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歌舞的心脏是强健的
经中宣部和文化部批准，成立了“文化部《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组长是周巍峙，副组长是侣朋、魏风和乔羽，成员有王熙、王心刚、叶林、卢肃、齐牧冬、吴雪、时乐濛、严良堃、李刚、李瑛、胡果刚、贾作光。由他们构成了大歌舞的心脏。具体的规划、安排、修改方案都从这“心脏”里产生，指挥着大歌舞“人体”正常的运行。
这个心脏部位是强健有力的。
可是，一个反常的有趣的现象却这样告诉我们，这大歌舞领导班子的许多成员，都患有心脏病。副组长以上，则是百分之百。
为大歌舞服务的刘医生将这样一张身体状况表交给了我们：
周巍峙：冠心病，频发室早搏，心律失常，每分钟跳二十下，可能会诱发室颤。
魏风：冠心病，主动脉上有拇指盖大的钙化斑。最近一、二个月中咳嗽，痰血，还发烧。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又发现肺炎，必须住院治疗。
侣朋：冠心病，心脏有收缩期杂音，右束枝传导阻滞。贫血七克，外加糖尿病。
乔羽：冠心病，阵发性心动过速，有时每分钟跳二百多次，持续三、四分钟。血压髙。
有一个时期，电影上经常出现老干部一激动，就一手捂住胸口，犯开了心脏病，多到使观众厌烦的程度。对于艺术上的雷同，确不足取，可从大歌舞领导班子的情况来看，这些电影倒是写出了生活的真实。
可贵之处也许正在这里，这样一批都有心脏病的老干部组成的大歌舞的“心脏”，却显得十分强健，他们没有使大歌舞这个“心脏”，间隙过一次跳动。
有一次，计划表上写定是周巍峙同志传达文件，可他正在友谊医院住院。一个电话打过去，问他来不来，如果不能来，换人传达。他表示准来。向护士长请假时，他象一个会撒谎的小孩，只说外出一个小时，结果，三个小时才打回转。一位副部长，此刻也只得象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头站在“老师”面前，红着脸听凭主治大夫用最重量级的语言能赶得上郎平那“铁榔头”的每一记重扣批评他：
“你这样不遵守住院规定怎么行？都象你这样，我们医院不都放羊了？你知道吗？曹荻秋就是星期天回家，在家里去世的。家里怪医院，可是象这样大的干部，他说有事回家去，医生怎么控制得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周巍峙一副好脾气，一个劲点头，决不还嘴。这回他只低低地说了那么一句，“这样行不？我先把遗嘱写好，特别标明，我出去以后一切后果都由自己负责。”
“那也不行，你既然是个病人，就得服从医生的命令！”主治大夫毫没有转圜的余地。
周巍峙在医院里，被称为“最不守规矩的人”和“最听话的人”。不守规矩是指他千方百计找理由外出，每次都要逾期才归，或者第二天方来；最听话是说他的态度极好，一批评就认错，可是认完错，又重犯，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的循环结果是医生、护士态度的日趋严厉，他也只得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
在大歌舞创作和修改最繁忙的日子里，史大里把分场录象剪接在一起，算作联排，送到医院里来让他看。他看完以后产生了许多设想和看法，就立即两次把编导组长胡果刚同志找来，倾听他对作品修改的意见。然后，他竟把医院变成了他的办公室，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召集了一次领导小组会议，搬椅子、推沙发，闹得满楼道都是响动，医生和护士又跑进来提抗议。
“你不让我出去，我只得在这里开会，要不，你们就准假，我出去开？”
撑仕，医生以为能别住马腿，谁知他的当头炮又打过来了。
他找分场导演商量关键段落的修改……
他找舒铁民讨论《囚徒之歌》的修改……
他审查剧场壁画的草图……
如果住院竟比平时的工作还忙，吃药、打针、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以为是西药不如中药好，就改看中医。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医生按了好一会脉，然后对他说：“你的病又好治又难治！”
“那是怎么回事？”
“要我开方子，只有一个字：推！”
他明白医生的意思了，因而一脸为难，他也开始懂得自己的病治愈之难了。
“医生，推不掉呀！”
“推不掉也得推，起码得推掉大部分。现在有好多人不管事，他也就心宽体胖，你越管得多，更多的事就会加到你的头上来。你这病是过于劳累引发的心脏病，叫做‘疲劳综合症’。不减少工作，吃再多的药也不管用。”
这是洞悉社会又洞悉医道的人的经验之谈，可惜他做不到！
他白天办公、开会，晚上审戏，十一点钟回家，还得看报，批公文，每晚都到下两点左右才能睡觉。他是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的工作丝毫减不掉，他又是大歌舞的领导，千把人的调度、创演，甚至调换一个演员的事都硬是找到他面前来，他就是向观音菩萨去借一千双手，也仍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
他的司机常这样告诉别人：“这老头子呀，这老头子我看是不要命了！”
这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褒奖！
侣朋也许做得更绝，他只要一去看病，医生就要给他开全休假条，至少半个月，还有一个月、两个月的，他全部“贪污”，装进自己兜里了。除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之外，他白天黑夜都钉在大歌舞里。
