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叫马奎尔？”心理医生开口问到。欧仁心里纳闷，从见面到现在，这名心理医生始终没有问起过病人的情况。现在他竟然能够准确的说出马奎尔的名字，也许是分局长告诉他。他倒挺热心的。
“我要杀了他！”马奎尔还在重复原来的话。
心理医生突然蹲下身子，仰着头观察马奎尔。继而，他无奈的起身，对欧仁说：“我要进去。我看不见他的眼睛。”
欧仁以为他疯了。“可他是嫌疑犯，他如果攻击你怎么办？”
“如果他被人催眠，那他只会对既定的目标有反应。我要观察他的表情，否则无法下结论。放心吧，出什么事我自己负责。开门！”他像长官似的下命令。
欧仁半信半疑，又无可奈何。他思量了半天，又征询了孔陶的意见。最后，他朝负责监房的警察招招手，让他把门打开。
“咔喳”一声，铁门锁应声而开。心理医生亲自拉开铁门，他只开启了一点，刚好容得下自己的身子。进入监房，他反手轻轻带上监门。他就这么站在门口，背对众人。左手缓慢地将公文包举到腹部的高度，右手似乎在里面翻寻。突然，只听见“砰”的一声，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又是“砰”的一声。
心理医生背靠铁栅栏，朝一边倒下。当他将视线交还众人时，马奎尔斜着身子倒在床上。洁白的床单染上一片红色。
星期三，上午。
萨曼神父的葬礼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下开始。比起安托万神父，参加他葬礼的人数要多了许多。因为随着他一同下葬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些不住在巴黎，一两天前便出发了。艾芬博格站在人群中，默默为神父哀悼。说实在，他没有别人那么悲痛，只为又少了一名渡世的神父而扼腕。
三台棺椁缓缓沉入地下，主持仪式的神父平静的读着悼词。然后，众人逐一抛下鲜花。站在队伍里，艾芬博格听人说队伍最前面的一位老人，是萨曼神父的兄弟，他是专程从法德边境赶来的。
艾芬博格留意着那位老人，六十开外，也是一副苍老的样子。他看了一眼，又多看了一眼。当他匆匆抛下鲜花后，迅速朝那位老人靠近。
“老先生，请接受我的哀悼。”
“谢谢。”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同艾芬博格握手。“您是皮埃尔的朋友？”皮埃尔是萨曼神父的名字。
“我是警察，负责他的案子。”
老人点点头，抿着嘴不知该说什么。
“老先生，您是萨曼神父的兄弟？可是……恕我冒昧……”
老人摆手制止他继续往下说，他先是支走了身边的家人。这才说：“您想问，我们为什么长得不像？”
艾芬博格一阵脸红。在这种场合，质疑死者同家属的关系是极其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老人同萨曼神父的确没有一丝相像的地方。
“他是被领养的。”老人和艾芬博格转向墓地的背面。他们各点了支烟，白雾缭绕。“见过我们的人都会这么问，直到他离开边境去了巴黎。”
“他生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父母都死在柏林轰炸中。他被收养在苏联人办的一所孤儿院里。五几年，有个男人带着几个孩子从东柏林一路逃往法国。皮埃尔是在边境线上被我的父母收留的。据我母亲说，皮埃尔当时病了，虚弱至极，根本不可能再往前走了。”
“那个男人是谁？”
“不知道。”老人说。“成年后，皮埃尔离开我们去了法国，这点我们都没有太多异议。他毕竟不是我父母亲生的，我们不能强迫他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但我们一直认为他应该回到我们的身边，他需要我们的照顾。”
“为什么这么说？”
“他有艾滋病。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患者，但他是病毒携带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八几年以后。那时刚流行艾滋病这个名字。当时，皮埃尔已经在巴黎结婚生子。他在一次身体检查后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只告诉了我，要我替他保密。在电话里，他很痛苦，我听得出来。虽然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可我们胜似亲兄弟。”老人说到动情时，身子不住地颤抖。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
“警察说他们一家是被人谋杀的。我不知道他的死会不会和这有关。”
中午，分局临时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郁的土耳其烤肉味。墨菲给欧仁和孔陶各买了一份三明治。他自己则爱吃土耳其烤肉。房间里，三人加上分局长围绕着那名可怜的小警察。时间分秒流逝，土耳其烤肉的味道越发浓烈。
分局长从一开始便撇清了同整件事的关系。他说这名心理医生并不是自己找来的：他将任务交给值班的小警察，就回家去了。
