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完全清楚这个现实和历史，但他没有畏惧改革中的困难，没有害怕改革可能失败的结果。他不仅是改革的发起者，而且也是改革的最坚决、最坚定者。他在改革中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做法和精神，是令世人由衷地折服的。如：改变单一公有制、大胆引进外资、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开放股票市场、以“一国两制”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等等。这些措施和做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给中国人民创造了莫大的利益。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为民，正是他舍身忘我、敢闯、敢冒的动力。一个一正如他自己讲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地爱着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鲜明地突现出来了。
三、邓小平的树民
所谓树民，即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人、主权地位，确立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权力的主体和拥有者，简言之树民就是树民权。树民应当是杰出人物人民性的最高境界。因为：
第一，在人民性问题上如果仅仅只是做到知民和为民以及尊民和亲民等，而缺乏树民的意识，那还只是视民为“臣民”，是“为民作主”和“代民作主”。而树民的观念境界却截然不同，它是视民为主我为仆，是“以民为主”和“由民作主”。
第二，“为民作主”的思维和实践，不仅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能够有，地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和资产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也可以有，“为民作主”的思想意识本身就产生于封建时代、是具有封建色彩的思想观念。而“以民为主”“由民作主”的思想和实践（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才能做到。
第三，在“为民作主”思维下，难免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因为，要能够“为民作主”首先要知民，假如不知民就不可能为民作主。而能不能知民，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可能知民也可能不知民；可能有时候、有的问题上知民，有时候、有的问题上不知民。所以说难免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这是有历史材料证明的。“为民作主”其次要能够为民，假如他失去了为民的思想基础，那么由他来“为民作主”，那肯定是适得其反。任何思想意识都是会变化的，为民思想同样如此。一个掌握了“为民作主”权力的人，可能原来有为民思想，而后来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可能不再为民而为己了；一个人可能原本就缺乏为民的思想基础，只是伪装出为民表现，那么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为民作主”的权力后，必然原形毕露、亵渎手中的权力。这也有许多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可以证明的。所以，只有“以民为主”“由民作主”，真正地致力于树民权，让人民群众自己来运用权力，解决自己的事情，才能真正有效地避免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这样的思想观点和做法，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党的“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观点是一致的。
为什么说树民是邓小平人民性的又一个突出方面呢？
虽然毛泽东早在1945年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历史上一些执政者“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时就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但是，在党执政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时期中，民主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逐渐遭到削弱和破坏，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也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普通群众既无法用民主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应有权利，更无法用民主制度来监督和约束领导者的行为。正是由于没有民主，最终导致中国社会走向了极度动乱。所以，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缺乏民主制度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相比较，邓小平主政后，中国的民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第一，今天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不管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百姓，对民主是怎么回事、民主的重要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人们的民主意识大大的提高了。这是党和国家对民主知识、民主思想大力宣传、教育和民主制度推广的结果。
第二，民主和法制是紧密相联系的。民主制度在法律文本中得以确认和体现，法律制度保证了人们的各方面的民主权利。中国的法制以1982年新宪法的制定为代表，已经日趋走向健全和完善。基本上做到了人们各方面的行为都有法可依。政府工作人员在法律的约束下，随意侵害公民利益的行为大为减少。社会公众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事例已极为普遍。
第三，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基本纳入民主化、法制化轨道。
决定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的公开性，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性，以及程序化等程度大为提高，已经基本克服了人治，实现了依法治国。
第四，社会基层组织的民主也得到了确认和保证。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评议、民主监督等制度，都普遍的建立和得到实际运作。民意的作用和力量大大增强了。
以上这些表现了在邓小平领导下树民的举措和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工学院）
试论邓小平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孙凌雷民本思想的提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尚书》上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就结合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他们所理解的民本思想，比较典型的是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他们所在的立场，他们的民本思想不可避免的画上了封建色彩；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讲：“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后来他还特别提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有其人民性的一面。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高度升华，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表明了这点。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思想，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也都不同程度的展示了民本思想，把人民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是邓小平考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一、始终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最通俗的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知道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只有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下一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低是邓小平考察社会主义前进与否的一个重要的衡器。接着，邓小平提出了影响后来中国发展的三步走计划，率先提出了建设中国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成为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仍然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问题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和关键，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这么一个基数庞大的人群从本质上代表了“人民”这一概念，所以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生活问题。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的富裕实际上也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否、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的提出，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一个升华。
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落脚点。
二、相信人民自己的力量
邓小平非常重视人的作用，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只有团结才能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邓小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群众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现并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把带有时代特色的诸如“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等发明权归之于人民群众。这表明：邓小平相信，人民群众有能力，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和争取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各项任务，就“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认为要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6年11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人民并促使人民团结起来，并且推动人民在坚定的信念的凝聚下创造出能够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新的生产模式，并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
三、做使人民满意的事情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提到“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早日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把人民的利益看作高出一切，当然应当做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其中，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一种高、效生产力，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经过战争的洗礼、“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是稳定，而只有稳定，经济才有发展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的成功示范，我国人民也看到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稳定的国内环境下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无疑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并引起人民的生活产生质的飞跃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腐败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问题。而腐败是反人民的一种违法行为、往往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威胁到党的威信和生存。因此必须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提高我国政治环境的洁净度。邓小平说道：“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惩治腐败，其实就是向民本主义的靠拢。
四、把党建成一个符合人民的意愿的党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思考“执政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重大问题。到了十二大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建党目标，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把党建设成为“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的“左”的提法，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赋予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内容和时代活力，使党的建设方向更加明确。
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然需要体现民心、顺应民意。所以邓小平提到党建问题时，仍然从民本思想出发，要求把党建设成为符合人民意愿的党，并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过程中，起着领导和组织作用，其实质仍然是期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一点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把党建成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人民的意愿的党是邓小平对党建提出的重要课题，也是其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尤其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实质上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符合中国现实和国情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并且上升到政治高度讨论民本问题，正是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体现。
2001年江泽民在河北考察工作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2003年胡锦涛在西柏坡重温毛泽东讲话时指出：“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他们的话从不同层面反映出新时期的民本思想，都强调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时刻和人民心连心，强化一心为民的思想意识。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举起“新发展观”大旗，坚持以人为本，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民为主，处处体现出民本主义思想。
在新时期，我们更应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扬他的民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维护民众的切实利益，坚持求真务实，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作者单位：扬州市委党史办）
邓小平的人本主义思想
王晓敏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而邓小平的人本主义理念则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逻辑起点和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可以说决定邓小平理论价值取向的是邓小平的人本主义理念，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的理念。
一、邓小平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的人本主义理念本质上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邓小平一生不懈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他的一生，时时处处都反映了他以“人民为本”的个人价值取向。
邓小平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开始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党员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为了推翻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为人民翻身解放和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不懈地奋斗着，虽几经挫折，仍矢志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