在他身体状况的低潮中，正是大歌舞合成的高潮，为了不影响中央首长的审査，他一天两次呆在排练场中，充任“总导演”的角色，管演员、管乐队、管舞台，也管灯光效果······喊哑了嗓门，忙晕了头。他有极好的脑力和思维，一切立即要办的，他马上写个条子，交给史大里去办。史大里协助他办了一大摞事，也收入了一大摞纸条。他精明、敏锐、有魄力，从不会丢三落四，如果说有，那就是他忙得常常忘记了吃药。
好象大歌舞有一种引力，把人们都吸引在自己固定的岗位上，使他们废寝忘食，有家不归。其实这引力不是大歌舞发出的，是他们自己那种责任心、那种爱的辐射。
还有一种爱，是领导者对下属的爱。
魏风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一个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老同志。不过，那时他才年仅十三岁。一九四七年，他写了话剧《刘胡兰》为部队的新式整军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那是部队开进到大象的时候，距离刘胡兰的家乡文水很近了。他刚见了报上报道刘胡兰的事迹，向旅长提出要去采访。那时文水正是敌我交错的地区，旅长怕他去有危险，但他再三请求，只得批准，由当地县长画了一个路线图，放他去了。那是刘胡兰被害的几天之后，那把铡刀还扔在场院上，染血的雪还堆积在地。他找刘胡兰的母亲采访了两天，并接受了胡兰子母亲送给她的三件遗物：一盒万金油，一块麻布手绢，还有一枚银戒指。回来以后，他突击了三天三夜，写成了这个大话剧。演出效果是难以想象的强烈。有的战士要往台上扔手榴弹，还有个战士端起刺刀跑上台去，要捅那个“阎匪军官”。那三件遗物当时不知珍重，做了道具，可惜都遗失了。但那句话，那句响档档的话，已被过去和今天的人所牢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主席的题词原来是引用了他剧本中的台词的。后来，他又和其他人合作，把话剧改编成歌剧。
解放以后，他当过总政歌舞团的团长、政委。在艺术上，他是个老内行了。大歌舞中分配他抓行政和后勤，显见与他的兴趣和特长不合。然而，这种用人之短的“反常用兵”，有时也会出现不同寻常的效果，因为艺术需要激情，他把这激情用到做人的工作上了；因为艺术处理需要细腻，他把这细腻的作风用到处理事务中去了。他亲自跑腿，联系煤气罐、联系招待所，常常是不发指令而事必躬亲。只有一次，他也写了条子，那是关于马树铭的病。
当刘医生向他报告，马树铭脚上那块黑斑有些不妙之后，他曾数次催促马树铭快去检查，还帮他在部队机关开了介绍信，介绍小马到三〇一医院去就诊。正巧他得了肺炎，要去住院，他就在住院之前给办公室写了这样一张纸条：“请你们务必督促马树铭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万勿耽误了”，他在“了”字之后连打了三个惊叹号。据说，语法修辞老师讲课，用极数标点符号这样用法是不合规范的。可在这里，却分外看清了这位领导的拳拳之心。后来，他听说马树铭得的是癌症，竟情不自禁流出眼泪来，他还特地买了一兜水果，去医院看望马树铭，这使得马树铭激动不已，“我这一年没有白呆，”马树铭这样说，“我觉得大歌舞里的人比我家的亲人还亲。”
听说，魏风同志在大歌舞里流过两次泪，其中一次就是马树铭之病。
党风之不正，表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官僚作风的滋长，而这种作风有一个特出表现，就是对部下的困难和人民的疾苦的日益冷漠人们称之为“冷漠病”。进城之后，五十、六十年代里，还主动去找群众嘘寒问暖的，如今有些人变得怕群众、躲群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魏风这样的作风就显得难能可贵。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乔羽则又是另一种个性的人物，他诙谐、幽默、善良，是一种“〇型”性格，因此他在镇守大歌舞这期间里，他的宿舍里就每天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有一件事足可以说明他的为人：总政招待所一位司机那天送他到宿舍，看见这位“老爷”（大家都称他为乔老爷，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文，他虽然没有乱点过什么“谱”，但因为是他的本家，也便得先祖之福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忽然灵感顿生，就说：“老爷，我们司机队最近订了一份‘文明出车公约’，你帮我抄一份吧？”乔老爷虽然也日理百机，忙得不可开交，连有人请他为一部作品写序，也压了一年不曾交稿，这次却毫无难色地接受下来。他花了一个中午，替司机写好了，让人家挂在了宿舍里，结果，他这一手书法引起了整个车队的叫好，于是，小苍蝇牵出大象来。“老爷，你再给我们一个房间写一份吧！”他只得好人做到底，普渡众生，有求必应。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革命之歌》剧组里，许多人有了矛盾、有了苦恼、有了困难，都愿意找他来谈一谈，就是什么也不要求解决的人，也愿意到他这里来坐上片刻，看他吃方便面，看他吃泡菜下酒。他为自己打了个比方：“我是一个马捅搋子，谁思想不通，就要我来给他搋几下了。”
平俗的比喻，高雅的思想。
《井冈山会师》一段舞蹈，执行编导是张国瑜，这里面有一段十分优美的《杜鹃花舞》，编导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了朵朵杜鹃在云雾中翩翩起舞，这是花，也是井冈山地区的群众，她们欢呼着武装斗争的初步胜利，欢迎朱、毛队伍的胜利会师。山上山下杜鹃花盛开，远山近岭遍布枪林。
这是这位编导的精心得意之作，但舞美设计组的部分同志却没有觉得得意，他们把意见集中到齐牧冬教授那里，请他在会上提出：井冈山的主要之点是搞武装斗争，现在象什么啦？不爱武装爱红妆了！
