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爱梅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理论成果，它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根据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带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要求，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与科学判断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一）
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经对生产力发展落后的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进行过研究，甚至认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过前提是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
当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历史中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与北美国家，而全部是位于亚洲和东欧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几乎都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分析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具备的条件差之甚远。而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遇到的首要问题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理论上仔细分析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发展问题，才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非常理想主义化的准备在俄国全面实现共产主义的原则。“战时共产主义”的形成，除了战争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俄国共产党人理想主义的产物。
然而，这种理想和设想与俄国极其落后的经济现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它最终导致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与农民的冲突。当国内战争结束时，俄国的农民与党的冲突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不顾许多共产党人的反对，列宁提出了符合俄国现实经济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决定恢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废除的商品货币关系，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在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了将近1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对苏联采取敌对政策，“落后就要挨打”的忧虑不能不使苏联共产党决心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将苏联尽快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要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依靠新经济政策按部就班地缓慢地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显然是基本不可能的。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决定：依靠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垄断，运用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强制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应该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的这一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
其最大的问题是，它过分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否定了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潜力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永远不会枯竭的动力的一切可能性，人民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仅仅是被动地完成来自上级的指标（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这是必要的），因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不能得到充分的涌流。在经过了初期的辉煌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计划经济的潜力逐渐耗尽，其弊端日益显现。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最后都没有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突破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这两大理论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刻影响。这同样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以后，也遇到了苏联东欧国家遇到的经济发展的困难。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显示出危机的迹象，而有的国家（如波兰）危机已经公开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以后普遍遇到严重困难甚至步人危机，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遭遇发展难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虽然曾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它不能在一个长时段中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在理论上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将无法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并将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中遭到失败。
（二）
当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发展遇到极大困难，逐步陷入危机时，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拨乱反正中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新思考。与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进行改革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深入地进行了重新思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邓小平所说的“不是完全清醒”、“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并不是指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包括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根本问题）认识，我们党应该说一直是清醒和清楚的。邓小平说的“不是完全清醒”、“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实际上是指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根本任务和工作中心，这个问题在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个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底应该依靠什么方式，也就是依靠计划还是依靠市场的问题。如果说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党在八大曾经有过正确认识，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后来又发生了认识上的偏差，表现出有时清醒和清楚，有时不清醒不清楚，那么对第二个问题的认识就一直是不清醒不清楚。这毫不奇怪，因为不但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很长时期内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也一直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薄一波曾经说过，我们党的认识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处于这种状况。即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上的这一不清醒不清楚的状况仍然继续存在。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时，在1979年他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历史上显然是一个重大突破，它是后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不断突破已有的理论，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起步点。但这个观点在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被全党接受。在这个时期我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仍然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生不良影响。
邓小平在1985年前后，不断提出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党是不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用什么样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此后，邓小平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在提醒全党根据时代的变化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影响实在是太强人了，直到90年代初，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党内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再次特别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建议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目标采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之后，提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新理论的结果，可以说，正是有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中国才能在苏联解体后，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飞跃。
（三）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取得的新发展，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谈论社会主义？这还是邓小平早就提出的，我们要不断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新理论的每一个具体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对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些观点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表现为，在过去被彻底否定的一些观点，现在我们给予了充分肯定，而过去得到充分肯定的一些观点，我们已经放弃或者进行了否定。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思考时，不但抓住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在对这个重新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共产党人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后，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研究他。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说的，把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当作科学，而不是教义，我们就能够真正领会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所进行的创新的伟大意义，也就能够认识到，这种理论上的创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停留在马克思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具体的结论，将这些具体结论作为衡量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论从科学变成了教义，而这恰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典作家一贯反对的。邓小平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遭遇发展难题时，以理论上的创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遭遇的发展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把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是科学，而不是教义。
认识到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而不是教义，就可以解决从什么出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不断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强调我们不是太清楚。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学习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完全不知道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有什么设想，完全不知道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说过什么。而是提出了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从什么出发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时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当列宁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许多人也难以接受。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实践来谈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一个需要变成最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理论，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将因为时代、国家和环境的不同而具有巨大的差异，如果从书本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那就只能是要求亿万人民群众丰富多彩而又千差万别的实践去适应书本，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社会主义要不断向前发展，就只能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不断对人民群众在实践创造的新的经验进行总结，形成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提出前人没有提出甚至不敢想象的新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从书本出发来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