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挥了一下，“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她的人品好——您家是爱她的内在，所以并不在乎她被毁的容貌？”
“哎！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选才叔马上起身找自己的水杯。
“嗯。”女记者在本上速写着，一边念出来，“所以，您家八年如一日，照顾她，疼着她，牵挂着她……”
如果单看左脸，柳姨是漂亮的。但右边那张脸，就像是冬天的颜料盒不小心被谁打翻了，几样颜色和灰尘不协调地搅拌在一起。她只有半边脸。
但那会儿她不是这样的。
21岁那年，她的脸还是好好的，差点就结婚了。那个读过中专的男人对她没什么可挑的，她也喜欢他，两人商量去汉口办嫁妆。男的临时有事先走，第二天她再赶过去，路上却遇到了车祸。她算命好的啦，只丢了半边脸。据说同排的那个妇女，脑浆子撞得流了一地。
那个男的起先还来医院陪护，后来知道柳姨的情况，马上就土遁了。有耳朵尖的街坊说，他跑沿海去了，跑得够远的。可怜的柳姨躺在床上，既不知未婚夫负心而逃，也不晓得半边脸不在了。
当然这是瞒不了的。所以，一个半夜，她跑去船闸——跳河了。
她没死成。因为，下夜班的选才叔正好路过船闸，跟着跳进漆黑的河水，把昏厥在河底的她提了出来。
随后发生的事，也是被胜利二路的婆娘们津津乐道的细节——选才叔正给柳姨做人工呼吸。她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抡起手臂，恨恨地扇了他一巴掌。
三天后，这位31岁的县纺织厂临时工，带了一篓子水果，来探望被自己挽救的这个“年轻的生命”。他就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走路像只穿工作服的鸭子。
选才叔人矮，不到一米六，但看上去比实际情况还要矮。因为他是盘腿，一走，膝盖一弯，人又矮去三分。走快了，就像两个钢圈在轮番转轴。
不过，我觉得他的表情很有意思。
后来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词：“似笑非笑”。就是他。
选才叔是哪里人，这个一直到他入赘后，大家都不清楚。
他不是本地人，当然也不可能是城里人。
对这类人，街坊常用称谓是“乡巴佬”。但大家显然对选才很客气，朝他竖起拇指。“啧啧，不得了，你救条命呢！”
他对柳姨有种异乎寻常的关心，而且他对这种缘分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他解释道：“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
所以，这种特殊的感情，也并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
不过，他入赘这事我多少知道点，跟我妈有关。事实上，好几次听到她关切地询问：“有朋友了没？”我就知道，这个喜欢走家串户的媒婆已将他列入了“大名单”。
有一晚，姨婆——也就是柳姨她妈来串门，窸窸窣窣地，还是被我听见了。
姨婆唉声叹气地说：“丢死个人哟。”
妈：“瞎说，丢什么了，命没丢就好。”
姨婆：“闹出这么大丑事，剩个半边脸，以后还怎么找人啰。”
妈低声问：“男方那边推干净了？”
姨婆抑制不住愤懑：“一干二净！吊门栓的！”
妈妈声音很低：“流啦？”
“流了。”姨婆声音更低，“孽障呀。”
“唉，唉。”妈妈重复了好几遍，“……活下来就好。”
姨婆正待起身，妈妈突然按住她，“那个选才——你觉得哪样？”
“他人到是好人，又救过小眉。”姨婆顿了一下，“就是年纪是不是太大了些……”
“哧！你还挑！”我妈很有把握，指向天，“我觉得他俩有缘，它定的！”
“这，人家能答应嘛……”姨婆又犹豫起来。
“包我身上。”我妈起身送客，笃定地说，“我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
第二天，妈妈把选才喊到家里来，笑眯眯地问：“选才，今年31了？”
“是啊。”
“怎么拖到这年纪？是没瞧得上的姑娘？还是……”
“我没离，也没病。”他很诚恳地说，“但我一个乡巴佬，没房，没钱，哪个姑娘看得上我。”
“痴子！”她噗嗤笑了，“嫂子给你说一个，怎么样？”
“那好呀。”选才叔说话时，我瞧得清清楚楚，就是似笑非笑的。
这桩婚事悬念不大，跟柳姨关系也不大。要跟那个叫徐选才的外乡人结婚的，其实是她的老父老母和三姑六婆。这事经过她们几议，就定了。
期间，柳眉的三姑唱了几句反调：“按说不该说人坏话……但他毕竟是外乡人，搞不清底细，也穷……”