张国瑜气得发抖，两人在会上都拍开了桌子。可是，舞蹈家早就被舞蹈这种特定的形式封住了口，不善于讲话了。张国瑜只说出了一句话：“什么红妆武装的。”事后，她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苦心构思有不为人所理解的委屈，她跑到乔羽的房中，大哭了场，声称自己再也不干了。
乔羽只是象哄孩子似地说了几句：“别哭，别哭，我给你弄饭吃。”他马上给张国瑜用“热得快”煮了一碗挂面，打了两个鸡蛋，加了紫菜和香油，端在了她的面前。开始她连面也不吃，最后终于吃了，面下肚了，“气”被替换了出来。
“我以为你要批评我呢，你干吗不批评我？”张国瑜和乔羽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懂得“亲者严，疏者宽”的道理，猜想乔羽一定会借此说她一通。
“乔老爷”却采用了激将法：“你太没有能耐，你一生气就说不出话来，连挖苦人家都不会了。我不是叫你挖苦人，你可以大胆把你所以这样构思的妙处讲出来，可以宣传你的艺术见解。即使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饺子还能冒出气来，你倒好，变成高压锅了。”
张国瑜心平气和地走了，“老爷”帮她拔掉了“限压阀”。
又有一回，崔玉珠同志告状来了。她是延边地区著名的舞蹈家，编过《看水员》、《养猪姑娘》、《分配的喜悦》和《淘米舞》等许多获奖舞蹈。在鲜族自治州，她被人们骄傲地称作“一枝花”，或者是“我们的公主”。一九八三年六、七月份，她参加世界第三届《丝绸之路》音乐会，到日本去了四十天。回来以后，其他编导都早已“对号入座”，她没有了合适的舞蹈可编，只得把她与门文元、黄素嘉分在一个组里，攻关一段《葛州坝》的舞踏。
这是一段表现工人战胜自然的男性舞蹈，正是用她之短，加上编过《丰收歌》的黄素嘉，编过《金山战鼓》的门文元都是部队文工团的编导，艺术观点和工作作风都常常一致。所以，在研究起问题来，崔玉珠往往是“光荣的孤立”，票数是1比2。
她才从日本载誉归来，她那自编自演的《金黄的波浪》，每回演出中都有五、六次热烈的掌声，也许那掌声仍还在脑子里回响着，但现在却突然陷入了这样一个受憋的境地中，她怎能想得通？
她到“乔老爷”宿舍里哭诉来了，她汉话讲得虽然还十分生硬，这回讲出来的却是句警句：“攻关攻关，他们要攻我的关呢！”
“老爷”依然是不急不忙的态度，等她哭诉完了，安慰了几句，把她送出门外，然后，他让人去叫门文元。
“哎呀，门文元，你们怎么啦，这么一个特殊又特殊的少数民族女同志，作为你和黄素嘉，哄也得把她哄笑了，不就是三分钟舞蹈的事吗？”
“我们也是好心，想在艺术上更精益求精些。”门文元想好好解释几句，却只说出这么一句。
“你现在是军队文工团的领导干部，又是个男人，碰上的又是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同志，你们哄也把她哄得高高兴兴的，干吗要这样子？”这已经是“乔老爷”批评人的最重的话了。
“对对对，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门文元回去以后，和黄素嘉一商量，向崔玉珠表示了歉意。很快，这段舞蹈攻关就攻上去了。
乔羽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作政治思想工作，他运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妙语连珠地和别人神聊，首先达到的是相互的亲近、相互的信任，然后不知在什么时机什么地方，再漫不经心地点上一下，使人既高兴又能接受，也许这正是做思想工作的高妙之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副团长陈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民族舞蹈家，她编过许多如《三月三》、《喜送粮》等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舞蹈。她的艺术感觉很好，编导的作品大都带有清新的气息和鲜明的个性，然而都是一个风格委婉、轻巧。在大歌舞里，她担任《海底奇花》一段的编舞，仍然保持着这种风格。但如果谁不理解她的风格，她常常恼火得不行。
也许旁的人指出这一缺点，只需要一席话，管她能不能接受，“奉送”了为止。乔羽同志却用最好的心情，最大的耐性来进行“艺术处理”的。
通过许多次的说笑，闲聊，陈翘发现这位领导既不官僚，态度也不生硬，慢慢地向他靠拢了。最后，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要外出办事，怕吃不上饭，就给乔羽写个纸条：“老爷，请给我中午留饭！”“老爷”觉得时机开始成熟了，就开始轻轻一点，点后即收：“陈翘，你还是个女孩子，只喜欢别人说你好话，别人说你艺术上好你高兴，说你不好你就不高兴。”对于这话，陈翘虽然没有全部听入耳，却也没有反感，“红色风景”显示了风平浪静之态。
到后来，乔羽在陈翘心情大好之时，在一次两人一起吃饭时，“老爷”又说话了：“陈翘，你很厉害，你编了许多好舞，但现在这样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硬梆梆的反问。
乔羽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酒，再把话续下去：“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你还受局限。我认为一个大艺术家，他每天都在企图否定自己，突破自己，不管自觉不自觉的，决不划地为牢。象孙悟空要去采果子了，划一个圈，不许唐僧他们出这个圏，这在艺术的探求上是不行的。这是我对你的一点小小评价。”
陈翘心悦诚服，虽然她吃了一顿极其简单的饭菜，她却觉得进行了一次丰盛的精神会餐。
