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就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可以说，党的十一大没能完成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彻底完成。
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实际上取代了党的十一大，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邓小平
会议回顾
1.历史背景
十一大前夕，主要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
一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几位主要成员在一年之内相继逝世。这一年的1月、7月和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迷茫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这些巨大的疑问和困惑，弥漫在广大党员心中。
二是趁“文革”得势的“四人帮”被粉碎。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三是出现“两个凡是”的声音。由于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和现实政治需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该文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在“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
四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两个凡是”受到抵制。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纷纷表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年2月和4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对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尽管遇到严重阻碍，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五是邓小平再次复职。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担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总的说来，十一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中国人民是在大悲和大喜中度过的。这一年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一个月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又把人们从连续不断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没有的喜悦。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都期待着召开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彻底实现拨乱反正，引领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2.大会提出的引领中国的新思想及论述
（1）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
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历时4个小时，约3万多字。主要内容是：
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
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第三，重申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与“四人帮”的斗争过程，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2）成就与局限性并存
十一大闭幕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里程碑》的社论，对大会进行了高度评价。但经过历史的沉淀，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十一大是成就与局限性并存。
从成就来看：一是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二是选举出了一个在当时情况下比较合适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选进中央核心领导层，为中国之后的政治走向和步入改革开放打下了组织基础；三是十一大及其一系列其他会议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四是这次大会，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从局限性来看：一是大会没有能够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还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三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形成不顾现有基础而盲目进行新跃进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