“我是在黄页上找到的电话。”小警察哭丧着脸。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可谁又会相信呢？随便从黄页上找来一名心理医生，就跑到警察局来杀人。如果真那么巧，他应该去买乐透。
更不可思议的是，小警员指认的电话确有其人。但那位真正的心理医生却在家睡大觉，一个晚上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刺客是怎么得知这一切的呢？有两种可能，一则，分局的电话被人转移了。无论向外拨打什么电话，最终都会被刺客接受。二则，就是这名可怜的警察在撒谎。他串通那名刺客，如今又随便在黄页上找了个心理医生。
总部在一个小时后回复欧仁，嫌疑人资料库里没有相关信息，他没有前科。欧仁失望地挂上电话，他和孔陶互换眼神，先后走出办公室。在混浊的环境里呆了那么长时间，他得换口气。
欧仁自己点了支烟，又递了一支给孔陶。两人都默不做声，大口吸着烟。突然，欧仁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此刻的宁静。
“艾芬博格……”他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孔陶听。“喂？葬礼结束了？……嗯……嗯……什么？艾滋病！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好的，你先回总部，想办法确定一下。”
“出什么事了？”孔陶问到。
欧仁把手机攥得牢牢的，一时没有缓过神来。“艾芬博格在葬礼上遇见了萨曼神父的兄弟。据他说萨曼神父是个孤儿，而且八十年代他便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最早的那批？”
“恐怕是这样。”
孔陶观察着他的表情，试探性地问：“你想到了什么？”
“八十年代便被查出艾滋病，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会不会同系列谋杀案有关？只是……”
“我们没有安托万神父的血液报告。”
欧仁像是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马上又活了过来，兴奋地拨通了电话。“鉴定科？是我。马上给我去找安托万的血液样本，我要知道安托万神父的血液里是否带有艾滋病病毒。尽快给我结果，越快越好。”挂上电话，欧仁却没有放松。他踌躇地原地踱步，巴黎警察总局的资源匮乏是他一直以来的心病。其实，在世界各地，警察系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情报都必须依靠情报部门或者国际刑警的协助。这大大束缚了警察的行动，虽然每年国内案件中并非全都是这类大案要案，可一旦发生了，警察们就陷入了被人束缚住手脚的窘境。
“我们只能求得他的帮助。”孔陶知道他的顾虑，他不想去找G，但有许多事不得不从他的口中获得。G掌握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情报。
欧仁用力碾碎烟头。孔陶说得没错，他只能去求G。一阵冷风吹入他的领子，弄得脖子冷飕飕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奴隶，且是个奴性不退的奴隶。G仿佛是他的主人，平日里从不关心他的死活，但欧仁明白，他离不开G。从保密的通讯录里找出G的号码，他又犹豫了好长一会儿，这才按下通话键。
“比我想象得要晚，亲爱的欧仁。”G和阿道夫不同，他不是阴阳怪气的人。往往，这种人说得话更让人不舒服。
欧仁只觉得背后爬了一排蚂蚁，不自在地耸动脖子。“G，我这里需要你的帮助。请……”最后的“请”说得极不情愿。他就是这么个倔强的老头。其实，欧仁并非将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然而，他又矛盾的要在自认为的敌人面前抬起高傲的头颅。
“请说！”G如今也没了同欧仁较劲的力气。堆积在他的心里，有许多话是不能对欧仁说的。他所领导的，堪为自豪的秘密警察，这段时间竟然连遭羞辱。非但进入法国边境的意大利人至今鸟无音讯，就连原本在掌握的瑞士警卫团也变得神秘莫测。他的部下还是能监控他们在住所的行动，可是，出了住所，这些瑞士佬就像蒸发的水珠，顿时没了踪影。显然，有人在暗中授意他们。如今，以宾虚为首的瑞士警卫团每天都频繁离开住所。至于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没人知道。他甚至开始怀疑，他手下的人是否都是弱智。
“我想要一份关于安托万神父和萨曼神父的详细报告。我不要那些早就知道的东西，我要我不知道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G被闹糊涂了。
“我的人找到萨曼神父的兄弟，据他说神父是一名东德孤儿，童年是在东德度过的。而且，他生前是艾滋病携带者。安托万神父的血液报告我事后会传真一份给你。这两个人身上还有许多未知数，我想更了解他们。”
“你总不会认为安托万神父也是艾滋病携带者，也是东德的孤儿？”
“多一种假设，多一条出路。”欧仁觉得这句话很富哲理。
“拿什么做交换条件。”G很现实，他不想自己的部门处于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