“乔老爷”有时也自馁，他的大量的宝贵时间都是在闲聊中“浪费”掉了，要是这些时间不聊掉，他可以写出更多的甚至可以传世的作品来。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三千个汉字，被当地老百姓视之为神童，参加革命队伍后又继续长进。用才倾八斗来形容他，似乎太轻太轻。但是，如今呢“唉，人家推举我为废话协会副主席。”他有些感慨系之。
这不是“废话”，也没有“浪费”，当陈翘这样的舞蹈家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的时候，她不会忘记这样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的。因为她是站在若干位“传道受业解惑”者的肩膀之上，才所以成其为巨人的。
歌唱家李谷一，没事时愿意来到乔羽的房间，一谈两个小时。
指挥家陈燮阳，排练劳累之后，愿意来听一听诙谐的笑谈，松懈一下情绪……
有人用诗为他画了一幅像：
生在圣贤乡，应为词坛首。
诙谐出庄严，雄浑寓隽秀。
抽他几根烟，喝上半斤酒。
居中一福晋，天下遍朋友。
人称乔老爷，家住垂杨柳。
他则借桂林之水为自己写照：
桂林水无涛，险滩亦窈窕。
只为山作镜，不计自身豪。
这后两句诗，说尽了他为人处世的品格。
九八三年元旦，为了使家住外地而不能回家的人不至于寂寞，大歌舞办公室专门举行了茶话晚会。魏风、乔羽等领导同志都从家里赶来了。这两位领导扭起了秧歌，叶林用广东客家话唱了一首山歌，六十八岁的时乐濛也不甘落后，唱了一首民歌。这些领导的即兴表演，引得人们哈哈大笑，因此也就乐不思蜀了。
正是这样一些乐而忘倦的领导、没有领导架子的领导、没有官僚之气的领导，把大歌舞的入们凝聚起来了。而爱，是他们的共同出发点。
民族的荣耀与儿童的纯真
在《中国革命之歌》里，有几位来自天南地北的少数民族的演员。他们是延边歌舞团的姜昌善、内蒙歌舞团的巴图、新疆歌舞团的买买提·达吾提、古丽巴哈·斯蒂克和彝族自治州歌舞团的杰克·阿和。当文化部的调函发到他们团里的时候，都表现了同样的光荣和自豪感。能代表自己的民族，把本民族最优秀的舞姿献给大歌舞，献给全国人民，也许早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这兴奋和荣耀又传染给他们的父母和本团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是肩负着那殷切的嘱托赶赴北京的。
他们把大歌舞称之为他们的“光荣之歌”。
杰克的母亲这样告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小杰克得了重病，当时身为公社书记的母亲已被打成走资派，下到了农村。是妈妈背着奄奄一息的小杰克，走了六十多里的山路，送他住进了城市的医院。小杰克急需要输血，又是妈妈撩起臂膀，将血输入孩子的体内，从而救活了他。“祖国就象是母亲一样，杰克，她现在要你去报答了，你就去吧！记住，你是代表百万彝族同胞去的。”
新疆歌舞团经过体制改革，组成了六个承包演出队。古丽巴哈和另外一男一女两名老演员，带着从艺校刚毕业的一批学员，去到了南、北、东疆，演出了两个月共五十余场。她不仅是这个队里，也是团里的挑大梁的主要演员，她要一走，三足鼎立就变成两足，一个队几乎就要垮了。而四十五岁的买买提，“老夫聊发少年狂”，他一人搞了一台歌舞晚会，有单口相声、表演唱、戏剧表演和五个舞蹈。他是戏剧性舞蹈演员，被人称为“新疆的卓别林”。他下乡演出七天，除了把十分之六的收入交给国家外，全队十七人均分了八十五元。有些人的工资才一月五十来块，这八十来块的收入自然不是一笔等闲视之的小款项。所以当买买提收到电报，提出要中断演出赶赴北京的时候，全队几乎是一致的挽留。因为如果说古丽巴哈还是三足鼎立的话，那么买买提纯粹是在唱独脚戏。
“买买提，晚一个月走吧！”
“不行不行，大歌舞是中央交给的任务，上级看得起我买买提，我不能为维吾尔族人民丢脸。”
“再晚十五天行不？七天就是八十五块哪！再演十五场，我们的生活都改善了，组织上高兴，咱们也偷快。”
“谢谢同志们，大歌舞的任务比我们的演出重要得多，我得走，我马上得走。”
就这样，他与古丽巴哈，乘飞机赶赴北京来了。大歌舞只有每天一元的伙食补助，对于工资超过一百元的，还只有八角钱。但他与她，还是觉得这一步棋走对了，非常的对。
年轻的巴图有个志同道合的爱人，他爱人也是本团的主要演员，小两口正处于热恋阶段，对于巴图这一年半载的别离，自然深感寂寞，因而“热线”联系的蒙文信件，也如穿梭般地往来。但那信中很少有绵绵离情、幽幽哀怨，更多的是热情的鼓励。他爱人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巴图：
我和你分开之后，生活是孤独的，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香。可是我觉得你这次去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打心眼里高兴。因此你不管跳什么样的舞蹈，分配什么样的段落，都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学，认真地进入角色。拿出自己的一切精力，投入到大歌舞的排练中去。在平时的学习中，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求教他人；上了台以后，一定要象勇猛的老虎和奔驰的野马一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为自己的民族丢脸。
在和别人往来中，一定要注意言行，和其他民族的同志搞好团结，千万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你这次去那里，有各种各样心情的人看着你。也有非常支持你，为你而髙兴的；也有恨你的人，想看到你的失败。可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真正的朋友们，是非常支持我们，希望我们时刻取得优异成绩，为民族的艺术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也是真诚地希望于你，望你三思！