她没说完就被姨婆堵住了：“我们家不缺钱。”
“那是那是。”她一脸讪笑，不开腔了。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人品。”妈妈的发言富有深意，也可说一锤定音。因为一直沉默的姨爹发话了。“就这么地吧。”他将手掌一挥，“驴日的，有人要就不错了！”
一个半月后，选才叔上门做了女婿，我们都去喝了喜酒。
我溜到婚房。墙上挂着一张在照相馆精心拍摄的合影：新郎新娘幸福地簇拥在一起，脸贴着脸，那半边脸被恰到好处地遮挡住了。如果只看照片，新郎是很让人妒忌的。
“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被老子遇到！”海棠看了这张照片，失悔地跺着脚，“半边脸算什么，就当抱着钱睡嘛！”
“老鸹嫌猪黑，自己不觉得！”苟三挤兑他，“柳眉嘛，起码还有半边好脸，也不看看个人，满脸都是毁的。”海棠脸上全是麻子。
胜利二路的穷鬼们就喜欢嚼舌头。他们嚼得越兴奋，越说明这件事情往往与他们无关。
不过，事实证明，大伙都错了。
选才叔还真不像他们说的那种“搞一票就闪”。他简直像生下来就是为了来柳家做女婿的，节俭，顾家，能挑大梁。
柳家出资给他赁了一间临街门面，他做炒货，兼卖烟酒副食。比起隔壁几家杂货铺，他的服务态度简直好得一塌糊涂，进门就给你唱个喏，满脸堆着殷勤，进货也勤。他的生意很快就被大伙认可了。
惟一让人不快的就是，他实在太抠了，辎毫必争，理由还多。为这个，他结了不少怨气，海棠就是这样被他得罪的，再也不去他店里。“一分钱零头都舍不下来，狗日的，人啊，真是越有越奸！”
每天一早，选才叔洗漱完毕，就去给柳姨端回早点，再出门开铺。
到了黄昏，打烊回家，一刻也不闲，做饭洗衣，女人的家务他干完了，男人的坏习惯一概没有。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更不打女人——仅这点在胜利二路就很值得敬仰。这里的男人，打牌凶，打女人更凶。他还是街上最先买彩色电视的人，一台15吋的莺歌彩电，专门给她解闷用的。所以，他家并不冷清，一到擦黑，整条街上的老人和伢都往里钻。
柳家上下对选才叔极满意。
除了柳姨。这是我妈说的。她人没死成，心却死了。听起来蛮绕口。“她心里装着一大堆石头子儿。”听上去，选才叔的任务就是，拣那些我根本瞧不见一丝形状的石子儿。
也不晓得他用了啥法子，终于把那些“石子儿”全拣光了。
因为，柳姨也开始有说有笑，成天招角儿抹麻将。黄昏时，两人出门，手款手，很恩爱的样子。
“哇。”整条街的婆娘都嫉妒得不得了，戳着自己男人说，“你看看，看人家选才！”
其实，选才叔一开始并不顺利。
刚结婚那段时间，柳姨不怎么搭理他，也不出屋。他把我叫到铺子里，问柳姨最喜欢什么。
我想了想，糊弄说：“她最喜欢看书了。”
于是他让我领着，去电影院旁边的小巷子租书。我帮他选了一大堆，都是武侠书。
但是，下一次他再去租书就不喊我了。有时看见他抱着书回家，我拈着问：“借的什么书呀？”他把肩头一侧，抱紧书，“不是你看的那种。”
我觉得他在骗我。
那天晚上，姨婆来串门。稍后，妈带着某种兴奋公布了一个信息，“晓得不，选才一直在打地铺。柳眉不让他上床。”她偏着头，很困惑，“这死女子是怎么想的呢？”
第二天，姨婆在我口袋里塞满果脯、花生和酸梅子后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陪柳姨。我小心翼翼，生怕掉了任何一颗。
她在床上用扑克算命。
我记得自己的任务，没话找话：“你的命怎么样？”
“唉，姨的命，不好。”她说，“是姨婆喊你来跟我玩呀？”
“嗯。”我点头，四处打望，“你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其实我们能玩的游戏不多，下军旗，下跳棋，再就是用扑克在床上拖板车。
任何一样游戏，她都玩不到十分钟，玩着玩着就泄气了，“哎呀，你自己玩，我看书。”然后抓本书，仰面躺在床上。她看书最专心了。
我一边嚼着果脯，一边瞧书名，叫《窗外》。
“这书有什么味？”我说，“我介绍你看《射雕英雄传》！”
“看过了。”她懒懒地说。
“那你可以接着看《神雕侠侣》呀！”我恨不得立刻知道杨过被送到全真观后，发生了什么。
“哎呀，你烦不烦。”她的眼睛粘在书页上，“我就喜欢看这个。”
“《窗外》？”我忍不住再次打量书封，“讲什么嘛。”
“爱情呀！”她沉浸在故事里。
“哦，爱情啊！”我夸张地叹了口气。其实我对这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幸福转瞬即逝，姨婆召唤我去房里陪她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故意在门口走来走去，姨婆也不主动叫我。我很失落。
