的重要性还远远不够。还要善于预见机遇，创造机遇。更重要的是干起来，坐而论道，只会清谈误国；犹豫不决，便会痛失良机。第四，既要稳妥，又要敢冒风险。由于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邓小平还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①
三、邓小平机遇思想及其实践是战略机遇期的前奏和先导
邓小平机遇思想及其实践集中体现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机遇思想及其实践不但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大大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为中国21世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奏和先导。
重要战略机遇期必然是主客观因素、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相结合的结果。客观条件具备了，主观认识不到位、不及时，就会丧失大好历史机遇；主观意识到位、机遇意识强烈，而客观条件不具备，战略机遇期也不会形成。必然性主要是指内部因素，是主要方面，但没有偶然性因素的配合，战略机遇期仍不会形成；偶然性更多是指外部因素，它要通过必然性发挥作用，只有偶然性，战略机遇期更不会形成。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机遇思想及其实践虽未完全促成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但是在主客观因素、必然性与偶然性等方面为21世纪中国主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极大作用，成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奏和先导。
首先，在全党、全国形成了强烈的机遇意识，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准备了主观条件。机遇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相对短暂的环境条件，抓住机遇，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古语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急也，而闻者彰。”就是这个道理。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着眼点在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如果发展太慢或停滞不前，就不能说抓住了机遇。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来说，发展速度的快慢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今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不能在未来世界占据一席之地。邓小平的机遇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源于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
邓小平的这种对机遇重要性的认识、对机遇对于中国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作为着眼点的机遇意识影响了全党、全国人民，在全党、全国形成了较强的机遇意识，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准备了主观条件。
其次，在全国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机遇战略，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准备了客观条件。中国的现代化是按“三步走”向前推进的，是一种台阶式的整体渐进方式。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十分重视机遇加快发展，体现出战略渐进和战术加速的统一。他的机遇思想是一种审时度势、通达权变的治国艺术，是一种超常规发展的政治方略，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挥了极富成效的重大作用。
如：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技术的窗口，带动东南沿海的开放；开发浦东新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腾飞；实施“863计划”，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和重庆直辖市，加速落后边疆地区的开放等等，都是邓小平机遇思想在实践中的丰硕成果。
再次，在内外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方面，形成了以如何认识机遇、把握机遇、创造机遇为内容的丰富的方法论思想，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勇于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把握、创造和利用机遇。这说明邓小平在把握机遇、创造机遇方面比较重视内部的必然性方面，因为只有自己内部的条件具备了，才能在外部客观机遇来临时更好地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在重视内部必然性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外部的客观条件对于机遇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特别重要。他多次强调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通过利用外资来活跃国内市场，通过借鉴外国先进的经验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这些都是邓小平通过外部条件把握、创造机遇的经典之笔。
尽管由于特殊原因，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当时没有形成，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邓小平机遇思想及其实践已经吹响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奏，并成为其先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
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机遇思想，抓住每一个历史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我们一定能在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创造更为辉煌的未来。
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特色
张海波一、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1.现代化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是最大的实际。搞现代化，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他针对过去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欲速而不达的严重教训，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解决了搞现代化的出发点问题，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这一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实践表明，这一战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积极发展的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按照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新路。
2.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两种类型的主体性选择，即社会主义主体性与资本主义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最终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选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构成中国现代化主体性的规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即没有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难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地思考。
他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开始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随着新道路的开辟，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以崭新思路，邓小平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中国以往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实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
其一，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只能是走向现代化；其二，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只能是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三，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是统一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是一回事。
中国所选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中国式的现代化，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约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深刻的影响，从而不断改变世界格局，不断促进了人类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3.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
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性的标准和普遍性的规律，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认可和遵循。正因为如此，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中国现代化就是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与扬弃中，逐步融人世界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现代化的推进和与国际的接轨不可能脱离开具体国家的特定社会基础。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共同规律的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基础，着力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标准与普遍规律同中国特定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之间的统一。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内外关系上四个方面的重要论断。
第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世界为中国正确处理现代化的内外关系提供了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第二，封闭导致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三，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理想选择，而且中国如果盲目接受这种模式，就会丧失发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第四，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有三个方面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是科学技术，二是管理方法，三是相当一部分经营形式，如市场经济等。这些方面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工具属性范畴，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用。邓小平在这四个方面的理论突破，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结合中国的实际，邓小平精心设计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第一，全方位性。第二，全面性。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某一方面的开放，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开放。第三，多样性。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邓小平先后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各种开放区域形式。这些开放形式不仅借鉴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经验，而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开放的性质、类型、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创新，中国特色非常明显。第四，区域性。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要实行分区推进的开放战略，即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分区推进，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坚持生产力标准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协调发展的统一。
没有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任何社会都没有资格谈什么优越性，而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巩固和发展的。
在强调经济建设中心地位、基础地位的同时，邓小平十分注意社会主义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邓小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基本观点，又有所创新，形成一系列“两手抓”的思想。
2.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
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这是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小平同志准确的把握这一原理，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检验是否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经济繁荣、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增强，进而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其二，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解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其三，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而能否尽快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为检验现代化建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其四，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三、系统整体的现代化战略
邓小平建构的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多维性。
1.物质系统层面的现代化。
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围绕经济发展这一内容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精神文明的绚丽花朵必须植根和盛开于经济发展的肥田沃土上。虽然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状况同物质生产实践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为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所决定的。邓小平知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现代化占有十分醒目和突出的地位。没有由于生产力的积累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经济财富和丰富的物质文明做基础，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伟大厦就缺乏根基，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是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内容。衡量经济现代化程度有多种指标，其中工业化是一个关键因素。
2.体制系统层面的现代化。
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等各种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定型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现代化是一种民主化、法制化的过程。民主只有在法律的约束和保障下才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