不要为我担心，要为我放心，我能力浅薄，但我一定要拿出全副精力，一辈子为民族事业努力工作。
保重身体，不要喝酒！
傲登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
对于有着纯真爱情的夫妻来说，妻子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巴图十分激动地看了几遍，而且不折不扣地逐条检查对照了。但有一条，他似乎忘却，就是信尾那“不要喝酒”的嘱咐。那是一九八四年春节之后，这共居一室的四个民族的弟兄先后探家归来，这个带来了新疆的白酒、啤酒，那个带来了延边的泡菜，另一位又带来了四川的辣子，他们又请来了汉族兄弟延安歌舞团来演“伞头”的阎志才、南京军区歌舞团来的曾演过《剑》舞的张玉照。他们为团结干杯，为有幸在大歌舞中相识并建立友谊干杯。巴图也把妻子的嘱咐甩在脑后，开怀畅饮了。“搞好团结”与“不要喝酒”发生了矛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有机动处置之权，他相信在草原上的妻子会谅解于他的。
这五位少数民族的演员，同演一段民族大团结的舞蹈，他们是决心把最好的技艺奉献出来，为大歌舞锦上添花的。姜昌善担负的是朝鲜舞蹈甩帽子舞（即“仓帽舞”）。甩帽，主要是甩帽尖上那根十米长的纸带子，让它象“红绸舞”似地甩动起来，这功夫无险有惊。例如，只要谁一打开剧场的门，刮进来一股风，那轻飘飘的纸带就可能缠到身上，一次辛苦的表演就“砸锅”了。到大歌舞来之后，姜昌善自己觉得一条白带过于单调，就试验用两根，一白一蓝。经过他刻苦练习，居然成功了。崔玉珠挺满意：“挺好！你创新了。”可她又提出，能用两根，可不可以用三根，让色彩更丰富一些。这就不一样了，三根一撒开，小姜还要在甩出的纸圈中跳来跳去，真有点难乎其难，不是左脚踩断了这一根，就是右脚踩断了那一根。为了增加那一缕色彩，他不知愁断了几缕思绪。
他慢慢有了经验，把帽子加重，严格控制三根纸条的扩散面，再把跳跃的步伐跨大一些，成功的机会就增加了。可是，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编导黄石是这段民族大团结舞蹈的执行编导，他的要求就够严的了。可私下里，这几位少数民族的演员对自己要求更严。杰克和巴图对姜昌善说：“你手上的动作太死板了，如果两只手都动起来，效果一定更好。”
这难道是一件易事吗？头戴着两斤半到三斤重的帽子，甩动三拫长带，身子还要灵活地跳来跳去，这已是不易，两只手再做各种舞蹈动作，这是两种极不协调的舞蹈动作的揉合，常常要顾此失彼。
姜昌善并没有被新的难题吓退，他把背着的两只手解放出来，排练场练完了又在宿舍里练。终于，用了大量的汗水，换到了一点小小的进步。
各民族的舞蹈，只有五分多种，小姜这一段甩帽子舞，连一分钟也不到。在广大观众的眼里，他也许只是一闪而过。但这几位少数民族的演员都有这样一个决心：要让他们各自的那一闪，如闪电，照彻观众的眼目，让观众一辈子记在心里。
对大歌舞爱的种子，不仅萌发在成年人的心中，它还在孩子的心里滋长着，长成一株生满绿叶，带着露珠的小树。
在《粉碎“四人帮”》的段落中，有一段表达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舞蹈。那里面也有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一束红光照在平台上屹立着的一组群像，在老人和知识分子的手中，传递着一个女孩儿。她是张志新后代的形象，扮演她的是史大里的女儿张晓华。
六、七岁的张晓华刚从幼儿园里跨出来，进入了小学一年级。她开始参加了一个儿童的集体舞，成为一组儿童的领舞。孩子的兴奋是不会掩藏的，她见到姥姥、邻居的阿姨，总要自豪地说：“我担任国家任务了，邓小平爷爷让我演话剧《中国革命之歌》。”然而，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份的一次审査中，这段舞蹈被否定了。侣朋同志在会上随口说了那么几句：“其他的孩子我不认识，史大里的女儿张晓华，已上小学，气质上开始成熟了，不够天真，假天真。”
妈妈还不理解女儿的自尊心，她竟如实传达：“华华，领导不要你了，说你太大了，假天真。”
孩子马上露出了高傲矜持的反应：“不要就算了呗，不要更好！”仿佛她早就想申请辞职似的。
在编导“白花舞”时，赵宛华对大里说：“我这里缺个儿童演员，大里，你让晓华来得了。”
大里回家之后又如实对女儿说：“华华，赵阿姨叫你去排练呢。”
晓华冷冷地斜了母亲一眼，抿紧的嘴巴构成了向下的括号。
“不去，你们不是把我撤了吗？”
史大里这才发觉孩子对上次的“撤职”还耿耿于怀，心中的创痛还不曾抚平。
“叔叔伯伯们都和你熟了，他们挺想念你的，这次排练，我不让他们说你了。”
她略略象大人一样沉思一下，歪起脑袋来问：“真的吗？”
“真的。”
“哪一天？”
母亲告诉了她一个日期。
临到排练的那一天，史大里才想起忘记通知自己的孩子了。她打电话找到爱人张孚佩，老张说因为放寒假，晓华被姑姑接去玩了。
晓华的姑姑在北京郊区的云岗。
史大里急了，连忙打电话，先是没有找到号码本，后来又几次拨乱了号码。
另一个机子的电话铃响了，“大里，你的电话。”
史大里拿起了电话机，正巧是小姑子打来的。
“晓华让我打电话问问你，是不是她今晚上有排练？”
“是啊是啊，我正急着找她呢！唉，你怎么知道这里电话的？”
“是晓华叫我打的，她说你的电话是6636921转321，如果321不通，就要357，刚才321老是占线”
母亲忘记了的事，女儿一点也没有忘记。
的确，连孩子都知道，这是一项引为光荣的工程，值得铭心刻骨地记忆的。
平凡而普通的“伟人”们