我知道，现在有人替代我陪着她玩了。这个人比我更能干，更会哄人。
比我更失望、更愤懑的是街上的其他男人，动不动就皱起眉头说：“看那副哈巴狗样儿哟。”
他们指的是，选才叔不该给柳姨洗脚。
每个黄昏，选才叔把洗脚盆搬到门口，让柳姨坐在藤椅上，伸出两条腿，下面是桐油脚盆，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艾草香味。他坐小方凳，身着围裙，把两只脚掌搁在膝盖上，一个脚丫一个脚丫地揉搓。
我问选才叔 ：“你为什么要给柳姨洗脚呀？”
他喜气洋洋，“因为给你姨洗脚，叔心里很舒服呀。”
但别人就不这样看了。
“啧啧！这条街上几百年还没出这么一个人物。”每个男人走过去，总忍不住忿忿地嘀咕，“你为么不搬到电影院门口洗脚呀，那里宽敞。”
选才叔去端卤面，海棠也翻个白眼，“帮别人家打长工，还多有滋有味的。”
选才叔挑起面条，胡噜胡噜地吸，用浓重的外地口音说：“有没得味你不晓得，我晓得。”
事实上，什么议论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他们都是胜利二路最模范的夫妻。
当然，如果不是再次救人，选才叔的“感人事迹”也不会超出这条街的范畴。
上个月，选才叔在船闸又救了一个溺水者，是个九岁的男伢——他妈在广播电视报的食堂做工，登门致谢时，还带来一个记者。记者很有心，看看柳姨，又看看选才叔，一阵刨根问底，发现八年前他还救过一个寻短见的女人，现在成了他的婆娘，而且每天给这个只剩半边脸的女人端早饭，梳头洗脚。记者啪啪拍了几张照片，第二天，我们都看到报纸了：《有义：8年前勇救溺水女；有情：与疤面妻相守不离不弃》。
这条街顿时热闹起来了。先是县里的日报记者，接着电视台来了。后来是省报、外省的记者。宣传部还派了个干事专门搞接待——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只晓得大喘气的“大奔头”。
但是，这些记者们写的标题都像是商量好了的，不是“童话爱情”，就是“爱情童话”。
为此，海棠几个见到选材叔，远远就是一声夸张的长叹，“哦——爱情啊！”
可怜的柳姨，躲了几个小时，还被女记者堵到了。
自从在报纸上亮相后，她看见记者就犯晕。但她没躲得过这个执着的女记者，当然，这个胖记者也没提出要采访她，也不拍照，而是亲热地拉着柳姨说家常。没多久，她就把柳姨感染了，还拿出相册给她。她轻轻翻着，一边赞叹，“真美啊……那时。”突然抬眼盯着柳姨，“姐，我看看，看看。”
柳姨疑惑看着她。
“凹凸并不突出，光洁度还行，就是创面稍大……”女记者猛拍大腿，“姐，你这脸完全可以修复啊！”
柳姨的瞳仁都烧红了。
“你可以植皮呀！”女记者提到一个我们都未听过的词。她问：“知道我刚采访的一个人是谁？”
那鬼晓得呀。我也跟着摇头。
“哎呀，就是省里的整容大师李玉连呀，从加拿大归国的。你放心，我帮你联系，我负责——你这张脸，跟以前你没出事前——一模一样地还给你。”她又环顾四周，“看你家也不像缺钱的。”
柳姨像在瑟瑟地发抖，“有，有钱。”
这消息马上就传遍了整条街道。婆婆在门口激动地比划着，“我说么事，我说么事！我就说那灰喜鹊喳喳得心里直犯甜。我没说错吧！”
女记者走了，选才叔两口子却吵架了。这在胜利二路是桩大事件。
晚上，妈劝架回来，说：“选才不太赞成让柳眉去手术。”
“噢？”婆婆霍地从被窝直起腰杆。
“他又不说个为么事。人本来就这样了，还能整得更丑不成？”妈妈补充说，“媳妇整好看不是更好吗？这选才怎么想的，脑壳有包？”
婆婆蜷回被窝，“有包哟。”
柳姨又有了一样新的爱好。她托人买了一对喜鹊——不是土拉吧唧的灰喜鹊，而是一对花花绿绿神气活现的八哥——挂在天井的廊檐下。
选才叔蹲在井边，连笼子都不瞟一眼。
连着几天，整条街上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我也一样。
后来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了——选才叔几天都没在门口洗脚了。没有那股艾草味道，街上的人好像都有点不自在了。
不过么，柳姨变精神多了，就像她养的那两只八哥，逢人就要唧唧咋咋，好像有什么非说不可又绝对说不完的事儿。
大伙互相传，“柳眉要去整形了。”
婆婆拉着海棠来问：“不是要先挫平吧？”
“您说的是抛光哟。”他说，“这是安一张新脸——啪，贴上去。”
“哎呦，我的个姆妈！”她顿时老大一个惊啧。
但是，柳姨没走成。在长途车站，她被选才叔扭回来了。
这晚，胜利二路始终蒙着一层薄薄的阴影，像雾一样。