唔，那样热烈，那样忘情，那样融洽无间！这是在哪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在党的“七大”胜利闭幕之际。工农兵和青年学生拥到这里了，跑驴的、玩旱船的、打腰鼓的汇聚到这里来了，领袖也来到人民中间。“伞头”的表演更卖劲了，他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带领着群众来欢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会议的结束。他高唱起《欢庆七大》，群众在和。热烈的气氛与时俱增。周恩来同志和任弼时同志耐不住了，和群众一起扭起了大秧歌；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一旁兴奋交谈着，朱德同志干脆自已夺过鼓锤，挽起衣袖，亲自擂鼓助兴。······
“好！好！”台下有人忘情地喊了起来，他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也许是对延安的生活太熟悉太怀念了，也许，是这几位“特型演员”扮演得太象领袖们了，使他忘却了身在剧场之中，还以为又回到了延安，重返了当年。
余秋里同志伸长了脖颈，忘情地看着；热情为之鼓掌的是坐在他身边的杨尚昆同志。
“象！象！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擦着流不完的热泪，喃喃自语。她叫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夫人。
让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毛、刘、周、朱的同时代人，都感到领袖的形象状若真人，决不是一件易事。造型艺术，在这里显示了强大的魅力。这，大部分得归功于这几位“特型演员”。
古月毛泽东
冯牧同志在一九八三年看了故事影片《四渡赤水》以后，激动不已。特别对毛泽东同志的扮演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专门撰文赞扬说：“……在影片中，我们激动地看到了被塑造得相当真实和生动的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也曾经多次地在银幕和舞台上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但是，我认为，我在影片《四渡赤水》中所看到的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无论在神采还是气质方面，都表现得更为自然、真实，因而也就更能给人以思想艺术上的感染力。”
这一天，“毛泽东”来拜访冯牧同志了，并不是看到了他的赞扬文章，特地来感谢的。一见面，一口一个“老首长”、“老领导”。冯牧一脸的迷惘，坐在那里发愣。太象了，真如毛主席来到了他的身边，使他肃然起敬，可怎么又称呼他“老首长”呢？他与他曾经在哪里相识过？
“啊呀，你不认识了？我就是你抱到马背上行军的那个孩子呀！”
哎呀，是他？原来是他！冯牧想起来了。
南宁解放以后，二野四兵团十三军的文工团就驻扎在南宁。在文工团附近，住着一个从桂林搬迁过来的孤儿院。文工团员们经常到孤儿院里去散步、演出，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愿意来看解放军叔叔、阿姨们排练节目。文工团正需要几个小孩演戏。这帮孩子听说能参军，雀跃着前来报名。他们相中了一个名叫胡敏的女孩子，可这个女孩提出要求，非要带着她的弟弟一道参加不可。冯牧那时是军的文化科长，赶来处理这件事。从他姐姐的叙述里得知，姐弟俩是武汉人，一九四五年日本飞机轰炸武汉市，父亲在逃难途中被炸死了，母亲也在混乱中与儿女失散。小姐弟俩被收容到孤儿院度过了四个春秋，两人相依为命。他不忍心拆开这对姐弟，于是，那个叫胡诗学的小男孩也破例参加了文工团。人小，行军往往跟不上认，又好打瞌睡，有时冯牧就叫他拉着马尾巴走路，有时干脆把他抱到马背上。他在马背上照样睡觉，摇头晃脑象个货郎鼓似的。想不到这个孩子竟改名古月，而且成了一个毛泽东的最优秀的扮演者。
冯牧感慨、兴奋，“没想到哇！怎么能想到呢？”三十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岁月磨砺人，也改变着人。
他在文工团敲木鱼开始，后又爱上了绘画，参加过全国美展，还被吸收为云南省美术协会会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他无所不会。一九七九年，已和冯牧当年的头衔一致他当上了文化科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剧作家胡可同志到昆明军区了解文化工作时，发现长得和毛主席很象，就推荐了他。
“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再学戏行吗？”他有些犹豫。
“扮演毛泽东同志，是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也是桩意义重大的事，你可以大胆试一试。”胡可的话里满是鼓励。
他学画的第一件作品就是画毛主席像，他新的生命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军队给的，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知道这件任务的分量和意义。只是这一步飞跃得太大，他有些不敢想象。
一张生活照，一张造型照，由胡可同志带到了北京。
八一厂电影导演史文炽说：“我接触过四十多个扮演毛主席的，数古月最象。”叶老帅在送来的古月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大红圈儿，魁星点笔，他高中了“头名状元”。一九八〇年，他被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只有形似，还远远不够，必须形神兼备，特别是在感情和气质上都象，很不容易，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
为了这“下一番功夫”，他常常等家人入梦以后，在台灯下研读《星火燎原》、《西行漫记》、《跟随毛主席长征》、《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籍。随着烟灰缸里烟蒂的增加，他的体会也愈来愈深刻。为了减肥，他加班通宵而不吃早点，饭量从一斤二两减到四两。化妆师说，你的牙齿不象，不利于造型。他一咬牙：拔……
然而，还是不象，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次深深的懊悔：
“在拍摄《四渡赤水》之一渡赤水时，一门炮挡在浮桥上，阻碍部队过河。毛主席走到炮前，指挥炮手把炮沉掉。此时敢人的炮弹落在浮桥两侧，战士落水，毛主席与众战士伸手抢救落水者。……
“第一次拍摄，当战士落水时，我正叉着腰，端着一副领袖的‘架式’，未去救护。导演当即提示我：‘救人！你快救人！’我还不理解。停拍后，导演说：‘如果你把这个战士救出来，多么能说明毛主席和战士的感情啊！这比一般地给战士盖被子、问寒问暖要深刻得多。’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失误和不懂得即兴表演。……”
这几年来，古月已在电影《西安事变》、《四渡赤水》，电视剧《塞上烽火》、《父亲》中扮演过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还参加了歌剧《长征》的演出。演技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来到《中国革命之歌》剧组以后，虽然镜头、话语不多，他仍感到必须继续探索。因为大歌舞里主席的三次出场，时间跨度相当大，第一次是“井冈山会师”，毛泽东年仅三十四岁，第二次是“七大”，年纪就五十二岁了，第三次“开国大典”，则是五十六岁。造型、气质、姿态动作各有不同，这是难度之一。难度之二，是舞台与电影的特征区别，他在摸索中体会到：“在大歌舞里扮演领袖，动作得适当夸张一些。既要生活化，不做作，又要和歌、舞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我不是用叉腰、挥手一类动作来表现领袖的远见卓识，而是用审时度势的思索，对敌我双方的周密思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他在探索中前进，他这个孤儿，如今可以在艺术领域里纵马奔驰了。
他表示：“我希望在最能发挥特型演员优势的这个时期里，多拍几部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影片，为后人留下一些艺术上的财富，这是我的心愿。”
王铁成周恩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雨是泪雨，每一位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都象掉了魂一样，这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去世了，中国失去了一个忠魂。
在踊动的人群中，在那白花的海洋里，徜徉着一位胸戴小白花的中年人。他不时停下，倾听那激愤昂扬的讲演，抄录那犀利、辛辣的诗词，他站在花圈前，默默地致哀，悲痛地流泪。他连着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几天，总还觉得没有完全倾诉尽他对总理的哀念。已经有人盯着他了，他全然不觉，任悲哀与愤怒在心头翻滚。回到东四那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的住家里，他情犹未尽，拿出曰记本来，在上面写道：“周总理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民在自己心中为总理建立的丰碑是任何人也推不倒的。……”
他，就是以后的周恩来同志的扮演者王铁成。他正患早期的肝硬化，在极度的悲哀与愤怒里，他的肝火更旺，肝区更痛。每天从天安门前回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望着墙上张贴的总理遗像，他苦苦思索：总理去世了，中国将怎么办？总理去世了，他能再活转来吗？能不能活在舞台上？苏联有扮演列宁和斯大斯的演员，中国行不行？要是自己能扮演总理，那该多好呀！
一个倏忽显现的念头，点亮了他的感情，他的愿望，也使他本人大吃了一惊。在那个烟雨朦胧的季节里，他只得将这一想法隐藏在蒙昽之中，就象一颗种子，埋进土里。那虽然是个自然界的春天，却是社会上的严冬，他渴望这种子能在社会的春天里发芽萌生。
一九七七年元旦之夜，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他又想到了总理，他要用一首小诗，向总理说说自己的知心话。
哀音一年朝暮闻，思念总理泪满身。
悲痛化作无穷力，总理教我学做人。
学总理，演总理的愿望愈加强烈了，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
七月，中国话剧团青艺队准备排练话剧《转折》，这是我国第出塑造周总理形象的戏。导演在全国挑选扮演周总理的演员，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找见。化妆师刘伯玲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有个王铁成，长得很象，气质也不错，不妨让他来化妆试试看。
那时，儿艺、青艺都属于中国话剧团，一个单位，人们自然都知道有个王铁成。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几个团合并时，王铁成因某种原因变成了一个编外队员，长期在临时帮助工作。人们都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演总理的人竟藏匿在本剧团之内。
刘伯玲仔仔细细地给王铁成化妆，渐渐地，化妆师眼圈湿润了。
“怎么，你？”
“没什么，你很象总理，我一见总理的形象，就想哭。行，就这样定了！”
王铁成对着化妆镜细细地端详着、端详着，眼泪也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难道，我的愿望真的要实现了？”他有些不信，他在这样暗暗地问着自己。
排练是紧张而严肃的，七月底下达任务，八月上旬就要联排。对于王铁成来说，这同样是一个“转折”。要在十几天之内，不仅使脸型、身形上象总理，连动作、语言、神色都要酷似总理，对他来说确实太难了。
“唉，光说话这件事就把我难坏了。”他在成功时回忆过去，喜悦里夹着苦涩：“中国字有四声，外国语顶多有个语气就行了。而中国话的方言却大不一样。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淮安方言里二声变一声的多，一声变四声的多，哼念成嗯，知、蚩、诗变成资、雌、思，卷舌音变成平舌音，同志们的‘志’说成‘字’，再加上发音的音色不同，这必须对着周总理的录音一字一句地细抠才行。”
八月，《转折》如期公演了。首演的当天，紧张排练而劳累过度的王铁成正发高烧。他没有畏怯和踌躇，毅然化妆登台。这是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周恩来的形象。
周副主席上场了！观众的情绪立时昂奋起来，不少人从座位上站起，甚至蜂拥到台前。看着日夜思念的周总理，百感交集，恸哭失声。散场了，有些观众还不肯离去，怅怅地望着舞台……后台的工作人员，看着近在咫尺的“周总理”，也同样心潮激涌，泪水滚滚。
一九七八年三月，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生八十周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了六场话剧《报童》。王铁成饰演剧中的周副主席。
为了进一步模仿总理的步伐、姿态、动作，王铁成经常对着镜子练习、体会。他忘却了一切家务，甚至忘却了这个家在这个家里，他有人到中年之后象陆文婷一样的烦恼。
他的独生儿子是一个痴呆！生活上不但不能自理，还离不开大人的照料。他一忙乎，就顾不上家。他那位在八十五中任音乐教员的爱人，就得请事假照顾孩子。时间一长，就被扣除工资，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元，这日子怎么过呢？
有人给他出主意，“干脆你给邓大姐写封信吧！说不定她能帮助你。”
他恼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亏你想得出这个馊主意！”
是哪位多嘴多舌的人告诉了郑大姐？还是善于关怀体贴人的邓大姐主动探听到了消息？有一天，她一个电话打到剧团，指名要找王铁成。
王铁成听出了是邓颖超同志的声音，手颤抖了，泪水吧嗒嗒地往下掉。
“你身体怎么样？”
“大姐，很、很好！”
“你爱人干什么工作？几个孩子？有什么困难？”
“没有，没有困难！”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您放心，都、都够花的了。”
切的困难他全部隐瞒了。他想，只要有邓大姐那几句关心的问话，他就获得了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激励，哪怕身边的困扰再大再多，他也能克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做了一点他希望的应当做的事，他有什么权力，有什么必要，去麻烦日理万机的邓大姐呢？
和周总理具有一样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的邓大姐，是决不会停留在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的工作方法之上的。
不几天，一位解放军战士走进东四演乐胡同一所破平房里。
“这是王铁成同志的家吗？”
王铁成面对这位陌生的军人，疑惑地问：“你是？”
“我是邓颖超同志的警卫员，首长为你的孩子请了个很有名的中医，我是来给你送信的。”
他霎时间变得象他自己的儿子，激动使他痴呆了，愣怔了半天，才喃喃地说道：“谢谢，谢谢邓大姐！”他明白，他儿子的病是先天的，可能永远治不好。但大姐这种真诚的关怀，却使他更加意识到一个演员的责任。
他怎能不用全副的精力和激情来演好自己喜爱而又崇敬的角色呢？
王铁成先后在五个电影：《大河奔流》、《报童》、《李四光》、《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和三个话剧：《转折》、《报童》、《喜歌》里扮演周总理。这些电影和话剧大都得了奖，王铁成成了广大观众都熟悉的演员。来访者、求教者、邀聘者络绎不断。不过他有自知之明：“不是我演技超群，是总理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太高了，只要他的形象一出现，观众就鼓掌，就落泪。我如果认为这掌声全冲着我来的，那我就太无知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王铁成接受了参加大歌舞的任务。他为了在大歌舞中更正确地表现总理的形象，他辞去了已经订好的拍摄电影、电视的合同。自然，他又得让爱人请假来照顾那个痴呆孩子了。他身上还带着药片，因为一紧张劳累，他的肝区就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